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与“浙江调查”

田家英与“浙江调查”
作者：曾自
来源：法制日报
来源日期：2004-7-6
本站发布时间：20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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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极左思潮的泛滥，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田家英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到农村搞调查。

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政治氛围下，他将调查中发现的忌讳难言的问题如实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做了汇报。

党的实事求是党的优良传统，在田家英的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同时，也体现了他真实做人的良好品德。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上出现了失误，造成国民经济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8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以便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扭转局面。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我父亲田家英当时负责浙江调查组的调查工作。

下去之前，毛泽东致书父亲，对调查方法给予了具体指导。

毛泽东指示：“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

中间队不要搞。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4页)通过对比分析，找准农村存在的问题。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建国后父亲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农村政策的调查研究中。

他善于独立思考，从历史到现状全面地看问题，颇有自己的建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些省市负责同志曾向毛泽东请示，要求把父亲下放到他们那里去工作，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放，需要有人给我反映情况。

”这表明了毛泽东对父亲做调查工作的肯定和信赖。

在国家出现困难之时，毛泽东又把重任交给了父亲。

父亲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迅速组织了工作组奔赴浙江。

调查组选择了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大队和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大队两个典型队，就食堂问题、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以及人民公社的生产规模和体制是否适合现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等问题展开调研。

曾参加这次调查工作的原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同志回忆说，田家英作为调查组组长，一开始就向全体调查组人员提出搞调研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

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并且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摘取片断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为了迎合上级，这种调查比不调查更可恶。

经过一段工作，两个队的情况基本搞清楚了。

嘉善县的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过去一直是富庶的产粮队，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

1958年以后，由于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粮食连年减产。

1960年，粮食单产每亩只有290斤，但在“浮夸风”的影响下亩产竟报到1000斤。

高指标带来的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造
成群众生活困难，出现了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同时，这里的生产力也由于瞎指挥人为地遭到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而五星大队由于干部作风正派，敢于抵制上面的瞎指挥，所以粮食没有减产，群众生活相对稳定。

两种典型的对比使父亲和调查组看到了问题所在。

父亲在同嘉善县委同志谈话时尖锐地指出：“我们这里为什幺生产年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幺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五风’问题(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

”父亲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

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五风”早就有所反感，只因为怕被说成是“右倾”，闷在心里不敢说而已。

农村公社食堂问题是调查组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

本来群众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这是无关紧要的生活问题。

可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却被看成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公共食堂被视为“共产主义萌芽”。

有一个省的领导干部就此曾提过不同意见，后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处分。

对于公共食堂，尽管群众意见牢骚很多，但不敢明讲。

调查组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让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但人们还是吞吞吐吐不敢多言。

会后，一位妇女迟迟不肯离去，把调查组的同志叫到一旁悄悄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要我们表态？会上那幺多人怎幺敢讲！她根据自己在食堂工作的经历，反映了办食堂的一大堆问题。

调查组听了以后，挨家挨户访问，对食堂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对办食堂有意见，认为食堂应该解散。

当父亲听到要求解散食堂的汇报意见，有些吃惊。

他又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发现了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危害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当时，办公共食堂是坚持人民公社方向的政治问题，党中央还专门为此发过一系列文件。

父亲很清楚，如果提出解散食堂的建议，那是要冒风险的。

他当时对调查组同志说了交心话，他说，调查和反映食堂问题，我是感到有压力、有风险的。

可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和人民负责。

如果反映了要打屁股，首先打我的屁股。

最后，他终于坚持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农村食堂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

毛泽东对父亲反映的问题印象深刻，后来，在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浙江的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食堂做好饭，老百姓打饭回家吃，饭就凉了，再加上要做菜，回家后还要起火，这边那边都要用柴。

办食堂或者办其它的事情，一定要适合情况，如果不适合情况，比如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如果不垮台，那才奇怪呢！”
后来，父亲谈起这件事时说：“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向上面提意见，不要怕受打击，不要盲目执行。

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
父亲在嘉善县和合生产队调查时，目睹农民困难到无米下锅，饿病逃荒的情景，感慨万千。

调查组的同志记得他曾背诵过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呢！我们下来调查，就是要为群众谋利益，为人民服务的，要做到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

正是由于父亲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他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

2月6日，他回到杭州，把调查来的第一手材料和所见所闻的实际情况如实地报告给毛泽东，使毛泽东
对农村经济困难的原因和干部作风问题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引起高度重视。

他在听取父亲的汇报时明确表示：社队规模太大了，浙江的公社可以一分为二，嘉善县和合生产队有11个小队，把这11个小队分成3个或4个生产队行不行？社队规模太大，把积极性都搞掉了，穷的就依靠富的了，瞎指挥就来了。

毛泽东还对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

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引用嘉善县和合大队的例子说明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汇报中，父亲不单反映问题，还经过认真思考，提出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章可循，不明确各级组织的职能、权力，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不正之风。

他向毛泽东建议制定一个农村工作条例，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父亲随即参加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起草工作。

1961年3月间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社队规模过大，人与人之间、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就是毛泽东根据三个调查组的调查得出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对父亲领导的浙江调查组的工作尤为满意。

讨论中，谈到制定工作条例的由来，毛泽东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搞条例不是我创意的，是别人创意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搞。

”毛泽东对这次中央会议很满意，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实行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认真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的一次会议。

父亲在浙江农村进行的这次调查工作中，对党中央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他勇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在党内外更是留下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