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起源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关问题考述

摘要：20世纪初，北京大学经历了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的革新后，各种思想激荡在北大上空，新旧两派的斗争日渐活跃，与此同时，代表着不同思想的各类社团也纷纷建立起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是其一，它在当时为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迷信，团结进步知识青年，为党输送干部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研究五四时期的社团，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团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史来说意义非凡。但是，由于史料挖掘的还不十分充分，很多相关问题的细节还有待考察。本文力争对现有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起止时间、主要人物、主要活动这三个历史问题做一简单的回顾。

关键词：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考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产床。目前学界关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时间、主要活动等问题，各持己见。比如，彭明教授考证说关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间这一史实，学界对此目前尚无定论。张西曼教授在《历史回忆》一书中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社会主义研究会的衍生。而英国卡迪夫大学历史考古学院的李丹阳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一文中认为1918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确实是存在过的。

本文力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对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起止时间、主要活动以及主要人物三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综合分析和考察，争取做到不偏颇、实事求是的还原历史真相。

一、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起止时间

查阅相关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资料后，不难发现大多文献对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间的记载是1920年3月21日。这些文献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官方权威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将该社团称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而李丹阳学者却不苟同，他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一文中反驳了此观点，并且对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起始时间做了一个较为有说服力的论证。李丹阳认为，不能因为没有发现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1918年至1919年公开刊登过启示，或者当事人没有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1918年的存在，就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对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这种否定是“后来的史学家没有给出充分理由便否定以前有关历史记载的明显例证。”2对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笔者认为，这一团体在1918年末至1919年的确存在过（当时该社团的名称并不叫做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方便起见，本文统一称其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1920年3月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称其为“中国最早的一个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式’或‘公开’团体”可能略为恰当些。

主要有以下几点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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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北大教员高一涵的回忆。

1916年，高一涵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1916年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所以，高一涵回忆的史料是较为可信的。高一涵在50年代回忆说：“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斯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31964年春节前夕，X曾在江苏省政协（即南京前总统府所在地）访问过高，谈到李大钊的生平，他仍坚持上述说法。高于1968年1月23日辞世。据X所知，在生前，他并没有否定过这一说法。

北大学生、李大钊的密友朱务善则在1960年6月20日的回忆中说道：“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像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4然而，朱务善是在1919年4月

才考入北京大学的，1919年当选北大学生会主席后才认识了李大钊。1918年，他并不在北大。所以说，朱务善的这段文字，一种可能是根据高一涵的回忆而写的，但两人回忆中关于研究会的名称又有所不同；另外一种可能是当时或者后来听某位当事人说的。

其二，成舍我的回忆。成舍我，原名成勋，1898年生，湖南湘乡人。1918年春入北大学习“因为回忆材料是在事过境迁的多年以后回忆的。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不清，或者角度不同，往往许多人回忆同一件事，却差异很大。”5所以，和当事人回忆的资料相比，“许多问题必须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来印证，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6例如报刊资料，它是“当时的文字记录，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基础资料。”7

其三，戴季陶在《星期评论》14号上发表文章《可怜的“他”》。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创刊于上海，主编是戴季陶和沈玄庐。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前25期主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从

27期到37期，主编由胡适代替，1918年8月被北洋军阀查禁而停刊。戴季陶在《可怜的“他”》中写道：“你们不见报纸上说他们要禁止传播‘马尔格时主义’么？他们要禁止‘马尔格时主义’，却不禁止‘马克思主义’，也不禁止‘马尔克司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命令上的文字是‘马尔格时’四个字，并不是三个字。……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戴季陶的文章显而易见的揭露出两个事实。一，《每周评论》被封，和传播“马尔格时主义”是有必然联系的；二，文中所谓的“马尔格时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3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一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4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

5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二版，第4页

6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二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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