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茅台酒的历史进程

淺谈茅台酒的历史进程

2012年5月23日来源: 遵义文史作者:蔡永德

仁怀境内生产的茅台酒，通过考古、文物发现，在历史上的进程当中是经过多次的改革发展而来，取得的成绩是仁怀历代劳动人民通过艰辛的劳动创造发明的，是人类活动的智慧结晶。中国贵州茅台酒在历史上的发展经历，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艰辛，是深知今天茅台酒宋之不易的实物见证，是激励今人更好地为尘产茅台酒努力工作而献身的教材。据此，研究仁怀酒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仁怀市纪念建县九百周年之际，以淺谈中国贵州茅台酒在历史上的发展历程，介绍仁怀与酒有关的习俗和文物，供广大爱好者研究。中国贵州茅台酒的历史，在史称的“九州”、“鬼方”时期并无史載，只能根掘仁怀境内的习俗和文物证明。在沒有文物出现的时代不作任何评论，只能根据习俗、文物说事。现以酒的起源，大量酒的存在，掌握储存酒的技术，酒与文化、习俗、石刻的关系，酒与战爭的关系叙述。

一、酒的起源

仁怀境内的茅台镇，根据《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记载，过去流行一种牌位供奉的习俗。该牌位是或用红纸作底，下中竖书“杜康先师之位”贴于壁上，或用木牌怪书“杜康先师神位”竖立。开始烤酒，酒师必须早、晚烧香点、烛祷告，以求神灵护佑烤酒的成功。烤酒人祷告时要虔滅作揖，不要有冒犯之心，酒神才能显灵，出酒率才高。这种习俗奉的杜康就是少康，是夏朝的第六代帝王。少康，是夏朝人，说明九州之地的仁怀酿酒起源爱亿。

二、大量酒的存在

1994年在中枢城东门河云仙寺发掘的商用洞穴遗址，是根据出土的器形与山西东下冯遗址山土物和四川三星堆出土物对比研究和根据贵州文化落后于该两省文化的历史状况确定的商周时期。该遗址是经贵州省考古研究所的万光荣、张合荣同志带队亲自发掘，并在小同《考古》1998年第9期杂志以“贵州省仁怀县商周遗址的清理”一文登载。遗址中山土的大口尊、陶瓶、陶杯，经研究员张合荣同志对酒器的质地、造型、用途进行研究、确认为盛酒器、斟饮器、饮酒器，是当时的成组专用酒具，并在1995年贵州《文史天地》刊物中发表。这商周时期饮酒习俗的成组专用酒具，证明当时的仁怀人民掌握了酿酒技术，应当有大量酒的存在。仁怀，商周时期称“鬼方”，该组酒具的出土，表明当时的的“鬼

方”与中原一样同样有酒的盛行，并有大量酒的生产。这大门尊、陶瓶、陶杯文物现藏仁怀市博物馆，是仁怀商周时期酿酒的实物见证。

三、掌握储酒技术

1991年11月，合马罗村梅子坳清理的西汉土坑墓．出土400多件文物。其中出土酒瓮4个、酒坛2个、酒罐4个、铺首衔环酒壶2个，都是是储酒和盛酒器。其余的陶瓶、陶釜、铜釜、陶簋、陶盆、陶盒、陶罐，刻刀、砍刀、铁锯、铁锸、铁斧、大量的五铢钱、大泉五十及两枚大布黄千等实物与酿酒有关，证明这里曾经有过规模性的酿酒和储存酒的历史。中国墓葬的随葬品，是墓主生前使用过或爱好的实物才带进墓葬，说明该墓的出土物是当时墓主使用过的器具。从这储、盛酒器和与酒有关的生产、生活、钱币等实物来看，墓主生前从事过具有规模性的酿酒生产和掌握储存酒的技术，认为器具比较珍贵，死后以随葬保存至今。

这里的酒器容量：酒瓮约容百斤、八十斤不等；酒坛约容十多斤左右；酒罐、酒壶约容三斤左右。其中的铺首衔环酒壶中的铺首图，是饕餮兽首像，是使人望而生畏的森严等级图案，象征着有钱人或上层人物使用的专用酒器，说明当时酒有已被有钱人或上层人物据有。

其余涉及证明生产的砍刀、铁锯、铁锸、铁釜等生产工具，与发展酿酒原料的粮食有关，说明当时着重粮食生产；证明生活的陶釜、铜釜、陶甑、陶簋、刻刀、陶盒、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与酿酒的蒸煮、祭祀、盛物、记事有关，说明当时具有整套烤酒的工具；证明经济收入的五铢钱、大泉五十、大布黃千等的钱币种类，与酒成为商品与货币交换有关，证明当时形成规模性的酿酒能力已具有条件、具有经济效益，储存酒是提高酒的质量与市场竞争。

这些出土物，表明了仁怀酒在西汉时期已有规模性的酿造能力，掌握储酒技术。该墓的发现是仁怀酒乡首次发现汉代墓葬，出土与酒有关文物之多，研究仁怀酒史资料较为丰富，当时曾在《遵义日报》、《贵州日报》、《人民闩報》等报刊报道。

该墓是当地农民建房取土筑墙时发现，经贵州省考古研究所、遵义地区文化局、仁怀县文物管理所的有关同志前往清现发掘，对毁坏的部份文物修复陈列于仁怀市博物馆。

这里与赤水河相隔的卢岗咀汉代遗址，是当时人口集中的村镇遗址，说明西汉时的仁怀酒已有就地的销售市场。这里与中枢城商周遗址是赤水河一岸的连接，在这里发现与规模性酿酒和掌握储酒有关文物，洗明仁怀酒的酿造具有区域性和传承性，掌握酒的储存技术是具有改革性。

四、酒与文化、习俗、石刻的关系

(一)、酒与文化。东汉时期，仁怀的酒己成为当地经济产业支柱，推动仁怀的文化事业发展。1991年12月，合马大渡口发现的东汉砖室墓。墓壁和卷顶采用几何纹砖砌筑，相当精美。出土抚琴俑、听琴俑、舞俑、说书俑、持锸俑、陶狗、陶鸡、陶猪、陶屋等，戏剧人物形像逼真，家禽、家畜活灵活现，房屋筒瓦盖顶斗拱承托，有着较高的泥塑艺术价值。其中抚琴俑抚琴的专一神态、听琴俑的侧耳倾听、说书俑的手势与语言神情姿态、舞俑裙摆袅袅的舞姿，持锸俑身佩环首刀右手持锸左手提撮箕，再现丁东汉时期的仁怀文化艺术生活和劳动情景。还有陶狗的昂头翘尾健状神态，陶猪的短嘴平背卷尾的肥休特征，陶鸡的尖嘴短尾的雏鸡和背、扩小鸡的卧地母鸡，反映了当时家庭饲养畜、禽的水平。另外筒瓦和板瓦盖顶、斗拱承托的陶屋，显示了墓主生前享有的豪华住宅。该墓还出土了近一米的长剑和短刀短剑及殉葬猪的牙齿与有铭文的陶钵，说明当时的墓主还是一方的权贵人物。这些出土物表明当时的仁怀没有销量的产粮区域和开采矿产场所，说明东汉时期的文化发展需要的经费与酒业发展经济有着必然的关系。

(二)、酒与庆典习俗关系。1985年4月2日在茅台银滩葫芦田出土的铜鼓称茅台铜鼓。该铜鼓一面，束腰形，重18．15公斤，通高33厘米，面径57厘米，足径57厘米，表面饰弦纹、芒纹、蝉翼纹、锯齿纹、游旗纹、翔鹭纹、蜗纹、辨索纹，造型凝重、纹饰清晰，叩之音响渾厚，经专家鉴定为东汉铜鼓。该铜鼓出土于茅台，与西汉早期的卢岗咀汉代遗址、大渡口东汉砖室墓、梅子坳西汉土坑墓、商周遗址相邻。从出土的大量酒具来看，说明当时饮用酒的条件较好。从这些墓葬和遗址的出土文物分析，这一带当时已有人口集中的城镇，进行规模性的酿酒，厚葬的习俗证明，这一带当时没有战争的痕迹，人民生活较为稳定。这时制造精美的铜鼓，用途只有作为庆典中的号召乐器，在祭祀、婚姻、表葬、喜庆节日等仪式中击鼓，使仪式祭酒和群体宴席饮酒成为庄严隆重。茅台铜鼓在全国各级博物馆收藏的1500多件中，其纹饰、大小仅与四川大学搏物馆收藏的其中一件雷同，现藏仁怀市博物馆，是民俗饮酒的实物見证。该铜鼓在全国仅两件，对研究茅台民族的饮酒习俗是难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