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和明成祖极力崇佛的政治原因

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和明成祖极力崇佛的政治原因（兰州大学杜斗城杜赟清）内容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崇佛的四位皇帝——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和明成祖都在其统治期间将抬高佛教地位、广建佛塔寺院、翻译佛经等佛事活动推向了高峰。

他们之所以如此崇佛，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他们获得皇位的方式都是不符合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

关键词：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明成祖；阿育王；转轮王；佛教信仰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本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长期的斗争与融合，很长时期内形成了中国儒、释、道三家并立互存的格局。

但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们对其态度是不同的。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中，有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也有过诸如被称为“皇帝菩萨”的梁武帝，数次分送舍利、广建佛塔寺院的隋文帝，自称“金轮圣神皇帝”的武则天及编纂《神僧传》的明成祖朱棣等这样极力崇佛的皇帝。

然这几位对佛教表现出异乎寻常态度的皇帝，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虔诚的信仰，还是有某种目的？本文将试探讨之。

一、梁武帝梁武帝萧衍，于梁天监元年登皇帝位，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崩，在位四十八年。

萧衍本为齐武帝萧赜的族弟，史载其人才艺兼备、文武双全，在数次征战中都有功，遂在朝野中有了相当的权威。

公元499年，齐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后，出于巩固中央皇权和自身统治的需要，开始大肆残杀各方权势王侯，并派兵袭杀时为雍州刺史的萧衍。

萧衍此时便应齐和帝萧宝融之命，出兵声讨东昏侯萧宝卷。

在击败并斩杀萧宝卷后，于公元502年逼迫和帝“禅位”，改国号为梁，即皇帝位。

梁武帝在位期间，是南朝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

在即位之前，梁武帝信仰的并不是后来影响了他整个统治时期的佛教，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也即是他做上皇帝的第三年，梁武帝即下《舍事道法诏》一诏，正式宣布他不再奉事道教，而改奉佛教。

《广弘明集》（卷四）中录有此诏书，摘录如下：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法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若不逢值大圣法王，谁能救接……弟子痴迷，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

今愿发菩提心，弃迷归正；原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圣教，化度含识，同成正觉。

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愿依老子教暂得生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祈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

弟子萧衍和南。

在此诏颁布之后，梁朝君臣一时上行下效，纷纷改奉佛教、或者开始信奉佛教。

①之后，梁武帝又在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于无碍殿受佛戒”②，《续高僧传·慧约传》中又更进一步指出“天子发宏誓心，受菩萨戒”。

由此我们可知，梁武帝当时不仅受了戒，而且还是“菩萨戒”。

梁武帝也由此而被称为“皇帝菩萨”了。

与此同时，梁武帝还“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戒”。

③这里要说明的是，梁武帝本人对佛的信仰并不只是形式而已，据《魏书·萧衍传》中的记载来看，其对佛教的尊崇甚至深入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

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让大臣回赎这类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迹”④。

除此之外，梁武帝在位期间，令臣下以亿万钱奉赎；施舍财物，动辄以千万计，他所建的诸大寺院，立丈八佛像，其富丽宏大在南朝都是罕见的。

⑤在译经方面，梁初便敕扶南（今柬埔寨）僧伽婆罗于寿光殿等处译经。

另有扶南沙门曼陀罗带来梵本经典，收敕与僧伽婆罗共译。

初译经日，梁武帝亲临译场笔受其文，又敕宝唱、慧超、僧智、法云等僧协助。

共译出《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经十一部三十八卷。

⑥而梁武帝本人也有很高的佛教理论造诣，他所著的《立神明成佛义记》等①释道宣：《广弘明集》（卷4）。

②《南史·梁纪上·武帝纪》③《魏书·萧衍传》④关于梁武帝“舍身事佛“一事，《梁书·武帝纪》记载的次数是三次，而《南史•梁纪上•武帝纪》中记载的则是四次。

这里以《南史》中载的四次为准，这四次“舍身事佛”的时间分别是：大通元年三月辛未，大通元年秋九月癸巳，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梁书》未有记载）及太清元年三月庚子。

⑤参见杜继文：《佛教史》，第162页。

⑥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3卷，第21页。

关于佛教理论的书籍当时都很有影响。

在佛教戒规方面，他下诏禁止出家人饮酒食肉，否则将以国法、僧法处治；同时，又宣扬“行慈戒杀”。

①梁武帝的这一戒律，对后世佛教戒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特别是其支持翻译《阿育王经》是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的。

由此可见，梁武帝对佛教并非一般的尊崇。

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明显，是他的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人臣变成了天子，而这种转变的方式却又是儒家传统思想所不能容忍的。

所谓“禅让”，实则是大权在握后的逼宫。

通过这种方式登上帝位的梁武帝，无疑有悖于儒家的君臣思想的。

既然得不到儒家思想的支持，那么这位新皇帝就必须寻找新的理论武器了。

而正在中国迅速传播的佛教中正好有这种思想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武帝在组织国内外僧人们编译佛经时，即有《阿育王经》这样一部经。

众所周知，这是一部主要以记述印度阿育王崇护佛法的事迹为主的佛经。

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王朝得第三代国王，他继承了父王（宾头沙罗王）的王位，成就了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但阿育王的这种继承是在杀戮了自己的众多兄弟及胁迫父王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杀戮在其即位后更甚，各种滥杀无辜使得他有了“暴恶的阿育王”之名。

但后来在高僧优波毯多的感化下，阿育王“放下屠刀”皈依了佛教，修持佛法，并以“转轮王”的政治理想自许，宣布以“正法”来统治天下。

当时的佛教僧徒们都把他当作理想的国王而追崇，并尊称他为“护法国王”。

在梁武帝登基做皇帝之前，佛教思想已经在中国广为传播，梁武帝对佛教中的这些内容肯定是熟悉的。

依靠“禅让”取得皇位的梁武帝要得到民众的支持，传统的儒家思想显然是不行的，而佛教中的阿育王及《阿育王经》却能够给予他这种理论上的支持。

这样，梁武帝支持翻译《阿育王经》的目的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二、隋文帝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三年。

隋文帝之父杨忠，早年跟随北周太祖皇帝宇文泰于关西起义，后官至柱国、大司空，并受封为“隋国公”。

其父杨忠死后，杨坚便承袭父爵，进为“隋国公”。

在杨坚在北周朝为仕期间，北周武帝宇文邕和①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第193页。

之后的宣帝宇文赟都对其心存疑心。

而犹以宇文赟为甚。

在宇文赟传位于其子静帝宇文衍之后，杨坚以外戚的身份迅速控制了北周朝政，开始了其篡夺北周大权的计划。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以众望所归”，下诏“禅位”。

随后，杨坚称帝，改国号为隋。

隋文帝用这种“非法”手段夺取北周政权之后，北周旧臣纷纷反对，甚至起兵反抗，但被隋文帝一一镇压下去。

隋文帝与佛教的因缘自其出生起就有了，《隋书·帝纪·高祖上》在写隋文帝降生时有这样的描述：皇妣吕氏……生高祖于冯诩①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

”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

至于这位僧尼，虽然《隋书》中没有明确提及，但在《续高僧传》等佛经与史籍中我们可以知道，她叫智仙。

也就是这个神尼智仙，将隋文帝在寺庙中抚养了十三年，并一直与杨氏一家维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从小就受佛教思想熏陶的隋文帝，在其即位后，即大力弘扬和推广佛教。

高祖文皇帝即位之年（开皇元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

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

天下之人，从风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又因沙门智周等自西域赍经论至，敕付有司翻译。

又下诏度千余人，从僧人昙延之请也。

开皇元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立一寺。

七岳又诏在其父建功之处襄阳、随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

又当文帝为相，辅周攻破邺城，故七月敕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记事。

三年又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自八日至十五日，凡京州诸寺均令行道，行道之日，悉不得杀。

四年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像再行安置。

五年受戒大赦，召僧入宫讲经。

十一年令天下之寺应无分公私，混同施造。

同年令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

十三年发露忏悔，参与者日十万人。

十九年十二月下诏禁毁佛、道等像。

又因少时得尼智仙之养育，及即帝位，每谓群臣曰：我兴由佛法。

命史臣王劭为尼作传。

仁寿元年以后，立舍利塔，普及天下。

②①冯诩，今陕西大荔县。

②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1-3页。

与此同时，隋文帝又敕立五众主（开皇十七年），以当朝各地高僧为各众众主，作为国家管理全国僧尼和领导佛教方向的中心。

唐代僧人道世总计隋文帝兴佛之功行时做了如下统计：隋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

名山之下，各为立寺。

一百余州，立舍利塔。

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

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

①这些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虽值得怀疑，却也已无法去考证。

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隋文帝在位期间对佛教兴盛所做的贡献。

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说到隋文帝对当时佛教的贡献时，认为其主要贡献有二：一是中兴佛法，二是广建舍利塔。

这其中，又以广建舍利塔一事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是隋文帝和其他奉佛皇帝最为不同的一点。

“隋文帝直接选择了印度的护法之王——佛教极力歌颂的转轮王——阿育王为其榜样，是以阿育王的气魄来“宏法护教”的。

”②至于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具体内容及过程，本人在《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意义及其有关问题》及《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有关问题的再探讨》两文中已有详尽的论述，此文便不再赘述。

隋文帝不仅以阿育王为榜样，更是自称自己为转轮王。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收录有一篇《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朕……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权变不常，用轮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花：玄黄之野，久同净国。

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

在这里，隋文帝已经把自己当作佛教中的护法之王——转轮王了。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最高的统治者，隋文帝推崇阿育王及转轮王是有他自己的政治意图的。

同梁武帝一样，隋文帝亦违背了儒教“君臣父子”的古训，以极其奸诈的手法夺取了北周政权，又滥杀了起来反对他窃位的北周臣民，所以继续借用儒教中的那一套东西来蒙蔽天下已很不合适了，这样，外来的佛教便被他充分利用了。

在佛教中，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都可以舍弃父母出家，至于佛教所拥戴的“护法之王”阿育王、阿阇世王等等，虽皆有杀害父母兄弟，篡夺王位之①《法苑珠林》卷100；并参见《历代三宝记》卷12。

②杜斗城：《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意义及其有关问题》，《人文杂志》(增刊)，1993。

嫌疑，但后来皆“放下屠刀”，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甚至登上了现实世界的“最高果位”，成为统治天下的转轮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