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日本经济

透视日本经济：“广场协议”与形势误判

楼主搜房网友(过客) 发表于搜房网- 西安业主论坛- 金泰假日花城

“广场协议”１９８５年签订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重视。２０世纪９

０年代末以前出版的美、日当代史著作，甚至没有提及这个名称，对协议本身多是“

一笔带过”。不过，它们从不同角度提供的有益的背景材料，使我们看到，这一协议

确实是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近两年围绕国际势力迫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人们谈论着“广场协议”给予日本经

济重创的历史教训。但较多强调的是，广场协议是美国经济霸主单方面强加给日本的

利己行为。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当年日本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一协议

，还与日本当局错误估计形势密切攸关：它对广场协议怀有太多乐观的经济预期以及

过度的政治考虑。

“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大国心态

日本战后经济经过长足发展，一方面，有助于彻底改善日本社会福利，大幅提高

日本国民生活水平，表现出日本民族较高的素质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有助于顺利

恢复日本民族的自信心，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搭乘美国“便车

”，在美国的庇荫下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却使得日本回避了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罪

恶历史的痛苦。日本以其外表上的“谦恭”、“忍让”，应付有关国家和人民因遭受

它巨大侵害而长期淤积内心的愤懑不平。日本并未正确对待战前长期灌输和宣扬的“

大和民族”优越论。在经过战后４０年的和平发展、跻身于一流发达国家之列的情况

下，它对待日美贸易摩擦、货币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有害的变化，对形势的估计

和期待也出现了巨大偏差。

从１９７５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之后，日本对美国采取“只许诺、

不兑现”的回避外贸摩擦政策，为本国高新技术制造业争得了有利时间。１９８０年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７６．６２亿美元，对美出口产品中，汽车已占３２．３％，机械

占２７．３％，钢铁占８．６％，精密仪器占５．４％，纺织品已经无足轻重。高新

技术产品也开始大批涌入美国，１９８４年电视机、录像机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为４０．２％，电子计算机占７％，通讯器械占３．６％。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急剧增加，１

９８０年为９９．２亿美元，１９８５年为４６１．５亿美元，同年，美国会提出《

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内容是：第一，要求根据３０１

条款对日进行报复，第二，规定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６５％的国家，将对其进

口产品一律征收２５％附加税。日本首当其冲。而总统里根则把改变日本货币金融体

制作为解决美日贸易摩擦的另一根本原则。１９８３年１１月，里根向中曾根提出调

整日元对美元比价，实现日元国际化。１９８４年２月，在日元美元特别委员会上，

美再次提出全面开放日本金融市场要求：日元国际化，利率自由化，放宽外国金融资

本进入日本市场的限制，扩大外资在日本金融市场贸易自由，扩大日本金融和资本市

场。核心是，美国要求日元自由升值，缩小美国贸易逆差。

讵料，美国的这次要求，日本的回应与对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３年日元两次升值

不同，得到了出乎意外的积极响应。１９８２年中曾根出任内阁首相，１９８３年初

访美与里根会谈回国后，对外界强调，“就太平洋两侧的整个地区和平与繁荣来说，

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我们要以密切的合作关系相互协作”，标志着所谓“

中曾根主义”正式出台，其核心内容都是世界范围性的：第一，“为建立保障整个西

方的安全体系进行合作”，第二，“为世界经济重新取得活力做出贡献”；第三，“

为建立南北关系承担力所能及的义务”。

“中曾根主义”出台并非偶然。早在１９７０年代，甚至１９６０年代（１９６４年）随着日本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本政界就已经发出了“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的呼声。

中曾根在１９８３年七国集团年会上一改日本首相“装聋作哑”、“很少讲话，

有时似乎在打瞌睡”（基辛格语）的常态，积极参与对话、交涉，不失时机地展示其大国领导人的姿态。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８日七国集团将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第九次首脑会议。即将与会的中曾根于５月２５日刻意在首相官邸发表专门谈话，称此次会议“比以往任何一次首脑会议都重要”，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里程碑”，日本代表团“

要为它的成功微尽绵薄”。此时，他刚刚结束对韩国、东盟国家的访问，信心和劲头十足，似乎他是代表亚洲国家去参加七国会议的。在正式会议上，中曾根更见活跃，２９日发表讲话，宣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加强经济政策、经济指标等多边监督制度，将各国经济朝一个方向集中，并辅之以各国的协调介入，稳定外汇价格，以扩大世界贸易；强调“没有南方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北方的繁荣”，日本有义务“在最高级会议上反映

东南亚国家联盟所代表的南方的声音”；呼吁“要设法避免西方的分裂，在对苏经济战略上谋求西方国家的协调和团结”。讲话无一不是从全球角度阐述日本立场，大国思维跃然于言谈话语之中。其后，中曾根的大国思维愈加膨胀。１９８４年６月５日伦敦七国首脑会议前夕，他在罗马发表谈话，纵论天下大事，俨然以西方大国领袖姿态为首脑会议规定主题。舆论也普遍认为日本将在伦敦会议上将“起领导作用，这是自七国１９７５年首脑会议以来的第一次”，日本外务省认为中曾根的表现“标志着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在首脑会议上就全球问题采取主动”。会议通过的几项《宣言》、《声明》采纳了中曾根的若干观点，使中曾根兴奋鼓舞。

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

正是在上述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下，日本迎来了对其后来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

自１９７０年代末美国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推行货币紧缩政策。高利率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美国，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美元汇率上涨约６０％，据《纽约时报》称，１９８５年外国在美投资已达１万亿美元。美元大幅升值导致美外贸逆差飞速扩大，１９８４年经常项目赤字创下１０００亿美元的历史纪录。１９８５年２月，美元涨风席卷国际货币市场，美元对外币汇价达到升值顶峰，但这时主要矛盾产生于美元对西欧货币之间，与日元的矛盾排在其次。美欧之间在钢铁、农产品贸易方面斗争激烈，日本本来尚可暂避锋芒，留有回旋余地。可是日本没有这样做，它以一种反常的政治、经济预期，对待同年签订的“广场协议”。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２日，美、日、西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纽约“广场饭店”，达成所谓“广场协议”，中心内容是：采取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

反对政府干预汇市的行为，也就是放弃有限浮动汇率，实行自由兑换制。协议签订后，五国央行联手干预市场，抛售美元，引发各国投资者抛售狂潮。不到３个月，美元兑日元由１：２５０下跌到１：２００左右，跌幅近２０％，到１９８６年初，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