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问题

北爱尔兰问题
北爱尔兰问题(英语：The Troubles，爱尔兰语：Na Trioblóidí)，简称北爱问题，是用来描述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到1990年代后期由1998年4月10日签订北爱和平协议中止，在北爱尔兰发生的包括共和派与保皇派准军事组织、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英国陆军与其他人员的公众暴力活动，是爱尔兰的周期性暴力冲突中的最新一轮。

北爱问题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被称作一场多方冲突，一场游击战，一场低烈度冲突，甚至一场内战。

概述
北爱问题由30年来在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徒)社区和联合主义者(主要是新教徒)社区的成员之间不断重复发生的激烈暴力冲突组成。

冲突是由北爱尔兰在联合王国内的争议性地位与对占少数的民族派社区的统治，以及占多数的联合派对民族派的歧视所导致。

暴力活动的特征是由准军事集团进行的武装战斗，其中多数属于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1969-1997年战斗活动，目标旨在终结英国在北爱的统治与建立一个新的，“全爱尔兰的”(all-Ireland)，爱尔兰共和国。

为回应这场战役以及感觉北爱尔兰的英国特质和联合派的统治地位被不断侵蚀，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如UVF和UVA对民族派人口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战役。

政府部队——英国陆军与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也牵涉其中。

英国政府的观点是，它的部队在冲突中是中立的，试图在北爱尔兰维护法律与秩序。

爱尔兰共和派却把政府部队视为冲突当中的“战斗员”，并以政府部队和保皇派相勾结的活动来证明这一点。

警方调查官进行的“彻底”调查表明，英国部队，特别是RUC，与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勾结，参与谋杀，并在根据要求调查此事时妨碍司法。

伴随着暴力，北爱主要政党之间，包括那些谴责暴力活动的在内，关于未来北爱尔兰地位与北爱尔兰政府构成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北爱问题的终结来之不易，根据《贝尔法斯特协定》(一般被称为“耶稣受难日协定”)，北爱和平进程包括多数准军事组织宣布停火并解除武装，警察部门的改革和相应地从街道和敏感界线上比如南阿马与弗马纳撤军。

该文件重申了长久以来未被历任爱尔兰政府完全认可的英国的一贯立场，即北爱尔兰将保留在联合王国境内直到大多数人投票脱离。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第一次承认该原则：即从所谓的“爱尔兰因素”视
角来看，爱尔兰岛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利，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解决南北问题。

后者是从民族主义和共和派方面赢得支持的关键。

协议也确定在北爱尔兰建立一个权力共享的政府(现暂中止运作)。

该政府必须由联合派和民族派双方党派组成。

虽然北爱问题中积极的参与者人数相对较少，宣称代表两个社区的准军事组织有时也并不能代表一般大众，但是北爱问题牵涉到北爱尔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偶尔也会蔓延到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

另外，在1969年至1998年之间有好几次看起来北爱问题可能升级为一场真实的内战，比如1972年血腥星期天之后，又比如1981年爱尔兰绝食运动当中，两派进行互相敌对的大规模武装。

很多人今天仍然持有由于北爱问题形成的政治、社会与公共意见和观点。

背景
历史上的族群纷争1609-1886
爱尔兰北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冲突起源于英国1609年的阿尔斯特种植园殖民计划，该计划没收当地人所有的土地，以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种植者”移民阿尔斯特。

当地天主教徒和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导致了1641-1653年和1689-1691年两者之间两场血腥的民族-宗教冲突。

英国新教徒在爱尔兰的政治统治地位在这些战争与爱尔兰刑法中得到保证，后者规定剥夺与英国国教会——圣公宗爱尔兰教会——抵触的所有人(包括天主教徒与不服国教者，比如长老会成员)的宗教、法律与政治权利。

18世纪后期刑法体系的崩溃预示了新一轮的社群冲突。

特别是在1780年代解除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租地活动限制之后，使得竞争加剧。

因为天主教徒从前被禁止而现在被允许买地与经商，新教的“黎明小伙”(Peep O'Day Boys)组织对他们的社区的攻击不断增加。

在1790年代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建立了“保卫者”(The Defenders)组织进行反击。

这使得双方阵营走向极端，新教社区之前对于民主改良主张日益开明的改革派人数剧减。

许多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和自由派新教徒参加了联合爱尔兰人协会——一个受法国大革命鼓舞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目标在于结束爱尔兰的教派分裂，建立一个不分教派的独立于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国。

但是，联爱协的理想被1789年爱尔兰叛乱的失败，随之而来的镇压与不断持续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教派暴力所击碎。

此外，更加强硬的新教徒被政府积极武装起来以对抗激进分子。

成立于1795年的橙带党是这场运动的历史悠久的表现。

产生的效果就是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分成持久敌对的两个阵营。

1801年爱尔兰国会的取消与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为两个社区的对立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框架。

另外，长老会教徒大部分放弃了他们之前与激进共和派的政治联系，选择了一种作为“保皇派”新教社区的一分子，与圣公会更趋同的身份。

1829年天主教解放运动通过丹尼尔·奥康奈尔的政治鼓动，大幅消灭了法律上对天主教徒(大约占爱尔兰人口的75%)、犹太人和其他不信国教者的歧视。

但是奥康奈尔的长远目标(解放运动的本质)是要解散1801年的联合。

他甚至在1843年1月1日自信但是错误地宣称联合王国将在那一年解散。

奥康奈尔的和平主义、民主原则的民族主义迫切要求恢
复爱尔兰国会(被称为“地方自治”)的主张，在之后的19世纪爱尔兰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教徒害怕成为天主教统治的爱尔兰的少数派，趋向于支持继续由英国统治。

现在冲突表现在了支持联合法案的人和反对联合法案的人之间。

至1886年，随着两个社区组织了相对立的民族主义和联合主义政党，这一转变得以完成。

至此，阿尔斯特联合派也有了经济动力——此地是爱尔兰工业最发达和最依赖与不列颠及英帝国的贸易的地区。

当前冲突的直接原因可以在20世纪早期关于地方自治和爱尔兰独立的争论中找到。

爱尔兰分治1912–1925
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权力下放，或者有限的爱尔兰自治，由于爱尔兰议会党的鼓动已经近在咫尺。

大多数是新教徒并聚居在阿尔斯特的联合派反对自治和爱尔兰独立，害怕生活在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支配的压倒性优势的天主教国家。

在1912年，联合派在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的领导下签署了阿尔斯特同盟条约，誓言如有必要要用武力反抗权力下放。

为此他们成立了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并从德国进口武器(复活节起义中的叛乱分子在几年之后也照此办理)。

民族主义者组建了爱尔兰志愿军，表面上的目的是确保一战之后的权力下放不遭到英国或者联合主义分子反抗。

但是爱尔兰志愿军逐渐被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成员渗透，比如帕特里克·皮尔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移了危机，推迟了爱尔兰独立问题的解决。

权力下放虽然被英国议会通过，但是在战争期间暂缓实行。

但是这个问题被爱尔兰志愿军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分子在都柏林发动的复活节
起义所激发。

虽然叛乱被镇压，起义的15名领导人被处决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大大激进化。

独立问题在1918年12月达到顶点，分立主义的新芬党赢得了爱尔兰的大部分议席，在都柏林成立了爱尔兰国会，脱离出联合王国，虽然当时并未被英国或其他国家承认。

同时，兄弟会志愿者将自己看成爱尔兰共和国的军队，开始在接下来的1919年1月发动对政府部队的武装袭击，打死了在蒂珀雷里郡的索洛海德贝格(S oloheadbeg)运送葛里炸药的两名天主教警察。

1920年，一场爱尔兰共和军的志愿者对英国政府军的游击战期间，爱尔兰政府法案将爱尔兰岛分成两个分离的管辖区：“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

爱尔兰的分裂被1 921年英爱条约确认，该条约终结了南部的游击战，建立了爱尔兰自由邦——一个几乎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在1949年成为共和国并完全独立)。

这个协议承认了爱尔兰人民中主要集中在古代的阿尔斯特省，希望作为一部分留在联合王国内的新教徒和全体而言占压倒性优势的，要求从英国独立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巨大分歧。

北爱尔兰留在英国境内，虽然在一个独立的政府体系下它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下放的政府。

这个制度并不是联合派要求的，但是却因政府急切希望摆脱困扰威斯敏斯特国会多年的“爱尔兰问题”而被包括在协议内。

然而，联合主义分子立即向新政府示好，将北爱尔兰看成一个按照民主原则、法制和境内大多数人留在联合王国内的意愿成立的政体。

但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将爱尔兰分治看成是非法和专制地将爱尔兰岛
违背大多数人民意愿而分裂开来，并且争论道北爱尔兰政府既不合法也不民主，而是故意划分的联合主义分子多数选区造就的。

北爱尔兰的民族派开始占人口35%[来源请求]，并不接受新政府的合法地位。

北爱问题的根本在于联合派政府在北爱尔兰整合天主教/民族派的失败，后者更倾向支持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拒绝放弃民族统一。

北爱尔兰在暴力中诞生——共有557人在1920-1922年爱尔兰独立战争前后的政治性或宗教性暴力活动中被杀。

其中303人是天主教徒(包括共和军成员)，172人是新教徒，82人是皇家爱尔兰警队或者英国陆军人员。

贝尔法斯特见证了大多数暴力事件的发生：452人被杀，267名是天主教徒，185名是新教徒。

虽然在岛上其他地方，冲突很大程度上在爱尔兰共和派游击队和英国军警之间产生，在北方却被打上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族群冲突的烙印。

北方地区的暴力模式是，共和军袭击安全部队，保皇派组织(包括B特后备警察部队)杀害天主教徒作为报复。

民族派将这种暴力活动——特别是在贝尔法斯特——描述为一场对本社区的“大屠杀”(pogrom)。

比如在1920年，共和军在利斯本的一个新教教堂周日礼拜之后，暗杀了警队的地区巡官斯旺奇，造成城内占四分之一的天主教区大部被焚毁。

但是，尽管受害者中天主教徒占不成比例的多数(58%的受害者来自占贝尔法斯特30%人口的该社区)，双方都对暴行负有责任，且近半数受害者是新教徒。

爱尔兰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为了回应对天主教徒的袭击组织了一场对北部商品的抵制，且某些人(包括爱尔兰自由邦的迈克尔·柯林斯)计划军事进攻北爱尔兰。

该计划被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内部派别之间爆发的爱尔兰内战(1922-1923)打断，在此期间北方政府反而巩固了它的存在。

另一个之后对北爱尔兰有着主要影响的爱尔兰内战后遗症是被边缘化的残存下来的爱尔兰共和军。

它对两个政府而言都是非法的，在意识形态上也致力于用武力推翻两者重新建立1919-1921年的爱尔兰共和国。

1925年许多民族主义者期望废止分治，至少让边界委员会把北爱尔兰的大部分割让给自由邦。

但是委员会建议不对边界做大的变动——事实上使爱尔兰分裂永久化。

此时，爱尔兰自由邦正式承认与接受了边界。

在1937年，埃蒙·德瓦莱拉在爱尔兰宪法第二条与第三条中主张整个爱尔兰都都是自由邦领土。

但是，该条款规定“搁置对国家领土的重新整合”，南部国界与1922年相比保持不变。

北爱尔兰——“新教国家”？1925–1968
双方都根据自己的解读叙述各自的观点。

阿尔斯特联合党北爱尔兰总理詹姆斯·克雷格在1937年回应南方领导人埃蒙·德瓦莱拉1935年的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的断言时说到了“新教国会和新教国家”。

从联合派观点来看，北爱尔兰的民族派天生不忠，下定决心要强迫他们(新教徒和联合派)进入一个统一的爱尔兰。

这个威胁被看成必须给联合派在住房、就业和其他方面特殊待遇。

天主教徒流行的大家庭和快速的人口增长也被看作威胁之一。

前北爱尔兰第一部长大卫·特林布尔承认这段时期的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成了“一幢冰冷的房子”。

然而，直到1990年代，联合派政治家们都能以北爱与26郡政权相较而言的经济成功来为北爱尔兰的存在辩护。

从民族派的观点来看，持续的对天主教
徒的歧视只能证明北爱尔兰是个天生腐败的、英国人强加的政权。

受人争议的爱尔兰共和国总理查尔斯·豪希(Charles Haughey)的家庭在1920年爱尔兰问题开始时逃到伦敦德里郡，他把北爱尔兰描述成“一个失败的政体”。

联合派忽视了爱德华·卡森在1 921年的警告——对天主教徒的疏远会使北爱尔兰一诞生就陷入不稳定。

在1920年代早期最初的爱尔兰问题之后，北爱尔兰时不时会有动乱事件发生，1940年代共和军有一场简短而成果有限的战役，在1950年代另有一场流产的战役。

但在1960年代早期北爱十分平静。

但是，有一个潜在的不稳定信号，那就是某些极端保皇派在1966年建立了一个非法的准军事团体——阿尔斯特志愿军(名字来自1912年反权力下放民兵组织)。

这个团体犯下三桩教派主义谋杀案，凶手被绳之以法，判刑入狱。

该团体仍然存在并将在北爱问题中再次浮现。

这些保皇派分子其中之一，加斯蒂·斯班斯(Gusty Spence)，在为其长期效劳之后，为他的行为道歉并成为北爱主流政治成员之一。

北爱问题的开端
北爱问题广为人知的开端是在1968年，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的游行中暴动与骚乱此起彼伏。

这个团体在1967年发动了一场和平民权运动，借用了美国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民权运动的语言和标志。

NICRA寻求为北爱的天主教与民族派平反。

他们特别希望：终结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这将所有天主教徒限制在有限的选区内，使地方评议会失去代表性(特别是在德里市)；废止地方政府选举中的纳税人特权，这给了新教徒(往往更加富有)超出比例的选举权；以及废除被看成针对民族派社区的特别权力法案(许可拘留和其他镇压手段)
开始时，北爱总理特伦斯·奥尼尔对这场看来温和的运动赞赏有加，保证对北爱进行改革。

但是他遭到许多联合主义强硬派分子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威廉·克雷格与伊恩·佩斯理，后者指责他是“叛徒”(sell out)。

某些联合主义者马上怀疑民权协会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特洛伊木马”。

暴力活动在几场民权游行中发生，保皇分子用大棒攻击民权示威者。

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被广泛谴责为支持保皇派，亦被认为应对允许暴力活动负责。

多数保皇派仇视民权运动的行为与领导人煽动联合派群众的恐惧感，宣扬共和军不止在幕后支持民权协会，而且在计划一轮新的攻势有关。

实际上共和军已经穷途末路，只有很少的武器，日益强调非暴力政治。

北爱问题的第一轮爆炸活动(主要指向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是由保皇派的UVF在1969年进行的，旨在训练和栽赃给共和军。

族群冲突在1969年恶化。

在一月，一场“人民民主”组织从贝尔法斯特到德里的游行被保皇派在伦敦德里郡的本托雷特(Burntollet)袭击。

RUC被指责未能保护游行者。

接下来的几月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的民族派区域立起了路障。

这场骚乱在泽区暴动(1969年8月12日-1969年8月14日)到达顶点——一场大规模族群暴动在德里的警察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爆发。

骚乱在泽区的天主教居民、警察与德里青年学徒成员之间爆发，因为后者沿着城墙游行时穿过泽区。

警察和保皇派为一方，泽区居民为另一方的骚乱在英国军队派来恢复秩序之前持续了两天。

这场“战役”触发了贝尔法斯特、牛里、斯特拉贝恩等地从1969年8月14日开始的教派骚乱，使很多人丧生，多所住房被焚烧。

骚乱是由民族派为了支持泽区军民发起的示威引起的，在一颗手榴弹扔向一所警察局后骚乱升级。

RUC作为回应部署了装备勃郎宁机枪的装甲车，并在贝尔法斯特民族派的福尔斯路地区打死一名9岁男童。

保皇派群众以攻击天主教地区作为对暴力活动的回应，孟买街(Bombay Str eet)、马德里街和其他天主教区街道的大部分被付之一炬(见北爱尔兰1969年骚乱)。

第一名被害的警察维克多·阿巴克尔(Bombay Street)是被保皇派而不是共和派射杀的。

民族派宣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在这些骚乱中辅助或至少没有积极反对保皇派。

共和军也被自己的支持者广泛批评在1969年8月贝尔法斯特骚乱中没有能够保卫天主教社区，致使7人被害，750人受伤，1505家天主教徒无家可归——几乎是强占的新教徒房屋的五倍。

一名天主教牧师报告说他的教区居民把共和军轻蔑地称作“跑路军”(I Ran Away)。

北爱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部署英军恢复秩序。

民族派一开始欢迎军队，经常为士兵送水送饭，因为他们不信任警察的行动会不偏不倚。

但是因为军队下手过重而被认为偏向联合派，这种关系迅速恶化。

很多联合派分子将民权运动视为北爱问题的起因。

他们坚持运动动摇了政府，制造权力真空使准军事组织见缝插针。

其他人，主要但不是全部为民族派，坚持认为民权运动和伊恩·佩斯利与其他保皇派的反对，只不过是一个本身生来堕落，必定垮台的教派主义政府制度的先兆而已。

暴力顶峰与北爱议会的解体
1970年至1972年北爱尔兰经历了政治暴力活动的大爆发，1972年到达顶峰，近500人丧生。

这些年份里暴力升级有许多原因。

联合派相信主要原因是脱离老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临时派共和军)的成立。

当老共和军(被称为正统派共和军的残余成员)拥抱非暴力群众运动时，新的临时派共和军却决心发动“武装斗争”来反对英国在北爱的统治。

新共和军希望展现“天主教社区保卫者”的教派特点，而不是像“正统派”一样寻求两个社区劳动阶级的联合。

联合派将这场进行中的斗争看成是北爱问题的主要原因和持续因素。

民族派则坚持认为暴力活动突发是因为民权运动的希望变成失望，而接下去的镇压直接针对他们的社区。

他们指出这几年中的很多事件来支持这一观点。

其中一例是1970年7月的福尔斯宵禁，3000人军队强行在贝尔法斯特民族派的下福尔斯地区实行宵禁，在与共和军的枪战中发射弹药1500多次，打死四人。

另一件事是1971年引入未经审判的拘留制度，一开始就有350多人被捕，只有两个人是新教徒，只有一人是保皇派。

[来源请求]另外由于情报不尽人意，很少一部分被拘留的人是真的共和派积极分子，但是有些人因为自己的不幸经历接下去变成了共和派。

在1971至197 5年间，1981人被拘留，1874人是天主教徒/共和派，107人是新教徒/保皇派。

被拘留的人受到虐待甚至拷打的说法在民族派社区中广为流传。

最感情化的是，民族派指
出1972年1月14名手无寸铁的民族派示威者被英国军队在德里射杀，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天。

临时派共和军(或者叫做“Provos”)在1969年下半年成立，立即因为对保皇派和警察袭击天主教社区后的反击行动中更富攻击性和战斗性而站稳脚跟，在1970年代的天主教贫民窟中作为“保卫者”获得支持。

虽然正统派共和军内的改革派和马克思主义势力不断增加，他们也针对对现行的暴力活动和天主教社区与英国部队之间恶化的关系开展了自己武装斗争。

从1970年以后，正统派和临时派都与英国军队开展过武装对抗。

至1972年，临时派的战斗密度极高，打死100名士兵，打伤500名，进行爆炸1300多次，大多数针对他们认为是“虚假经济”的商业目标。

许多平民在爆炸活动中丧生，特别是在1972年7月的血腥星期五，22枚炸弹被安放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

正统派共和军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进行过武装行动，在1972年6月取消了他们的战斗活动。

但是临时派，除了1972年临时停火与英国官员谈判之外，决心继续战斗活动直到爱尔兰统一的目标实现。

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包括阿尔斯特志愿军与新成立的阿尔斯特防卫协会以针对民族派的教派主义暗杀活动作为对激增的暴力活动的反应，并简单地把天主教徒等同于民族派。

其中的某些谋杀特别骇人听闻——比如香基尔屠夫案，犯罪人在殴打和折磨受害者之后杀死他们。

临时派共和军也犯下教派主义谋杀罪行。

例如在1976年1月，他们为报复六名天主教平民被保皇派杀害而进行的1976年金斯米尔大屠杀，10名新教徒平民被机枪扫射致死。

政治暴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不情愿或者被迫地从先前的混居区域中搬迁。

例如，在贝尔法斯特，新教徒被迫从列拿度(Lena doon)搬出，天主教徒从拉斯库尔(Rathcoole )区和西谷(Westvale)地区。

在德里市几乎所有的新教徒都逃到了保皇派绝对多数的喷泉区(Fountain Estate)与西侧(Watersi de)地区。

伦敦的英国政府看到被爱尔兰政府无力应对安全局势，于1972年暂停了联合派掌控的斯多蒙特权力下放政府的运作，从伦敦进行“直接统治”。

该政府解决了许多民权运动关注的问题，比如重新划定选区边界以使其更具代表性，给予所有公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以及将公共住房的分配权转移到一个独立的北爱住房委员会。

直接统治开始时被认为是一个短期计划，中期方案是在联合派与民族派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恢复北爱自治。

但是协议被证明难以达成，北爱问题在政治僵持的情况下持续到1 970年代和1980年代。

桑宁代尔协议
1973年，主流民族派和联合派政党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就桑宁代尔协定举行谈判，该协定旨在北爱尔兰内部产生政治解决方案，但是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在所谓的“爱尔兰因素”下牵涉进来。

协定提供了民族派和联合派之间的“权力共享”方案，以及一个促进南北爱双边合作的“爱尔兰理事会”。

北爱社会民主工党的肖莫斯·马龙指出桑宁代尔协议和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之间明显的相同之处。

他以形容后者为“笨学生的桑宁代尔”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