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宋江之仁义解析

试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刘备与宋江的仁义
中文系12初文甲刘星林
摘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主题都是宣传忠信仁义观念，两部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具有浓烈的仁义气息。

刘备和宋江作为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仁义形象的集大成者，具有极强的典型性。

他们在仁义观念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所处时代、出生环境、个人经历等的不同，使得他们在仁义观念上也存在分歧。

关键词：刘备；宋江；仁义；比较
仁义，本意为仁爱与正义。

对人宽厚爱心，是仁；为人正派，爱憎分明，是义。

在这两部小说中仁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三国演义》中刘备理智的义之选择使他分得一片天下，成就了霸业；而在《水浒传》中，由于对宋王朝的绝对忠诚，使得宋江最终走向了背义的深渊。

因为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他们对仁义道路的选择也就不同，最后得到的结果也就大不相同。

一、二者仁义的相同之处
细看刘宋二人，在“仁义”方面可谓是各自小说里面最具有代表性，同时也是做得最好的两人了。

在古时可谓怀“仁义”之心的人，便是拥有最大人心的人。

《三国演义》中，“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是刘备和他的兄弟关张结义时定下的目标。

这也成了后来刘备所一直奉行的道德依据，是他事业做好做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水浒传》中，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举动非常之多，无论是对待不相识的路人还是对待结识的好汉，能够帮上忙的一定会伸出援手。

小说中多次可以看到宋江给予别人的“十两银子”，救他人于困苦之中。

同样宋江这般的“仁义”也是他后来得以笼络人心的法宝。

刘备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宋江“及时雨”的称号，便是两人在“仁义”上面的默契使然。

（—）义的引导
“义”由个人到群体，由群体到整团逐步地深化，超越了简单地处理人际关系的约束或者是道德要求，而演变为与群体、政治集团密切关联的涵义，甚至作
为其政治纲领和行动的基本准则。

《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阵营最初是由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为“义”的基础逐步扩散、辐射的，因为他们彼此都有着匡扶正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满腔抱负，所以得以共举大事。

而后沿路收兵，不断壮大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最终才衍变成以刘备诸葛、五虎将为核心的实力雄厚而且凝聚力强的中央领导和作战集体。

尽管在桃园结义之后未曾在施行具体的结义行为，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誓同生死，“义”的概念始终统领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

《水浒传》则是在“义”的旗帜下，从各地独行好汉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到后来聚义梁山泊，此是整体的脉络。

其中更为具体的是“七星聚义”、“三山聚义”、“白龙庙聚义”等等，基本是“义”在引导着。

（二）义的牵制作用
从“义”的牵制作用着手。

在统一思想观念“义”的指引下，能够确定集体的奋斗目标，因此有助于维持集团内部的稳固与平衡。

但是有时候也会受到“义”的束缚，认为“义气当先”，从而不顾后果、丧失理智，最终导致损兵折将。

首先，“义”成为维护团结的重要因素。

在“义”的基础上,会产生了统一的、自觉的道德约束机制,规范着个体行为,求得行为的统一性、目的的一致性。

作为领袖人物的刘备、宋江非常懂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重要性。

在搞好集团内部团结上,再没有比一个“义”字具有更强的粘合力了,所以他们始终将“义”挂在嘴边。

比方《三国演义》第二回，张角杀败董卓，幸遇刘备、关羽、张飞救了董卓。

而董卓从刘备口中知现无居职，皆“白身”，很轻视刘备，张飞气不打一处来，便欲杀之。

刘备、关羽急以“朝廷命官，岂可擅杀”制止。

张飞却曰：“若不杀这厮，反要在他部下听令，其实不甘！二兄要便住在此，我自投别处去也！”刘备这时把“结义”搬上台板，曰：“我三人义同生死，岂可相离？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

”刘备懂得贯彻“义”的思想纲领，并且以身作则，才能使得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为其舍生忘死。

且看关羽千里走单骑,毫不为曹操的金帛名马、国色美女所动；赵云于乱军中浴血奋战,单骑救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诸葛亮为刘氏天下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星落五丈原诸事即可得证。

《水浒传》里宋江则以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及时雨”的“义”气，不断引导众弟兄行正道，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了蜕变。

本来一百单八名好汉就是成
分复杂、地位不同，其中有很多人做过强盗，干过许多不义之事，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但自从聚集梁山义旗之下后，纷纷脱胎变成仁义的英雄，不仅保境安民，甚至除恶惩奸，“义”成为了集团内部个人之间自律、他律的准则。

其次，“义”也是引发冲动的祸源。

对于深受“义”灌输的好汉，一般都是嫉恶如仇、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

这类好汉固然是能够见义勇为，但是往往也会被“义”冲昏头脑，从而不计后果、考虑不周便冒然去践行和维护所谓的“义”，到头来却害了自己。

《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雪弟恨先主兴兵”里提到，由于关羽败走麦城后被东吴所杀，而刘备出于手足之“义”以及顾及桃园结义所立誓言，决定兴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雪恨。

殊不知刘备这是因为一己私情而弃国家安危与不顾，赵云以及诸位大臣苦谏未果，最终招致夷陵之战的败绩，刘备不久也在白帝城撒手人寰。

张飞的死也是“义”在作祟，在他闻知关羽被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

诸将以酒解劝，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

而《水浒传》里也有类似情况。

第五十九回，鲁智深到少华山探望史进，没想到史进被贺太守拿在牢里。

鲁智深得知兄弟遭遇大怒，即刻要杀到州里救出史进。

武松劝以天色以晚，才把他拽到山上。

要救史进，非大队人马不可，因此武松主张回梁山报与宋江，再行定夺。

可鲁智深却一人独闯华州城，最终反被贺太守擒住。

尽管作者如此安排是为显出他的义气以及与史进的交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他的冒进。

由此可知，当“义”被无限地放大是很危险的。

本来“义”作为道德规范的要求是为人所驾驭的，使其对自己的行为限定准则而不去违背超越它，而一旦将其置于高于生命甚至国家命运，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尽管孔孟常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是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总是最好的，特别是担负着国家命运的时候，是切记这类极端化思想观念的。

正如刘备因为“义”所衍生的冲动而兴兵攻吴，才会在夷陵之战中全军覆没，从而导致蜀国的力量大打折扣。

（三）义的表现
义与忠、仁等结合,构成忠义、仁义的道德、政治范畴。

忠义是自下而上，对于领袖、帝王甚至国家的效命与维护，而仁义是自上而下，帝王、领袖为了笼络下层民众而施行的仁爱政策。

两部小说均以“义”为道德内核,以忠、仁为政治瞻首,求得目标的一致性,
并左右着集团的发展道路、斗争理想和政治归宿。

在两部小说里，“忠义”和“仁义”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种性质不仅表现在许多英雄人物身上，也体现在军事政治集团的战斗目标中。

首先是《三国演义》，在东汉末年，朝政败坏、盗贼蜂起，整个国家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而当董卓为应何进之召进入朝廷，却废少帝立献帝，把持国家大权，为非作歹、祸国殃民。

于是作为世受皇恩、赤胆忠心的曹操挺身而出，以献刀为名图谋刺杀董卓，为国家除去大害，不料却刺杀失败。

但曹操没有就此罢手，为了拯救国家，他又发矫诏召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此等“忠义”之心不言而喻。

再看蜀汉政权，作为领袖的刘备行仁政、标义举、仁治天下、义统三军,以仁义达到了政治与军事的完美结合,从而使得手下人为他赴汤蹈火、舍生忘死。

这也就是统治者行“仁义”和部下人民效“忠义”的完美融合。

而在《水浒传》里，尽管朝廷是奸臣当道、不许忠良进身，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但是作为梁山领袖的宋江始终是不忘对国君、国家的“忠义”。

从他将晁盖题写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可证明他更重视的是对国家的“忠义”，在后来宋江也是屡次希望朝廷招安，甚至为了能受到招安不顾危险去东京找李师师，希望通过她表明梁山对国家的“忠义”之心。

至于国家的“仁义”则是体现得不明，原因是奸臣当道、主上蒙尘，使得“仁义”治国的理念和措施被颠覆，所以梁山好汉还是能够体察君主，从而报效国家，凸显“忠义”的。

但是缩小到梁山，作为领袖的宋江还是能够行“仁义”之举的。

宋江在未上梁山之前便是以“及时雨”的仗义疏财而声名远播，遇到好汉都是情同手足，一如既往地以诚相待。

而后上了梁山做了头领，也是与部下称兄道弟、关怀备至。

二、二者仁义的不同之处
刘、宋二人虽然都重义，但在内涵手段上又有不同。

首先，二者产生的基础不同。

刘关张的结义最初是建立在为了破黄巾起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基础上，这个义更多的是在忠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而水浒英雄的义，最初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

可以说宋江等人的义是受“桃园三结义”的影响，但进一步发展了“义”的内涵。

其次，两人聚义的手法不同。

刘备主要是以情动人，宋江主要是以钱笼络人。

刘备在张飞误失徐州欲自刎时，夺下他的剑，把妻子比做衣服，把兄弟看成手足。

《三国演义》书中多处描写刘备的哭泣，可见其以情动人之深。

而宋江则以钱结交。

他仗义疏财，济困救危，虽仅
是一个郓城县的小吏，却赢得了“及时雨”的美誉并名扬四海。

他见到被冷落的武松缺衣穿，立即拿出银子为他做衣裳，临别时又送他十两银子，深深的感动了武松。

李逵第一次和宋江相见时，宋江知道他需要钱，立刻给了他十两，使李逵大为感动，饮酒后又给了李逵五十两，从此李逵和宋江结为生死之交。

(一)二者的义举
1.仁、情、德兼备的王者
在刘备的言行举止中，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三结义”。

刘备、关羽、张飞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皇天后土，以鉴此心。

‘背义忘恩，天下共谬’的兄弟结义，是属于江湖上的‘信义’，这与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主仆、君臣之‘义’是不尽相同的。

当听说关羽、张飞死于非命时，刘备为徇小义，不顾众臣的劝谏，一意孤行，丢开曹魏这个强大的敌人，必欲伐吴，于是亲统大军伐吴。

也正是刘备‚舍大义而就笑意，终于惨遭失败，断送了无数将领兵士、无数人民的生命，得到他悲剧的结局。

刘备不仅对关羽、张飞义气深重，在对待诸葛亮、赵云、徐庶、陶谦、刘表、刘璋及他人时，也都表现出了一种真正‘肝胆相照、倾城知己’的情义。

对于诸葛亮，刘备恳求孔明出山助己便是重仁义之举的典型。

刘备冒严寒三访孔明，但孔明以‘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为由，不愿出山。

刘备泣说：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其意诚情切如此，让孔明不得不下山为之效命。

赵云也是感刘备知己之情义而誓死相随。

赵云在百万军中救出阿斗，刘备接过却掷之于地说：为汝这一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刘备不为己子得生而庆幸，反为‚几损我一员大将而不安，掷儿以慰赵云。

他这一行为虽有一丝丝假心假意，但也足以见其对赵云怀有深切的感情。

这使赵云感激无涯，泣拜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情义，能使人生，也能使人死；能使人招来祸害，也能使人成就大业，关键在于如何用之。

刘备正因善于以情义动人，关羽、张飞、赵云、孔明等诸人杰始终为之效命，其能据蜀称王，此‘情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刘备是用情义来笼络人心，达到巩固统治地位的野心。

对于徐庶，刘备是以言行义。

当曹操得知徐庶为刘备出力时，便扣留了徐母。

先是准备杀了徐母，后经程昱说其厉害，才没有下手。

因为杀之，则必招不义之名，应想
办法让徐庶为魏效力。

在刘备这一边孙乾为其计谋，留住徐庶，并料定曹操会杀徐母，这样徐庶会为母报仇而更加与曹操同敌。

但刘备却以为不能如此，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

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2.义气的绝对继承者
宋江救危扶困，义气为先，常用“慷慨解囊”的方法来笼络人心。

他对待朋友和下属，最大本领便是“慷慨解囊”，不管是生客还是熟友，不管是前来求助者还是一般的来客，不管是穷人还是富裕者，他都是“钱”字当头：来，送见面礼；去，即送盘缠钱。

因此送他绰号为“及时雨”。

他多次施人钱财，特别是李逵赌输了，人家来讨债，他看到后连忙掏出银子解了李逵的燃眉之急，从此，这“铁牛”便成了他的死党，为他而不惜卖命。

宋江在此看似“慷慨解囊”，实则广施小惠，收买人心而已。

他所谓仗义疏财，其实是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从而谋取更大利益。

不仅如此，他还高举“义”的大旗，杀贪官，惩恶霸，扶危持弱，互相救助，时时“义”字当头，被当作下层民众的包公。

他带领众好汉杀了许多贪官污吏。

未上梁山时，他身处民间，是奉公守法的好臣民，总是和睦邻里、扶危济困、孝敬长辈，常施棺材和银两给孤寡老人，所以江湖上除了称他“及时雨”外，还称他“孝义黑三郎”、“呼保义”。

在不得已与官府开战时，攻城劫狱、攻打土豪劣绅，总是急忙传令，且再三嘱咐‚不要伤害无辜、休叫伤害百姓。

所过州县，分毫不扰。

而在对争战中被杀、逃得不知去向的敌方将领也发出慈悲之叹，表示出可惜。

乡村百姓，扶老携幼，烧香罗拜迎接他，这都说明宋江的仁义已深得民心了。

由此可见，宋江的仁义，主要是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尤其好济人贫苦，急人之急，待人谦和，上至官僚上司，下至劳动人民，他都亲密相结。

但就其实质，宋江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所行的仁义，都不过是地主阶级行小惠、求大利、笼络人心、沽名钓誉的政治伎俩而已，他是借“义”作为特殊的政治手段，扩展自己的社会基础，沽获民意，从而取得挤入统治集团的政治资本。

(二)举贤用人
人无完人，器无废器，把人的长处用好，世上之人皆为你所用。

1、宋江的用人制度
在进行组织变革和人事调整时，先是通过公孙胜等人弄了个石碣假称天意，间接减少团队内部因为封赏与排序而制造新的矛盾，确保了组织、分工及治理结构与使命愿景的协同；在梁山排座次中，我们看到宋江将“用而不崇，重而不尊，尊而不重，用而不尊，既用又重且尊”的方法用到了极致。

用而不崇的裴宣。

从资历名望上看，裴都属小字辈，但从能力上看，梁山找不出第二人可以代替他主管赏罚这一权力的了。

所以裴宣在 108位好汉中排47，算是靠后的了，有权而位置低，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宋江对裴宣就是典型的用而不崇。

再一个是时迁，他的技艺可算一绝，但这个技艺是偷，沾了偷字，位置肯定不能往前排，无论他资历如何，贡献多大，因为座次是山寨的门面，所以，职位上也就不能安排重要的角色给他，因此时迁的座次就排在 107位。

但宋江对这样的人物则是待遇优厚，爱护有加。

重而不用的公孙胜。

公孙胜作为梁山创业起步期的老臣，其道士身份本身有很大的“统战意味”，在梁山历次战争中，公孙功劳也大，因此座次排位很高，进入了“常委之列”，虽有丞相之职，但无丞相之权。

位置放在那里，但凡事都有军师吴用主持。

他居于军师之后，很少参与决策，这是典型的“重而不用”，是个“政协主席”。

用而不尊的朱武。

朱武干革新工作比较早，早年也创业过，足智多谋，能力超群，胸有韬略，号称神机军师，但吴用恐其抢了自己风头，威胁自己的地位，一直被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心胸狭窄、诡计多端、狡诈的吴用压制，因此其分工时虽有丞相之权，却无丞相之尊，凡事都能参与，甚至也能主持，但位置很特别，只是参赞。

没有正式名分，这是典型的“用而不尊”。

尊而不重的关胜。

关是名门之后，武艺高强，早年在朝廷就是中高级将领，因此他的排位很高，但就权力分工来说，则属于典型的有丞相之尊，无丞相之职，只是位置在那里，却没有相关的职权，这叫做“尊而不重”。

用重且尊的吴用：吴学究出身，早年参加过梁山创业(智劫生辰纲)，先后历经晁宋两个老板，一直担任COO，虽在玉麒麟卢俊义气上山后，排位回归第三位，但作为两朝元老，担任军师的他无论对梁山的贡献，还是对大股东的忠臣，及自身的能力与影响力，都是一时之选。

遍观梁山107人(不含宋江)，只有吴用是既用、又重、且尊。

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宋江用人的原则是典型的：“因亲疏而远近，因能力而权大小，因德望而位尊卑，因代表而制衡。

因人授职，因能授权，因德授位”；代表性、平衡性、胜任力同时兼顾。

虽未必能皆大欢喜，却能最大程度减少组织变革的风险与用人上的失误，不可不学也。

2、刘备的礼贤下士
选人。

刘备在选人上不重多，而在精，要求所用之人在某些方面能独当一面，横扫千军。

孔明及“五虎上将”都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选人才时，他能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礼请诸葛孔明出山，已成为尊重人才之美谈。

他还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存在种族地域歧视。

当时西凉不属中原，但收服马超后委以重任，封为“五虎上将”。

用人。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刘备用人的策略。

他对属下一群文武众臣充满信任，而不像曹操那样生性多疑。

桃园三结义后，刘备虽得了关张俩虎将，但个人势力仍是非常弱小，在相继被出卖追杀和如丧家之犬东奔西走中，意识到如没有一位能谋略善统筹之高人，是不能取得长足持续发展，所以就设丞相之岗，并四处揽才，最终锁定诸葛亮。

这是他在用人方面因事设岗，适才所用的体现。

充分授权也是刘备用人的一个成功之处。

请得孔明出山后，刘备就把军中大事一概交给他打理，很少干预，这样才使孔明有机会把才能挥洒的淋漓尽致。

刘备还能取人之长，优势互补。

关张赵黄马及诸葛亮都是个性非常鲜明之人，能攻能守。

刘备注重平衡，岗位设置互不重叠，权责明晰，使他的团队形成了核心的竞争力。

敢用比自己强的人，也是刘备的高明之处。

曹操也爱才，但同时也忌才，杨修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才气未能内敛，也是未能遇到一位开明的君主。

刘备忠厚侠义，能善始善终。

从创业之初到建立霸业，从四处奔走逃命到建都成都，都对自己的部属仁爱有加，而不象一些古代帝王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同享乐，或者怕功高盖主，来个“杯酒释兵权”或“兔死狗烹”的结局。

刘备一生重用诸葛亮，如鱼得水，成就了大业。

留人。

感情留人：刘备最善于作感情投资，以笼络人心，使自己的中坚团队牢而不
破。

“桃园三结义”，使关张二人死心塌地。

建安五年，曹操攻打袁绍，擒获了关羽，曹操对关羽渴募已久，便以礼相待，关怀备至，封为偏将军，赏赤免宝马，而关羽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最终还是弃曹奔刘；“三顾茅庐”“白帝托孤”又使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阳长阪坡，刘备被曹操大军追杀，弃妻丢子仓皇逃命，赵云杀入曹军多个来回，最后救出刘阿斗，刘备却顺手将阿斗摔于地，说“为汝孺子惜失吾一员大将”，此情此景，谁不为之感动？
事业留人：拜孔明出任丞相兼三军统帅，集大权于一身，给了他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

通过封侯，使五虎上将分管5大区域，各自有了事业上的定位。

制度留人：刘备善用感情，对部属爱兵如子，但同样重视制度化，军纪严明。

对结义弟兄张飞犯错也不姑息，这样一视同仁，奖惩分明，使大家心服口服，增加了凝聚力。

薪酬留人：刘备慈善好施，对有功之人，出手大方。

益州平定后，刘备重奖孔明、法正、关张等人，每人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育人。

教育培训不足，后继无人。

刘备的弱点是感情用事，重用老人、旧部，而无意提拔后进，每逢征战总是老将挂帅，这最后导致“蜀国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

这可说是刘备用人的最大败笔，也是诸葛孔明不明之处。

五虎将死后，姜维和关兴攻力不足，孔明个人苦苦支撑，六出祁山，最后累死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最终导致蜀国的破败。

二人皆是强人中的王者，在用人制度上虽侧重不同，但都绝对不会随意放弃一个贤人，他们的仁义造就了他们拥有了一个不败的春天！
三、二者仁义不同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不同
东汉末年，由于统治者政权不断更迭和动摇，以致于朝纲紊乱，政治腐败到了极点，而社会上流民遍地，暴动不断出现。

随着“党锢之狱”、“十常侍之乱”、“黄巾起事”、“董卓与李傕郭汜之乱”一系列的内外忧患出现，使得地方豪强势力借机迅速增强，并纷纷起兵割据自立，相互争夺，东汉统治名存实亡。

一时间全国陷入内战混乱之中。

袁绍据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大军阀；曹操占据兖、豫二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部分，士燮占据交州。

此外，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保据汉中地区，置祭酒以治民。

在这些割据者中，势力最强也最活跃的是袁绍和曹操。

这时，刘备看到天下凌乱、篡逆恒生，决心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

在诸侯割据的战争中，刘备一直以汉室宗亲自居，作为汉王朝的正统代表与曹操明争暗斗。

在占据两川后，部下推举他为汉中王，他还要上书献帝，请求批准。

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大汉王朝标准的卫道士。

《水浒传》中所处的宋朝则不一样，北宋时，君主集权，典章制度完备，只有一国之君，没有择主而事的机会和可能。

也就没有忠的相对性，忠的表现对象只能是皇帝。

所以，“自幼曾攻经史”的宋江具有极强的忠君思想。

而且在当时内忧外患并存。

这自然激起了宋江“平虏保国安民”的“凌云志”。

同时，仁宗时程颐、程颢的“理学”出现，这使封建伦理“三纲五常”得到进一步加强。

所以，在“忠”为时代背景主流的情况下，宋江的“义”也只能为其“忠”来服务，因此他一方面带领粱山好汉打着“替天行道。

除暴安良”的旗号来“杀富济贫”“忠为君王恨贼臣”。

以反对贪官作为报答君王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带领梁山好汉以招安的方式来表达对朝廷的绝对忠诚，招安后，又用征辽、平方腊等方式来尽忠报国。

(二)出生环境不同
刘备、宋江虽然都讲忠义，但忠和义在两人的内心地位又极不平衡，这与他们的出身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两个人都非真正的农民但和统治阶级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骄傲的汉室宗亲
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便介绍了刘备的家世，说他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备在后面也多次表示自己是汉室宗亲，他的宗族观念是非常强的。

刘备少时家贫，以贩履织鞋为业，生活在社会底层。

但他师从郑玄、卢植。

刘备还与公孙瓒等为友。

可见刘备少时接触的这些人物使其眼界大开，对其今后的志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

刘备身处在社会最底层。

对社会的黑暗动乱也深有感触，深知“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