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从西方传到中国的思想文化理论，被中国共产党人所运用，成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而如今，中国正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本文就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20世纪初，努力寻找救国之路的仁人志士欲挽救民族的危亡，在纷繁庞杂的众多思想和方案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而后，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更加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要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势必存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因此，现阶段，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中的一种，其能够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结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社会的需要。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诚如前文所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列强的入侵，使得原本就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更加变得水深火热。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农民阶级的暴力革命还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都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运用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才出现了黎明的曙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本土文化的结合是一种客观上的必然，是本土文化在危机状态中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上升为指导思想，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不仅仅是中国社会革命和变革的需要，同时与中国文化及其自身的特质是分不开的。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成为可能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他们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实事求是”源自班固在《汉书》中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即把实事求是提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批判的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观点，阐明了从客观事物中寻找真理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创造性地赋予中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现代科学意义的内涵和外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实事求是”坚持了物质的第一性原理，强调寻求真理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认为，现实世界是可认识的，“实事求是”强调的从现实出发认识客观世界是以现实世界的可认识性为前提的。而中国传统哲学也强调“实”、注重“行”的务实精神，这就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它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它是由欧洲人以欧洲的思维方式和文字而创立的，其中对中国情况的直接论述并不多，它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中国的问题。

与时俱进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内涵。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要想做到与时俱进，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就必须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全部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更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在坚持吸收人类文明新

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所以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供了哲学依据。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纷繁庞杂，其中不乏丰富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思维。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范缜的“无神论”和王夫之的“元气说”等思想,都是这一朴素的唯物思想的生动写照。虽然带有很大的猜测性、直观性和模糊性,在科学性上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相提并论,但是这种朴素的思想却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之本质精神的。

中国的辩证思维渊源于殷商时代产生的阴阳五行说，正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兵法》),再到万物“皆各有耦”(《洪范传》)、“一物两体”(《正蒙·参两》)等思想,古代的思想家对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现象作出了全面的阐释;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张子正蒙注·太易》)等格言同样渗透出了传统文化中“尚变”的思想,指明了事物发展的方向。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中国辩证法的精髓。

正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营养，又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顺利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与马克思所述的共产主义世界有“默契的渊源”

实现“天下大同”是中国人民自古就有的理想和追求,“大同”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有一种“大同”思想，并且源远流长。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