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浅析

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浅析

蔺长旺

摘要

本文从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历史年代与地理空间等层面着手，对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进行了浅显的分析，初步探讨了石峁城址的历史归属。

关键词

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相关性历史归属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末公布的最新考古成果，发现神木石峁遗址内有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构成。有媒体称其为我国史前最大的城址。

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北部分别距长城10公里、黄河20多公里。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专家初步认定石峁城址应当始建于龙山中期，延续至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无疑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黄河流域除陶寺和二里头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史前遗址。

这次对石峁城址外城东门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石峁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城址的发现。石峁城址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所对应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及遗址的功能。石峁城址还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背景，更对进一步了解早期的历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的相关性

对于陕西神木发现的史前石峁城址，有专家称“史书中尚未找到针对性的文字记载”，而更为有趣的是，它的发现竟然是始于山西的民间信息:“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

戴应新在山西进行考察，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于是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先后有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据此,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以往常被认为不靠谱的大量来自民间的传说信息恐亦应引起考古与历史研究学者的关注，因为来自民间的传说信息中也不乏有其客观存在的历史价值，石峁遗址的发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专家从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进而导致石峁遗址发现的这一客观事实来看，数千年前的石峁文化必然与河水之东山西境内同时期所存在过的地域文化（陶寺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的存在方能使得关于石峁的民间传说在山西赖以传衍，本文之命题“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浅析”也正是基于此而起笔的。

二、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之相关性

根据石峁遗址所清理出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初步认定石峁遗址的最早一处是“皇城台”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兴盛于龙山晚期，夏（距今4000年）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这个曾经的“石城”的寿命约300年许。

近年来在对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专家学者结合磁力仪

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距今3900年之间，并且确定了早期小城，中期大城的宫殿区、中期大贵族墓地、祭祀区、大型仓储区以及有可能集观象授时与祭祀为一体的大型建筑——观象台实际上的天坛遗址遗址等（魏文成《夏朝文明》）。

具体的说，陶寺文化上限为公元前23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总共延续了400年（何驽《陶寺城址陶寺文化

谱系研究调研报告》）。也就是说：何驽先生将陶寺文化早期为公元前2300秊～2100秊，中期为公元前2100秊～公元前2000秊，晚期为公元前2000～公元前1900秊等三个分期。学者魏文成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和陶寺考古报告的综合分析，认为何驽的陶寺文化分期较为合理，符合客观实际，而且分析的客观数据充分详实。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300年的共存期，且石峁遗址的毁弃时间早于陶寺遗址100年，亦即在夏启即位居夏邑之后彻底毁弃，而陶寺遗址则是在经历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动乱之后方彻底毁弃。这一变化过程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文明中心由西向东逐步转向中原的历史进程。

三、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之相关性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之处，而昔日大禹治水的孟门又恰居于二者之中。这种两者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无疑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可能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

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孟门曾是大禹治水第一门户，这里还保留着据说是大禹当年伫立指挥治水时留下的印有深深脚印的“禹王石”。战国尸佼《尸子》记载有“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这里的孟门就是指今山西省柳林县黄河东岸的孟门镇，即陕西吴堡县东临黄河之古隘道，大禹治水在定湖西南劈开蛟龙石壁谓之孟门也。在夏禹治水之前，因今孟门村西南蛟龙石壁将黄河东西两岸的石山连接成一个天然的黄河大石坝，挡住了黄河的去路，形成湖海，有所谓“定湖”之称。

大禹治水在孟门西南劈开蛟龙石壁，河水顺流而下，所谓“孟门”，是大禹治水之黄河河道上的第一个大门，故因以命地名矣。

大禹乃尧舜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授命治水，且始于

孟门，而此地又恰位于当时两个大型聚落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的中心地带，况且石峁城址距离孟门的距离还近于陶寺城址，就当时工程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调动和保障而言，不可能不与当时的石峁和陶寺大聚落发生联系。鉴于此，也有学者认为石峁遗址的中晚期，很可能是尧舜禹时期用于治水的主要营地之一。除了这个营地之外，黄河对岸的不远处还有大、小尧王坪村，据说大约4600年前那里的万家寨附近发生了严重堰塞，造成了史前大洪水，后来尧舜禹来到这里治水。（山西）万家寨的名称与舜出生地的名字“万家庄”似乎也有关联。沿这一段黄河自孟门南下就是壶口和禹门口，难怪这一代留有很多关于尧舜禹的传说。

四、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部分器物遗存之相关性

就目前石峁遗址所发现的部分器物遗存来看，其出土之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可归属于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夏时期和龙山晚期的遗存，这与陶寺遗址的出土陶器并无太多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峁遗址一处据认定为夏时期补修的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考古队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

这无疑与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遍壶在颜色使用和绘制工具（毛笔）的使用上具有极大的相关性，这说明在当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