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论文-中国对日基本政策

中国对日基本政策

1.向苏联一边倒

在冷战结构话的过程中，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是“向苏联一边倒”，对日关系也包括在这一框架内。毛泽东访苏后于1950年2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国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①巩固国家政权，抵制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政权的颠覆

②可以获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支持和道义支持，在国际上避免处于孤立地位。

③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式，错综复杂，不可能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

2.“把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开始，中国历代领导人都认为，必须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普通日本国民区分开来，也就是一分为二的理论：①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②把日本政府中决定政策的元凶和一般官员区分开，把罪大恶极和一般错误区分开。

难道日本侵华战争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事实上，战时日本国内消息闭塞，才导致很多日本人民响应了战争的号召。

1955年1月，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时，周恩来说明

了“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的原则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互惠等对日政策三原则。也许这是中国第一次将“二分法”这一对日基本原则告诉给了日本方面。

3.“对日工作”的组织机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对日政策上是如何进行讨论、立案以及做出决定的呢？第一个负责对日关系的机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廖承志具体负责的“对日工作办公室”。1955年12月设立了“对日工作委员会”，负责对日本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对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4.“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

“1955年文件”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对日基本政策。1955年3月1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的计划”

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5点：①主张美军从日本撤退，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与复活军国主义；②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争取改善中日关系，逐步达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③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对日本人民的处境表示同情；④给日本政府以压力，孤立美国，以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关系；⑤间接地影响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

5.促进对日邦交正常化

促进对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如下：①1955年3月，中国代表团为协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而访日；②1955年4月周恩来参加万隆亚非会议；③1955年9月，日本的国会议员代表团第一次收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在这些动向的背后，中国曾先后三次积极推动邦交正常化：①中日两

国在日内瓦的领事馆之间就在华日侨的归国问题进行了交涉；②接着在1955年11月的信函中中方又反复向日本方面要求，在解决侨民等问题之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才是更急迫要解决的问题”。③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公开了两次的沈平提案，并公开表明：“遗憾的是，至今未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回答。促使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两国国民的迫切要求，中国政府再次提议，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

6.在华日侨的归国与战犯

日侨归国的主要过程: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中国红十字会楼内，就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归国问题与日方三团体代表举行正式会谈，廖承志在18日以《协助日侨回国旨在增进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为题发言。（日方三团体：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

从国籍法上说，中国与日本仍是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吉田政府单独和美国媾和，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1950年12月4日的声明早就指出，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因此，无法想像在战争状态下，会允许日本政府官员乘坐的船只进入中国港口。”

在廖承志和中国政府的大力合作下，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归国日侨3968名搭乘日轮“兴安丸”、“高砂丸”和“白山丸”三条船到达日本舞鹤港。

处理战犯则采取：一个不杀、从宽处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

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其余重犯也于1964年3月得以回到日本。

而日本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呢？选择台湾座位中国的“正统政府”，顽固坚持推行“政经分离”原则……

日本政府实施的“政经分离”原则如下所示：

对华政策上，岸信介政府则一方面继续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一方面大力推行“政经分离”政策，企图达到捞取实惠的目的。

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政策，始自吉田茂政府，为历届政府所推行，是日本政府的一条基本的对华政策。

为了反对岸信介政府的这种两面政策，我国政府针锋相对的提出了中国的政治原则。1958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解决中日之间问题的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停止“继续敌视中国人民，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1960年6月23日岸信介下台，池田勇人继任首相。池田一上台就表示“要以向前看的姿态，对待日中贸易的扩大”。池田内阁虽然继续对中国采取“政经分离”政策，但态度比较谨慎。

虽然1969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6.25亿美元，比五十年代最高额增长了3倍多。不过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做法，经贸往来和合同等仍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特别是在1964年秋佐藤荣作内阁执政以后，继承其胞兄岸信介的反动衣钵，变本加厉的推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使两国经贸关系再次面临紧张状态，在60年代后期，出现战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史上的第三个“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