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

甲午战后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

作者：孔祥吉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653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戊戌变法这段历史研究的深入，对维新派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活动及康有为的变法条陈，提出了种种质疑。有的论者，鉴于康有为对其戊戌时期奏议进行改篡，进而否定他在甲午战后，曾向朝廷提出选举“议郎”讨论国政，以及“设议院以通下情”的建议。还有些论者，长期沿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著作中，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些不甚准确的说法等等。所有这些都关系到甲午战争史和戊戌变法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因此，穷本溯源，厘清康有为在甲午战后的活动，考订其变法条陈，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笔者不揣浅陋，在故宫博物院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志大力支持下，翻检有关康有为及维新派活动的有关资料，现将这些资料爬梳整理，略事考订，以资鉴别。

《公车上书》考

此书又称《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草就，由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誊抄，都下传阅。同年有上海石印书局印本及文升阁刻本。

这是康有为在甲午战败后，策动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它标志着维新派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使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故此次上书影响深远，意义甚大。此书坊间流传版本甚多。关于这次上书的经过及其内容史学界颇多争议，现参酌清宫档案及其他资料，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略予考订。

其一，关于公车上书之经过以及帝党官僚所起作用。

康、梁等人对于公车上书的经过叙述，与史实颇有出入。尤其是对于帝党官僚文廷式等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没有涉及。

如《康南海自编年谱》云：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0页。)。

而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朔，泸上衷时老人未还氏所作《公车上书记序》则称：“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初则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人（按，应为八十一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裳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既而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

二十八、三十、四月初二、初四、初六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0页。) 据清宫档案记载，都察院在收到各省举人条陈后，并未及时上之于朝廷。直到四月初四日，才递上户部主事叶题雁等人联名条陈(该条陈已收入《中日战争》，第四册，第27页。)。四月初六日，始将湖南举人文俊铎、举人谭绍裳、奉天举人春生、四川举人林朝圻、广东举人梁启超、湖南举人任锡纯、江苏举人顾敦彝领衔的七件条陈递上(《都察院代递各省举人呈文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37页，第50页。)。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又代递了贵州举人葛明远等人领衔的六件条陈(《都察院代递各省举人呈文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37页，第50页。)。

据康有为称，自三月二十八日，既有数省举人到都察院呈递奏章，以至达到了“衣冠塞途”“章满察院”的程度。而都察院却无动于衷，一直拖到四月初四日方陆续呈递。是何种原因促使都察院于初四日改弦更张，将举人上书尽达于朝？只要翻阅文廷式的《闻尘偶记》便很容易找到答案。文氏曰：

“总署事极秘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于是，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都察院初难之，故迟迟不上。余乃劾都察院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裕德、徐郙始惧，不数日悉上，时和议几沮。先是忧危日甚，人不聊生，至是士庶之心益愤，旦夕汹汹，其详余别有日记。”

文廷式说，都察院对各公车上书。“初难之”，经其弹劾后，“不数日悉上”，此说与史实相符。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文廷式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确曾递上《和约难就战事尤当预防折》，该折第二个附片即为《都察院代奏公呈迟延请旨切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军机奏片。)，该片为各言文书所未载，现摘录如下：

“再都察院为通达民情之所，闻近日凡有京控之案，均遭驳回。人言啧啧，已成怨府。此次各京官联衔及各省举人公呈，闻该堂官已允代奏，尚属知缓急。惟闻事隔七、八日，尚未进达宸聪。事关大计，如此迟延，使我皇上不得洞悉民情，未知何意，应请旨严行切责，以儆惰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廷式《都察院代奏公呈迟延请旨切责片》，《录副奏折》。)

文廷式折片递上后，当日军机大臣即“面奉谕旨，交都察院堂官阅看，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军机交片。)据军机处档案记载，初三日都察院已把军机处交片领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军机交片。)。初四日即将各省举人及京官条陈陆续进呈。由此可见，在公车上书过程中，文廷式等帝党官员，发挥了不小作用，康有为等人对此并无只言片语及之，似非公论，今特予辨证，以存历史之真迹。

其二，关于《公车上书》是否向都察院递呈。

多年来，史学界沿袭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公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0页。又台湾学者黄彰健书康氏此说即不予采信，详见《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88、589页。)

康有为此处说得十分清楚，此书草就后曾经梁启超、麦孺博缮写，传阅，四月初八日到都察院投递，都察院因条约既已用宝，拒不代呈。

首先，康氏此说，与清宫档案所记诸多不合。据《随手登记档》记载，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代递折件凡十五件之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随手登记档》。)，惟独不见康有为上书的原呈。都察院在代呈折中称：“各该呈词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惟事关重大，情词迫切，既据该职该举人等各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不敢壅于上闻。再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钞录进呈，恐致耽延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十五件恭呈御览。”(《都察院代递选用道李光汉等条陈时务呈文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8页。)四月初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忧候补道易顺鼎条陈等十二件。(《都察院代递候补道易顺鼎等条陈时务呈文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68页。)四月十一日，都察院又代递奉恩将军宗室增杰等人领衔的条陈七件(《都察院代递奉恩将军宗室增杰等条陈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88页。)。直至四月十五日都察院还代递江西举人罗济美等人的条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军机奏片。)。以上事实说明，都察院并没有因为朝廷决定签约和用宝，而拒绝代呈各省举人条陈。

都察院于四月初三日看到军机处片交文廷式的弹章后，对各省举人及京官的条陈的态度即已明显改变。非但如此，他们自己亦深受举人的爱国热情感染，由左都御史裕德等人四月初七日上给朝廷的奏折即可窥见：

“窃自李鸿章与倭奴立约以来，中外嚣然，台民变起，道路惊惶，转相告语，于是京外臣工，以及草茅新进，相率至臣署请为代递呈词。此皆我国家深仁厚泽，沦浃寰区，凡有血气之伦，无不竭其耿耿愚忱以奔告于君父。凡所谓割地，则自弃堂奥，偿款则徒□盗粮，弱我国势，散我人心，夺我利权，蹙我生计……顾既知其害，亟宜思挽回之术，补救之方。”他们所筹措的补救办法分别为，申明公法另外商议；借助邻国，固结台民，请交廷议，激励将士。他们认为，只要皇上“申明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