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的形象分析

孔乙己的形象分析从孔乙己这一面看，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从民众这一面看，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通过对外形的整体描写揭示孔乙己的特殊身份。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这一外形的整体描写，集中而简练的概括了人物的特殊身份，预示了悲剧的必然性。

通过肖像描写揭示孔乙己的不幸遭遇。

“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

活画出一个穷困不得志，又经常挨打的老书生的形象。

断腿前后肖像的对照，更显出他遭遇的悲惨。

通过服饰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孔乙己懒惰而又死爱面子的特征。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又脏又破，长期不洗不补，既说明孔乙己很穷；只此一件长衫，又说明他很懒，连洗衣服都不肯动手。

不肯脱下这么一件长衫，是唯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

作者通过一件破长衫的描写，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揭示的十分深刻。

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揭示孔乙己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的性格。

课文多次描写他满口“之乎者也”，反映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

孔乙己用“四书”“五经”中的所谓“圣言”为自己辩解，连偷书也说成“窃书不能算偷”。

这些性格化的语言极能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

通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显示孔乙己善良的心地。

孔乙己教“我”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表现了他善良的心地。

文章截取孔乙己一生中的一段生活，把最能显示孔乙己生活、性格和命运的情节浓缩在几个场面，这样写便使故事情节集中而凝练。

作者通过小伙计的眼光，用了几个特写镜头把孔乙己的外貌，他的遭人轻视和奚落的情状表现出来，然后转入对孔乙己遭受残害即将死亡的描写。

简简单单的故事情节依据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极其深刻的主题。

我们可以看到，孔乙己完全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异己环境中。

不仅社会权贵与统治阶层专以弱肉强食、欺压百姓为能事，即使是同属被压迫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也是那么寡情与淡漠。

想当年丁举人原本也是读书人，但考中了举人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其身份与地位自然就与孔乙己有了天壤之别。

读书人对读书人下手又是那么毒辣凶狠；我们还可以想像到，施暴者该是何等的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因为他们是在惩罚“坏人”。

而咸亨酒店里的所有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把孔乙己作为嘲弄与取笑的对象，专以揭开他的心灵伤疤为乐。

孔乙己惟一被人记起的理由，就是他还拖欠了酒店老板的十九个铜钱。

——通过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哄笑”声，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作者那发自心灵深处的呐喊：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同类那么冷漠？为什么彼此之间就不能多一点关爱与同情？为什么像孔乙己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而人们却不肯给他一点点关心与帮助，却还要对他加以欺凌和嘲弄？第一次，孔乙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咸亨酒店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第一个句子“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是这尊雕像的主要相貌。

它是孔乙己一生的写照，包括他的身份、身世、性格及其生活的社会背景。

他身材高大，受人注目，因为他原是读过书的人，只是在连半个秀才捞不到后，才沦落潦倒，以致偷东西被人打断腿。

最后出现，断了腿，爬着走路，柜台里的人都看不见他，那是象征他已被践踏、潦倒卑下了。

他的破烂长衫是他忘记不了读书人、君子高尚身份的内在意识的标志。

他有高大身材（有力气）可以劳动，中了旧思想的毒素，使他被上下阶层的人所践踏。

孔乙己“脸上皱纹间时常夹着些伤痕”，这些新旧的疤痕又包涵着多少社会的残酷，及他自己好吃懒做的性格。

孔乙己的悲剧是双重性的，他一方面是旧读书人的悲剧，也是底层社会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悲剧。

孔乙己第二次出现在小说里，是以这尊雕像出现的，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小伙计：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当孔乙己在第三次出现时，更被一群孩子包围住，“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

”这座雕像刻上他和孩子们。

这表示在他迂腐的思想之内，还有一颗善良和恳切的心。

他在咸亨酒店，品行比别人都好，老实，从不拖欠。

他的叹息，除了因为了解到自己的卑下，成为众人轻视、嘲笑、欺凌、侮辱的对象，也悲叹年青一代居然也参加进入以他人的耻辱和痛苦为快乐的群众队伍。

他原来觉得成人社会的冷酷与无情，才转向小孩求取安慰，而他们也很现实（“眼睛都望着碟子”）、绝望（不敢企望能成为掌柜，因此不需学写字）和冷酷无情（“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时，原来高大的孔乙己，突然缩小成被打断腿，用手走路的乞丐：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原来高大的孔乙己现在站不起来了。

因为偷了一些书纸笔砚，先后被吊起来打，最后腿也被打断了。

鲁迅便以这尊雕像来代表孔乙己永恒的、最后的悲剧。

《孔乙己》：中国现代叙事小说的典范李德波博客发表于2005年5月11日《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继《狂人日记》之后的第二篇现代白话小说，如果说《狂人日记》首开中国现代散文体抒情小说先河的话，那么，《孔乙己》则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叙事小说的典范。

它在不足三千字的短小篇幅中，为人们展示了异常丰富的社会时空和广阔的环境背景。

本文拟就叙事视角、反讽结构和思想意蕴等三方面对之作一浅显的阐释。

三重的叙事视角“视角”，是现代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所谓“视角”，其实就是叙事作品中故事的叙述者所处的位置，具体表现为人称问题，一般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分。

《孔乙己》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表现出了多重性特征。

首先，作品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的，故事发生时，“我”的身份是鲁镇咸亨酒店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伙计，这即是小说文字表层的叙事视角。

这里的“我”，因为“样子太傻”，“侍候不了长衫主顾”，便干了“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于是，长期地与酒客打交道，成了人们演绎孔乙已故事的见证；同时，在酒客与掌柜的“哄笑”里也“可以附和着”笑几声。

不难看出，这个“我”思想单纯，不谙世事。

如果故事的叙述视角仅仅停留于此，那么，孔乙已的形象就显得简单化，其悲剧命运也不可能如此震撼人心。

实际上，从作品的深层情感和前后文字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孔乙已故事的第二重叙事视角——成人的“我”。

小说开头的插入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结尾一句“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这些都是作品结构中很重要的提示型语句，它们很明显地反映出小说是用追忆笔调来组织故事的。

因为二十年前“我”的职务“有些单调”，生活“有些无聊”，“凶脸孔”的掌柜，“没有好声气”的主顾，“教人活泼不得”，所以，“至今还记得”引得“我”也“可以笑几声”的孔乙已。

二十多年后的“小伙计”已经成人，毫无疑问，对险恶的世事和炎凉的世态应该有所了解和理解。

小说正是将这二十多年前与后的双重之“我”交织于一起来展开叙事的，一方面，少年的“我”涉世未深，理解有限，仅仅是耳闻目睹了孔乙已的生身经历和鲁镇的风土人情，见证了孔乙已的诚恳与善良，荒唐与可笑，可怜与可悲；另一方面，成年的“我”经历丰富，思想成熟，在追忆中带有对人物的悲悯与同情，能深切体会人物的心情与人情之冷暖，懂得人物神态的“不屑置辩”和模样的“颓唐不安”，以及孔乙已“跌断”谎言中的“恳求”眼色的深刻含义。

小说就是这样在少年之“我”的口述中贯穿着成年之“我”的情感，因而极大地开拓了作品的叙事容量，取得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

这种采用追忆笔调，以双重之“我”交织于一起的视角来叙述人物故事的写法，不是鲁迅先生的首创，它相当于故事中套着故事，讲故事的人在讲着自己过去所见闻的故事，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一条重要的创作笔法。

但是，鲁迅先生的高明之举就在于继承中有所发展，他创造性地吸收了散文创作的“寓情于事”的手法，在小说的事件当事人或故事叙述者“我”的背后，往往隐含着另一个层面的“我”，即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作者自己，这是鲁迅先生的第一人称小说的共性，《孔乙己》当然也不例外。

小说在叙述者“我”的背后，自始至终有一个“隐含作者”在审视着作为下层知识分子的孔乙已和作为劳苦群众的酒客们的双重悲喜剧，从而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第三重视角。

这可以从作品的判断性语句中寻觅端倪：“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孔乙已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这些叙述表明，“隐含作者”似乎在给读者一个暗示，让读者能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氛围中透视出其内在的悲剧色彩。

结尾的断语“大约孔乙已的确死了”，这分明是“隐含作者”在引导读者去体味小说的悲剧极致，表露出作者的“怒其不争”与“哀其不幸”之复杂的情绪体验，从而达到作品主客相融的叙事美感。

反讽的叙事结构“反讽”，是现代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创作技法。

在小说创作中，所谓“反讽”，就是“表面上贬低而实际上提高读者对某一事物的评价，或者表面上提高而实际上贬低读者对某一事物的评价。

”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在作品的语言表达、结构方式、思想意蕴等诸多方面故意地制造褒与贬、是与非的强烈对比与反差，以形成作品内在的丰富性与批判性。

“反讽”与我们常说的“反语”“讽刺”不尽相同，“反语”“讽刺”属修辞手法，而“反讽”则是创作笔法。

《孔乙己》的反讽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反讽结构之一是小说故事的“明”(正)“暗”(侧)两条叙事线索的交错。

孔乙已好吃懒做，为求生计，偶尔偷书，先是偷到何家，被吊着打，后“自己发昏”，偷了丁举人家，写了服辩后还被打折了腿，以至身残而亡，此中，何、丁两家就成了杀害孔乙已的直接“凶手”。

这看起来是极为重大的主题事件，但作者却把它置于幕后作暗线处理，通过酒客们漫不经心的闲谈进行侧面交代；而把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喝酒活动作为叙事明线，通过对其站着喝酒时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的描绘，从正面详尽地展现了孔乙己被酒客、掌柜、小伙计“我”以及一群孩子“哄笑”的五幅场景。

这似乎是个暗示，作者不着意铺写人物的肉体之伤，而是极力刻画社会环境之炎凉：一个人称孔乙己的被欺凌者带着伤残之躯逐渐步入死亡，却无人为之悲愤与怜悯，相反，却引来无数个同地位者诸如酒客们的“哄笑”与“嘲弄”，一股悲凉气息力透纸背。

就这样，沿着明暗两条线索，孔乙己的悲剧在“鲁镇”这个封建小社会舞台上演着，但矛盾冲突的角色比例却严重失衡：一头是孤苦伶仃的孔乙己，一头却是“庞大的鲁镇”，其结局显而易见。

这种凸现广泛的批判性主旨的叙事模式的选择当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反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