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告倒白恩培

杨维骏告倒白恩培

中纪委给总结为“三个之最”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的调查。而随着大老虎的落马，同样成为人们议论焦点的是：92岁的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杨维骏。在媒体的评论中，杨维骏被描述为是凭一己之力拉下贪官的斗士；他是我国至今唯一敢于叫板省委书记的党外高官；也是实名举报告倒白恩培的副部级高官；他还是至今级别最高的上访者和被称为官员中“异类”。

图为中纪委给总结为“三个之最”、92岁的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杨维骏。

那吗，杨维骏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另类高官呢？

杨维骏，1922年出生昆明，父亲杨蓁，滇中名将，同盟会会员。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杨维骏三岁时，父亲被人杀害。少年杨维骏被家人送到上海读书，他自言在家仇国恨中长大，从小性格比较直，敢于批评。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当时云大人才济济，费孝通和苏步青都在那里任教。在学校里，杨维骏是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同学们和国民党三清团斗争，毕业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这个期间，他曾经要求入党，但被指示加入民族青年同盟，并让他回到云南，去策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杨维骏参与成功策动军阀卢汉起义，建国后出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195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前往云南进行调研，云南方面委派曾经跟费孝通有师生之谊的杨维骏担任费孝通的调研助理。“费孝通是个知识很渊博的人，我对他心悦诚服。”杨维骏说，在费调研期间，他跟费孝通相处得很好。

“反右”前夕，费孝通响应中央“百花齐放”的号召，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给党提意见，这篇本意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文章，最后变成了“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费因此被打为“右派”。消息传到云南，担任过费助理的杨维骏被领导要求检举费孝通“反党行为”。时任政协副秘书长的他不肯检举，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编。”

副部级高官实名告倒省委书记始末

白恩培，1946年9月生，陕西清涧人。西北工业大学航海设备与自动控制系毕业。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2014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1959年，杨维骏一句“不能瞎编”，被打成了“右派”，他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改造。

这对杨维骏打击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从小满腔热情参加革命，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自觉看不到出头之日的他，向太太王婉琪提出了离婚。那时，他们结婚没多久，妻子刚刚有了身孕。“我不忍心太太连累受苦，她年轻漂亮，我让她找个好人家

嫁了。”他回忆说，当时他就打算离完婚，去触电自杀。但比他小13岁的王婉琪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丈夫的请求。

妻子的坚定，让杨维骏彻底打消了死的念头：“我要保护她，怎么挣扎也要活下来。”从此以后，无论是在最初的劳动，还是“文革”中的冲击，再艰难的日子，杨维骏再也没动过“死”这个念头。

杨维骏的“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0年，他的一双儿女，也在父亲的“帽子”下慢慢长大。杨维骏说，他从不给儿女帮助，儿女也不会要父亲给他们便利。“他们都经历过那些岁月。”因此不会问我要求什么。

后来在费孝通帮助下，摘了右派帽子的杨维骏重新恢复了统战部副秘书长职务，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云南省民盟副主任。1983年，杨维骏还当选了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维骏说：“我很高兴，过去提多少建议，人微言轻，得不到理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提出建议，至少总会得到答复吧！”

此后，自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后，发现其许多问题，便多次实名举报白恩培的问题。

杨维骏为何举报白恩培

杨维骏与白恩培年龄相差24岁，两人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最终为何会变成举报者和被举报者呢？

这还要从2001年说起。

2001年10月，55岁的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调任云南省委书记，而此时，杨维骏已经离休快三年了。两人第一次见面是这一年省委老

干部座谈会上。

开始，杨维骏对白恩培还抱有极大期望。他热情地给白恩培建议安排一点时间，他找一些专家学者，给白恩培介绍云南的一些基本情况，提供一些好的建议。他满口答应好，结果过了几天，他说要出国，还去北京一趟，一个月回来再说。杨维骏足足等了一个多月，便到省委去找到白恩培，他却说交给了省委办公厅来操办。然而，此后便是石沉大海，没有下文。这给杨维骏留下说的是一套，做的则是另一套。

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决策之一，就是提出大昆明的造城计划，以滇池为中心，通过实施“一湖四环工程”，逐步形成“一湖四片”城市格局，“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当时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很多专家和老干部不免担心，太快会出问题。杨维骏是其中态度鲜明的反对者之一。

为了尽快推进落实，白恩培召开了省委、省政府联席办公会议，又让昆明市规划局召开了一个专家听证会，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杨维骏第一反应就是坚决反对，因为这是白恩培的典型政绩工程，中央早已明令禁止。

杨维骏不服，觉得听证会上请的专家结构有问题，缺少真正持反对意见者。他去找时任省政协主席：“政协是民主监督，是不是开个会？”杨维骏的建议得到了采纳，政协主席随后召集昆明市规划局来汇报情况，但只是听听情况介绍，并没有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就宣布散会，杨维骏还是觉得，这是在敷衍他，“避免政协跟省委唱对

台戏”。于是，杨维骏就在网上发表意见，批评了这些做法，后来迫不得已又安排规划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这些参会的专家，都是经过他们精选过的专家，也就是说专门为政府说话的所谓专家，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专家，自然就打入另册。这些阿谀奉承的所谓专家，自然都说这个决策好，我们拥护，结果是走了过场。

尽管，杨维骏和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极力反对白恩培的大昆明规划，但白恩培为首便请来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为此大造舆论。2003年6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一湖四环”还美景，“一湖四片”兴春城，再造秀美昆明，云南启动大昆明发展战略》为题，给白恩培在云南大规模启动大昆明发展战略大造舆论，压制不同意见。

据昆明市政府网资料显示，这一规划“涉及的总人口达到450万人，用地460平方公里。”杨维骏说：直接后果是郊区的基本农田地、蔬菜地占掉了，粮食生产、蔬菜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山地占了全省面积的94%，只有6%是平坝，可以生产粮食。这样一来，全省都搞什么大红河，大大理，大曲靖，这种占据农田造城计划，与中央城乡一体化，三农是重中之重等大政方针相悖。

另一方面，时任省委书记的白恩培提出了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总方针。杨维骏认为这与党中央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唱反调，危害极大。他认为这一指导思想，一是大城市化，一是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在全省掀起一个毁乡造城，强拆强迁，打伤农民事件处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