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女性意识的演变。

内容提要：女性文学不单纯指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创作实践, 也并非仅仅体现为细腻、委婉等外部风格, 而更重要的在于女性文学应该从女性的角度提出女界人生, 女性世界的特有问题, 从女性意识在文本中复归的轨迹中, 探寻妇女解放的本质意义。

关键词：当代女性文学：女性意识：主体精神：女性生命经验
一
当代女性文学特指由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有关女性生活的作品。

这些作品深入到女性世界的深层, 探求着女界人生、女性意识, 寻觅着妇女解放的真谛。

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斗争胜利、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的。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妇女的地位和权力, 中国妇女享有世界范围内较高程度的解放: 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妇女的这种进步的社会形式与人们女性意识之间仍存在着矛盾。

一方面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顽固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 另一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 由于过分强调男女平等, 结果导致“男女同等”, 人为地抹杀了两性之间的生理区别与差异, 致使女性的性别认同发生错位, 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成为不具备丰富的人性内容的“中性人”。

这实际上仍是以男性的生存方式作为价值参照, 把女性消解在男性为本的国家政治中。

新时期到来后, 作家们终于可以摆脱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将文学创作向人的本体和文学本体复归。

伴随着时代的巨大变革, 文学的首要任务, 是给从十年内乱过来的饱受创伤的人以心灵的慰藉, 肯定人的价值, 呼唤人的尊严。

在此女作家以女性的视角为切入点表达对于人的关怀。

舒婷在《致橡树》中, 既否定了将女性定义在被动的位置上, 像“攀援的冰霄花”, 或“痴情的鸟”; 也否定了将女性抽象化为空洞的政治符号。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诗人在此将男性比喻为充溢着阳刚之美的“橡树”, 女性则为富有阴柔之美的“木棉”。

尽管二者各具特性, 但作为“树”本质上绝无高低主次之分。

男女之间的关系亦如此。

作者在吟咏爱情的诗句中, 蕴涵了80 年代文学的审美理想: 从女性自我发现、自我体认, 最后达到人格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如果说舒婷80 年代的诗歌创作更多地带有新时期的人文精神, 她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观照是包含在对“人”的理性判断之中的话, 那么鲜明地确立女性的性别意识, 从女性所处的文化环境, 现实生活中, 表达出女性对自身位置的审视与困惑, 则是从张洁、张辛欣等人开始的。

张洁在《方舟》的篇首即不无忧虑地写道:“你将格外不幸, 因为你是女人。

”随之而来她以残酷而真实的笔触, 展示了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 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曹荆华、柳泉、梁倩三位知识女性, 皆为感情充沛、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 只是因为不能或不愿被丈夫视为保姆、花瓶、生育工具, 而遭受婚姻的挫折。

这些在事业上充满追求、个性坚强的女人, 组成三人相依的“寡妇俱乐部”, 试图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但却应了“寡妇门前是非多”的那句俗语, 那些各有所图而达不到目的的男人的刁难、报复, 那些左邻右舍的流言蜚语, 使她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方舟》表达了作家对女性现实处境的清醒认识及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

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则表现了现代女性在情爱与事业间的冲突。

小说中那个重视人格独立, 渴望事业成功的女售票员, 在艰难的生活中顽强地拼闯。

生活在磨练了她的意志,给了她坚强与自信的同时, 却使他失去了女人的细腻与温柔,“雄性”化的性格使其失落爱情。

作者借售货员的口叹息道:“上帝把我造成女人, 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 我常常宁愿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 为了生存, 为了往前闯, 不知不觉变成这样。

”作家通过对妇女生
活境遇和心灵历程的细腻剖析, 颠覆了“男女平等”的神话, 揭示出女性失落自我的生存状态。

这一时期, 文本中的女性意识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复苏的状态, 是一种复归进程中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思索与探究, 是在现有道德规范、生存模式中对女性生存意义的质疑。

二
王安忆、铁凝等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 来透视父权制历史中女性的生存真实境遇, 对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命运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与挑战。

铁凝在《玫瑰门》中, 讲述了一个在中国父权制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 妇女“宿命”式的人生悲剧, 向人们展示了封建礼教是如何与人性中的卑劣因素叠合在一起, 将人性异化。

司漪纹年轻时曾是那么单纯, 那么美丽, 但当她唯一的生存通道——婚姻, 被堵死之后, 她便找不到人生的任何出路了。

她爱而不能得, 与初恋情人失之交臂, 恨而不能及, 新婚丈夫在初婚之夜抛弃她离家而去。

她仍要在这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封建家庭中生存下去,“报复”便成为自我保护的唯一手段。

她不顾廉耻地活着, 活得那么卑鄙而顽强, 为了左右公公, 控制媳妇, 她不惜以色相勾公公, 有意在公公床前“露阴”。

对媳妇、孙女无时无刻不进行跟踪、监视, 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意“表现”, 在街道谋得一点权力, 以便在家庭中维护自己的地位。

这种被男性秩序拒绝的经历使司漪文从“受虐”走向“虐人”。

铁凝通过对笔下人物命运的深刻描写, 揭示出在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及文化阴影中挣扎的女性真实的状况。

在男性社会中, 女性以“非主体”的形象被写入历史, 从媳到婆, 从婢女到疯女的人生轨迹, 似乎才是女性命定的归宿。

王安忆也是颇具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

她的“三恋”鲜明地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细腻地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文化心理及生命情感, 赋予了女界人生新的认识价值。

尤其是《小城之恋》, 作者进入了男性话语无法进入的领域, 第一次展露了女作家对于性表达的自由观念, 从性爱这个角度, 显示出女性作为生理上的女人与文化中的女人既相重叠、又相抵触的矛盾状态。

《小城之恋》的女主人公“她”, 不漂亮, 又显得有些笨拙、憨厚, 但她在遭遇情爱过程中, 所体味到的心理感受, 却并不比任何人逊色。

情窦初开的女性意识, 异性相吸的朦胧神秘, 为了吸引对方的自我折磨, 彼此佯装仇视的漫骂渲泄,“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叫爱情, 只知道互相无法克制的需要。

”(小说语, 后同) 她终于偷情了, 堕入了情欲的深渊。

她每天拖着幸福的疲乏, 像幽灵似地在黑暗中摸回自己的宿舍, 又必须将这幸福牢牢地圈在心里, 不可泄露一点一滴。

然而粗笨而又无太多文化的“她”, 知道自己的纵欲偷欢是有“罪孽”的, 她觉得了自己的脏, 觉得了自己的无耻, 尤其是当偷情之后, 回到剧团, 听到琴声, 就更觉着自己身上洗涮不尽的污迹, 以至当看到别人谈恋爱的时候, 感到自卑,“因为自己过早地掉入了泥潭, 不够格似的。

”但“这罪孽是那样有趣, 那样吸引人, 不可抗拒。

”贪欲与自责交织在一起, 她不能承载了, 甚至以一种异化的行为来抵抗, 想以死来逃避。

她一天不见自己异性伴侣就要发疯似地寻找, 找到了就拼命地撕打,直到鲜血滴下来, 流到胸口上, 才感到一丝轻松。

她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 王安忆的高明之处, 正是在于“揭示出根植于人类生物本能中的性爱力, 在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关系里生存, 并身不由己地为社会所修正为文化训练的事实。

”①《女性阅读期待》1998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王绯著 P29页
《小城之恋》的女主人公“她”, 最终在母性的皈依中, 升华了自己曾经堕落的灵魂。

在王安忆看来, 由于母性的皈依, 使女人在“人类的人格”的许多方面超越了男性。

当被性欲折磨得欲生不能, 求死不得的“她”发现自己的腹中已孕育着生命, 便“好奇得不得了”, 从这一刻起她恢复了自信,“非常地平静, 心里清净如水, 那一团情欲的火焰似乎被这小小的生命吸收了, 扑灭了。

”她怕他会伤害这生命, 躲着他, 不承认是他的孩子, 甚至愿承受这小生命出生
后将会给她带来的一切苦果, 冒着被开除公职的风险, 保卫着这小生命。

最终一对双胞胎儿女降生了, 让她感受到了生命赋予她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借着母性特有的无私的力量, 她那么自然地升入超人格性的意识境界, 当孩子叫她“妈妈、妈妈! ”她感到自己比任何时侯都“更干净、更纯洁”。

王安忆的小说直接将笔触伸向女性生命本体, 这种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小说的出现比作品本身更有意义。

因为它标志着女性文学创作经历了由“人”到“女人”的转变。

三
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认为:现代社会既是“菲勒斯中心”社会, 又是“逻各斯中心”社会。

这就是说, 这个被词语所命名、定义从而获得某种稳定意义的世界, 无可辩驳地由男性来掌握、操纵。

西方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娃在她的名篇《第二性》中曾说“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有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 从而失去了对这个领域的思考能力。

这个领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经验。

”究竟如何摆脱和逃离男性话语的遮蔽, 展示瑰丽多姿的女性生活经验, 90 年代一批富于探索精神的年轻作家, 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 以令人敬佩的自我解剖、自我肉体撕裂的勇气,将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凸现、放大, 从极端个人化的角度切入叙事, 从而构成对男性权威话语的消解, 企求建立真正意义的女性写作。

陈染是被评论家称为“行走在精神的刀刃上”的作家, 她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无处告别》等作品, 都将人物放置于两性冲突——女人与男人、与女人间的情感涡漩中, 来抒写女性那部分被公共话语所压抑的私人情感与生命经验。

陈染小说中的主人公肖蒙(《与往事干杯》)、倪拗拗(《私人生活》)、黛二(《无处告别》) 无一不生长在一种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

她们的父亲, 家庭中唯一的男性, 在家庭这个小圈子内, 卸去了伪装, 褪去了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具有的道德、伦理品行, 将“菲勒斯中心”文化赋予他们的优越感, 异化为粗暴、蛮横、武断、刚愎自用等行为, 毫无掩饰地施加于他认为属于自己的女人们。

在这样的家庭中, 与女儿相依为命的必然是母亲, 而承受着失去丈夫的孤独和婚姻失败的母亲, 又将她那压抑的情感转化为对女儿加倍的关爱与控制, 衍变为对女儿窥视与反窥视、控制与反控制的日日夜夜。

这样一来, 恋父?弑父情结, 恋母?仇母情结成为陈染小说主人公最主要的心理情绪。

倪拗拗如同着魔一般、不可控制地拿剪刀绞坏了父亲崭新的毛料裤子, 体现出女儿对父亲的报复。

但在这一行为背后, 却隐蔽着女儿爱恨交织、难以言表的心理矛盾。

她一面希望这个高大威武的男人尽快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另一方面, 又在心底里不断地呼唤父亲、寻找父爱, 以至于她的恋爱, 都成为事实上寻求父爱的行为。

“我知道我自己, 我只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 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 我是他主体上不同性别的延伸, 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 才开始继续思考,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伦理道德。

”在陈染的作品中, 往往会出现一个比女主人公年龄大得多的男人, 他们与女主人公发生暖昧关系。

肖蒙在与当医生的中年男邻居的交往中丧失童贞; 倪拗拗与曾不共戴天的T 教师终成情人; 黛二小姐飘飘然然地进入“仙境”, 亦是在年长气功师的引导下完成的。

在这里女人与男人, 褪掉了一切伦理化、神圣化的伪饰, 展露出赤裸裸的人性色彩。

同时, 小说主人公的这种人生体悟又是极痛苦的, 母亲的婚姻破裂现实, 让她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她们无法面对真实的生活, 不得不执拗地返回到女性纯粹的内心生活中, 以对女性自身的绝对关注姿态, 拒绝对现实生活的认同。

陈染对于女性生命经验及潜意识的书写是独一无二的。

肖蒙爱欲分裂的痛苦, 黛二“无处告别”的失落, 倪拗拗依恋于禾寡妇的同性恋倾向, 作者将主人公这些自恋又自虐、渴望爱情又无法参与等矛盾复杂的情感, 大胆细腻地表现出来, 为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女性、审视人性洞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尤其是陈染对于女性孤独感的描述, 使她的小说蕴涵了某种形而上的意味, 具有了先锋小说的品格。

她笔下无论是与他人无法沟通、进入不了文明社会的黛二, 还是无法面对现实、以至于精神分裂的倪拗拗, 她们所
体验到的孤独感, 正是人类生存无法回避的诸如堕落、阴谋、失望等情绪的综合体现, 作家由此表现出超越人生琐碎, 面对人类生存进行终极关怀的勇气。

我们发现, 在被评论界称之为“后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本中, 女主人公们大多并不是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好女人”, 她们对斯芬克斯的面具视而不见, 用惊世骇俗的直率, 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真诚; 在饱满张扬的女性生命经验中, 发出了对父权制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的蔑视。

女作家们为了真实生动地展现女性绝对自我的生命经验, 她们在创作中不惜融入自己的形象, 以“自传”、“女性内心独白”等叙事策略进行书写。

循着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发展的轨迹, 我们不难看出, 从舒婷到陈染, 从80 年代女性自我价值的寻找到90 年代作家对女性生命经验及潜意识的书写, 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复归就其进程而言, 其发展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不仅仅表现为或温婉细腻, 或奔放直率等外部的风格, 更重要的是对女性文学独有的价值, 亦即彻底摆脱逻格斯中心话语, 进行了大胆而积极的尝试与探索。

作家们试图从女性的角度提出女界人性、女性世界特有的问题, 以此来关注人性的完善与发展及妇女解放的本质意义。

参考书目：
王绯著《女性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新）
戴锦华著《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陈晓明著《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