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二节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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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洋务运动
30年,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是一个黄金时间。
自1979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中国花了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天我要讲的也是一段有关30年的历史。
对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洋务运动。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述洋务运动的背景及洋务运动的反动方面,如对太平天国、对捻军和回民的镇压活动。
我要讲的是,同样的30年时间,为何洋务运动没有能够救中国。
一、洋务运动简介1、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指1861年至1894年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官员学习西方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的运动。
洋务派官员包括中央的奕䜣和文祥,地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1861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
洋务运动历时35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
洋务运动失败。
(同治中兴、同光新政、自强运动)
2.洋务运动的宗旨
洋务运动是旧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时,中国国内面临着三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和西北回民的起义。
对外,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了圆明园。
皇帝外逃。
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官员苦思解决这种困境的对策。
他们的结论是,要想救中国,就需要“求强”和“求富”。
见ppt.
这种“求强”和“求富”的观念既是洋务派官员解决当时困境的产物,也是他们在洋务事业实践中被迫作出的选择。
二、洋务运动的实践
洋务派的努力首先是从求强开始的,求强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制造自己的军火弹药。
1.创办军事工业
如安庆内军械所(1861曾),金陵机器局(1865李),江南制造总局(1865李),福州船政局(1866左),天津机器局(1866崇厚),湖北枪炮局(1889张之洞)等。
这些军事企业都是采用机制生产,雇佣了工人,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但它们是官办的。
军事企业还是封建性质的。
它们为清朝军队的进代化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
本来,清军,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兴趣的湘军、淮军装备落后,被一些学者称为“叫花子兵”。
士兵们头上缠着布,用的是大刀和长矛。
这些军事工业出现后,士兵的装得到了改善,配备了步枪和迫击炮。
从1870到1900年期间,这批新式的军队充当了国防军的主力。
典型的战争有镇南关大捷。
再比如,吉林机器局作用主要是充实边防抵制沙俄俊略。
在局限性方面,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中,除了一些强派,如左宗棠,更多的洋务派人士对外国侵略者抱持一种的态度。
如李鸿章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过建设这些军队,形成一种猛虎在山之势,起到一种吓唬、威慑效应,让外国侵略者不敢轻易进犯中国,以赢取国内建设的时间。
要造机制,不能光有军事工业,还要有造机器,懂制作机器原理的人。
为了准备这些人才,洋务派开始在国
内兴办新式学堂、翻译馆来了解制造机器的原理、西方的法律书籍并并在本土培养人才。
2、兴办新式学堂
外语学堂1862年京师同文馆,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所谓“广方言”,就是推广方言的意思。
清政府把外国语当作“方言”,显然是有点老大自居的傲慢。
因为地处沿海和接触外部世界的前沿,广方言馆适应上海的社会状况,有着良好的西学环境,生源充足,教学质量较好,学生的社会反应也很好,对上海形成良好的学习外语的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军事学堂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
工艺学堂,1879年天津电报学堂1882上海电报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
3.翻译西方科技、法律书籍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翻译自然科学为主。
京师同文馆,今北大外语系的前身,翻译了《万国公法》。
中国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
由于兴办了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方书籍,中国很快就能仿制出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
如江南制造局1867年建成后,很快就开始仿造前装步骑枪,后来又仿制成后膛枪。
1874年仿制成功新式前装炮,1889年仿制成功大型后装炮。
就是比较先进的自动火器中国也能很快进行仿造。
如1884年马克沁机枪问世后,金陵制造局在1888年仿制成功。
1888年德国发明的七九毛瑟枪,1893年湖北枪炮厂即仿造出来。
1890年中国还仿制成功五连发枪和120毫米阿姆斯特朗式快炮。
无烟火药中国也很快研制成功,从而使中国火药的生产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新式学堂和翻译馆只能满足一时所需。
“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途”。
4.派遣留美、留欧学生
1872—1875年派出4批留美幼童120名,
1881年撤回。
1875—1894派出3批留欧学生,学习造船、驾驶。
到1874年时,日本侵略了台湾,洋务派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开始建立海军。
5.建立海军
1875年筹建北洋水师,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海军衙门开始的计划很庞大,要设立四支舰队,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广东舰队,福建舰队,后来,由于没钱,就集中力量搞了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有25艘军舰,有两艘大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买自德国,排水量7335吨,建立了两个海军基地,一个在旅顺,一个在威海卫,两个海军衙门,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世界第8,亚洲第1的舰队,到1895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在办理海军期间,清政府内发生了“海防”与“边防”大讨论。
清政府把800万两的国库收入分成两半。
四百万两用于“边防”,四百万两用于“海防”。
海军南洋、北洋各二百万两。
这些钱买个军舰都不够,买个镇远舰都要6、7百万两。
另一方面,洋务派看到外国的商品在中国能赚钱,所以,也想以民用企业来赚钱,按照李鸿章的说法,以稍分洋商之利。
洋务派因此开始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6.设立民用企业
事实上,在这之前,洋务派已经建立了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1872,李)。
除了要稍分洋商之利外,轮船招商局主要为了夺回近海内河航运权这一政治目的。
“海防”和“边防”大讨论之后,洋务派加快了建立民用企业的步伐。
上海机器织布局(1879,李),兰州制呢局(1878,左),开平矿务局(1877,李),天津电报总局(1880,李),唐山胥格庄铁路(1881,李),汉阳铁厂(1890,张)等。
这些民用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抵制,但又有妥协和勾结,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在抵制方面,如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与外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轮船招商局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
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使招商局转亏为盈。
结果旗昌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分别为1877、1883、1889)签订“齐价合同”。
但与外国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妥协和勾结。
这些民用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促进,尤其是那些民用企业的建立,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但也有阻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软弱。
这种阻碍体现于洋务派官员的垄断思想,如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机器织布局之后,他说,十年之内不准民间再办纺织厂。
而且,一些商人投资到洋务企业了,都被那些官僚给贪污了。
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很软弱。
三、为什么洋务运动没有能救中国?
◇外国侵略者的压制破坏,不愿意中国真正富强。
一些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民用企业,自己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任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 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
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限制。
◇洋务派本身的封建性、买办性和腐败作风。
那些官督商办企业很像一个封建衙门。
企业里督办、总办、会办、帮办一大堆。
这些人光拿钱,不管事。
封建官僚习气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复旦大学汪熙教授1979年指出了,官督商办企业买办性的三种表现,如“重用洋员”、“借洋债”和“依靠买办”。
轮船招商局所借洋债并非仅属高利贷性质。
1885年招商局向汇丰银行借款的条件非常苛刻性,要求重用洋员。
尽管有些企业根本未用洋员,但有些企业的洋员不仅控制了企业技术大权,而且还控制了企业行政管理大权。
◇封建顽固派的反对、阻挠。
以湘军为代表的“湖南帮”和以淮军为代表的“安徽帮”在“太平天国”以后的猛然崛起,导致了清朝政治的极大变数。
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
曾国藩的好友、《湘军志》王闿运就要求曾国藩当皇帝。
而类似,据说,洋抢队的首领戈登第二次来华时,送给李鸿章两件礼物,一件是宝剑,一件是拐杖,让李鸿章自己选。
戈登的意图,拿宝剑就是当皇帝,拿拐杖就是当元老。
戈登想劝李鸿章当中国的华盛顿,自己想当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拉法耶特。
但最终李鸿章选择了拐杖。
这种情形增强了以慈喜为代表的当权派的担心。
曾左李等人的封建性使他们不敢变革封建制度,不敢从根本上、制度上解决中国的病症。
所以李鸿章有个感觉,我赶不上西方列强,但是我要养,养北洋军队,要养这个,我养了,养成猛虎在山就吓唬人。
吓唬人,我要保持我二十年,国内争取一个和平的建设时间。
西太后不得不防洋务派。
为此,西太后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洋务派官员。
这些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每一个学西方的政策都采取了抵制态度。
,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封疆大吏的行动。
分化曾、左、李,利用“海防”、“塞防”之争,拉拢湘、淮军旧将,效忠于西太后个人。
种种伎俩,无所不用其极,这就使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束手束脚,不能放手大干。
◇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局限。
洋务运动有一个指导思想,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简称“中体西用”。
意思简单来说,也就是用西方的
武器、军事和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统治机器和封建思想。
尽管洋务运动的“西学为用”打破了顽固守旧派要恪守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和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观念,但又没能突破封建体制的束缚。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吴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官场油滑了一辈子的李鸿章,赋闲在北京贤良寺住所,门庭冷落,不胜寂寞。
眼见“中兴”大业无可挽回,他这才叹出了心头抑郁了三十多年的长气,愤懑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结果甲午海战,一日而败,“中兴之师”被证明是一只“纸老虎”,李鸿章再也不能粉饰下去,只能承认自己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
在没有寻求政治制度根本变革的情况,洋务派的努力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