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摘要：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个性的朝代，它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封建统治，体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隔阂。贪污腐败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在明朝出现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今天对这些特点的再次认定和研究，对于当今的反腐惩贪工作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朝；贪污现象；原因；

明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把明朝定义为“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1]（P177），因为明朝在前期曾出现过积极的海外行动即郑和下西洋，但至明中期以后便以防御为主，闭关自保，“内向”的将自己于其他国家隔离，成为一个黄先生口中的“由自然经济绝对统治”的“非竞争性国家”。经济决定政治，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必然决定了政治上的专制。所以，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全面的专制制度、开创了特务制度的先河，在吏治方面，明朝自朱元璋的“治乱世用重典”开始，历代君主都重视吏治整顿；但即使有重刑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也未能刹住贪污腐败之风。明朝的贪污现象具有典型性，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朝监察制度的失效

明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其“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了历朝历代，堪称中国之最。”这一套监察制度出自朱元璋，他首先废除了元时的御史台，设都察院。在其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令其“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4]（P1179-1180）其次，在地方实行御史巡按制度，设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对各地方的吏政、治安、水利、风俗、民隐等进行考察，保护地方安全；此外，还建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以此来监察吏、户、刑、兵、工、礼六部；建立了一个由皇帝人为掌控的全面而系统的监察机构。

但是，即使在朱元璋凭借个人威信与重刑统治明王朝时，也出现了有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而在若干年后的明神宗时期，连赈灾的银子、修筑工程的款项都成了贪污的对象，对整个国家百姓造成了重大而恶劣影响。

在《明史》卷二三四《曹学程传》中说道：“御史王麟趾劾湖广巡抚秦燿结政府状，谪徐沟丞。（御史郭）实复劾（秦）燿，燿乃罢。比去任侵赃赎银巨万，为衡州同知沈铁所发，下吏戍边。故事，抚按赃赎率贮州县为公费。自（秦）燿至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润败，自是率预灭其籍，无可稽矣。”

[4]（P797）在此提到的李采菲是巡抚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沈汝梁为巡视下江御史，祝大舟为江西巡按，这些代天子巡狩的钦差们纷纷落马，说明了由人掌控的监察制度是不可靠的。

(二)、明朝官吏贪污不被监督惩罚与其君臣关系的疏密有重大联系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在权钱面前更注重的是权而非钱。这一思想就使皇帝对某些事、对某些贪钱不贪权的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现象在后来的清朝更为明显。吴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一书中也曾言到：“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

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7]（P9）

明朝的贪污与明朝君臣的博弈是分不开的。明朝的君臣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开始就充满了斗争的意味。起初，农民皇帝朱元璋受尽官府的打击压榨，终于一跃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时，对那些俯首于他的臣子们产生了不满和敌意。

吴思先生在他的《隐蔽的秩序》中曾经对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作出一番比对：“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名义工资……折合下来是每月11780元。正司局级每年名义工资……月薪……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5]（P71-73）作者在后面提到过这只是名义工资，但明朝的“工资”不以银两发放，而是以实物发放。因此，常常会出现不能全额领到米粮，而是以其他如布匹、胡椒和苏木等等形式发放，而这些东西的折算率就远不如大米，而再加上这里那里的费用消耗，县官的月工资只能保障在1000元左右。因此就出现了官员们的生计问题。

因此在明朝，最初是帝王统治臣子。洪武年间，臣子只能服从执行皇帝的命令而不可以有其他想法，这从朱元璋设立厂卫制度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称帝之后，鉴于以往的失误，改革了军事和政治机关，但是改革这些机关容易，如何才能保证他们忠心耿耿呢？就算他们忠心耿耿，万一有紧急情况的话，又如何保证传达到自己耳朵里的是真实准确的呢？为此朱元璋设立了两套机构，一套是督察院，另一套是锦衣卫和检校。”[8]（P35）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两大力量，帝王与臣子不和，在这个王朝一开始就种下了祸根；一直被皇帝钳制住的官员们到了适当的时机便会反过来制衡君主的权力。如在明朝中后期的万历一朝、隆庆一朝等等，皇帝与官员是相互对立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朝臣们逐渐扭转了局势，取得了主动。

明神宗朱翊钧时期的君臣关系就反映了上述现象。万历皇帝幼年即位，受到张居正的辅佐，但随着张居正的死亡和其“罪行”的被揭露，万历皇帝的观念受到了刺激，从而使这个帝王变得更加的偏激、消极。他对朝廷上的事不闻不问，甚至长期不上朝，而在与臣子们就“传统问题”（立嗣）的斗争中屡次败下阵来，更加重了万历帝对自己朝臣的憎恶，于是君臣关系愈发的尖锐化。这样一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两大主角帝王与臣子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隔阂，而皇帝自身所特有的封闭性使得他与朝臣相脱离，成了一个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孤立的皇帝，而以“传统”来压制帝权的臣工取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因而官官相护、贪污之风日盛。

(三)、物质条件的优越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架起了明代滋生贪污的温床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之一”。“一个时代的饮食文化，……反映了该时代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水平，……”[9]（P62）我们知道，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大力倡导节俭，上行下效，各地竞尚俭约，其中以江西为甚。陆容《菽园杂记》中叙述说“……如吃饭，先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斋打底’。馔品好买猪杂脏，名曰‘狗静坐’，以其无可遗也。劝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饰之，中惟时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孙果盒’。献神牲品，赁于食店，献毕还之，名曰‘人没分’。……”[9]（P62）而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产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风气也随之一变，出现了大吃大喝，竞相攀比的情况。

吃喝从仪式程序到种类花样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提到：“明英宗正统年间请客吃饭，‘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肴止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