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金钱、荣耀永远无法取代寂静中的苦苦修行”

“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金钱、荣耀永远无法取

代寂静中的苦苦修行”

弹钢琴的人大约都会这样想：大卫?杜巴尔是世界上采访钢琴家最多的人。他对钢琴大师霍洛维兹持续不断的访谈；他写的《键盘上的反思》（数十位著名钢琴家的访谈录）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很值得庆幸，在第2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大师班”，我见到了应邀前来讲课的大卫?杜巴尔先生。他在大师班结束前那天讲了一天课后，利用“最后的晚餐”那一点点时间，接受了我的访谈。

鲍蕙荞（下简称鲍）：您在讲课中谈到，实际上对美国钢琴界影响最大的是俄国钢琴学派，对吗？

大卫?杜巴尔（下简称大卫）：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尾的几年，美国有了丰富的音乐会生活。很多欧洲音乐家，其中有小提琴家、声乐家，最多的是钢琴家，都到美国来演出，这对于美国古典音乐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著名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的年度巡演。他定期来美国演出，音乐会数量极多。在听众的心目中，他像神一样崇高。他虽然不教学，但他那种斯拉夫式的演奏风格（俄罗斯学派也属于斯拉

夫风格），深深影响着美国的音乐家，批评家、教师及学生。

他第一次是接受斯坦威钢琴公司的邀请，于1891年访美演出。1941年死于纽约。

鲍：这期间他一直住在美国吗？

大卫：他是个最伟大的旅行家，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有农场，在瑞士也有家，但他一直到处巡回演出。

在现场听他音乐会的听众，超过任何其他演奏家。所以他的票房价值一直是最高的。

鲍：但我听他的录音，并不觉得是特别辉煌的呀。

大卫：可能是他的人格魅力对听众特别有吸引力吧！其他的斯拉夫钢琴家，如拉赫玛尼诺夫、戈多夫斯基、霍夫曼等，声誉都无法与他相比。

鲍：是否因为他当过波兰总理呢？

大卫：他晚年是个政治家、国家代言人，但他在钢琴方面的声誉都并不是因为这些。

他到美国13年后，俄国钢琴家列文涅也到了美国，干得也很不错，不过影响还是不如他大。

还有一位对美国钢琴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是霍夫曼（注：Josef Hofmann生于波兰的钢琴家，师从俄国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他的钢琴技术比帕德雷夫斯

基棒多了。美国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就是霍夫曼在1925年创办的。

其实创办柯蒂斯，是美国Bok家庭的意思，他们给了一笔巨大的捐款，才创立了这所音乐学院。

美国的钢琴界，至今为止，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拉夫学派，如霍洛维兹、鲁宾斯坦。在朱利亚和柯蒂斯这两大音乐学院里有许多俄国钢琴教授。像斯托柯夫斯基的太太奥尔加?萨马罗夫（Olga Samaroff）就教出了许多著名钢琴家―罗莎琳?图雷克（Rosalyn Tureck）、阿列克西斯?魏森伯格（Alexis Weissenberg）、威廉?卡佩尔（William Capell）。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你要想出名，就一定要把名字改成俄国姓氏。比如：有一个美国的女钢琴家，原名叫Lucie Hikonlupen。是德克萨斯州第一个被巴黎接受的女钢琴家。但她回美国演出时，经纪人就对她说你必须改成俄国名字，所以她后来叫奥尔加。（笑）其实，每当钢琴制造业革新的时候，就有一批钢琴家应运而生。1845年左右，现代钢琴已定形，产品的数量和需求量不断上升。1900至1910年世界钢琴产量达到了高峰，钢琴家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

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施纳贝尔都是1882年出生的。

鲍：您能不能对朱利亚和柯蒂斯这两所著名的音乐学院进行一下比较？

大卫：只要考入了柯蒂斯，就能获得奖学金。柯蒂斯培养出了许多世界一流的钢琴家，而且是从总人数比朱利亚少的基数中培养出来的。但朱利亚音乐学院的文化素质更为全面。

我个人没有兴趣对两个学院进行对比，但有兴趣去研究教师的情况。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被捧过了头，教师的能力也被大大高估了。

有好学生的老师往往很“时髦”。其实，好老师最重要的一点是尽早让学生学会独立。达?芬奇的老师Verachio曾说过：“如果你是一个好教师，你的学生必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鲍：这真是金玉良言，太重要了。请介绍一下当今美国音乐生活。

大卫：现在，美国的音乐会越来越少了。美国的大学每年制造出成千上万的钢琴毕业生，但大多数人却没有舞台，也没有人在意他们。美国的古典音乐文化正在被流行音乐吞食。流行音乐艺术的日益商业化，被金钱利益所驱动。美国人选择了这样一种态度：我不要让我的精神生活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

一个国家如不尊重艺术，只对“拥有”感兴趣，

就如同行尸走肉。

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生存在“无艺术”的状态中。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环保啊、生态平衡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还有就是“如何把艺术传播给人类”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而是我们常常自我迷失了。我常鼓励不同年龄的人弹钢琴，因我相信弹钢琴能使人与精神世界融为一体。

鲍：您对霍洛维兹进行了许多采访，这些采访是事先安排的还是因为您与他是朋友，在生活中随机采访后记录下来的？

大卫：正式的访谈都是事先约定的。但是书写完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由再去打扰他了，因为我不喜欢把自己硬加入到别人的生活中。所以有5年时间，我没有再去找他。但是5年后的一天，霍洛维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听说你在朱利亚音乐学院教钢琴文献课。哪天过来吃晚饭，一起聊聊天吧。”这之后的三年半时间，我每星期都去看他，我们渡过了许多非常愉快的时光。而且除了一次例外，这三年半中，每次见面他都会弹琴给我听。

他晚年时，很想教学。就要我带些学生给他，特别是中国学生。他说：“中国学生最有才能，也最用功。”

（注：中国旅美钢琴家、当年在朱利亚音乐学院学习的韦丹文，就是由大卫?杜巴尔介绍给霍洛维兹的学生。）

实际上，霍洛维兹是比他自己想象的更优秀的老师，他给了学生们一些极好的教诲。

霍洛维兹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大师，他还常常给我讲，如何构思一套曲目。

鲍：您能就这个问题举些例子吗？

大卫：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非常注意“平衡”，他们把大曲子、小曲子、长曲子和短曲子搭配起来。

比如，他用两首斯卡拉蒂《奏鸣曲》来开场。然后弹一两首大的奏鸣曲。后半场，他可能弹肖邦的《叙事曲》、两首《练习曲》、两首《马祖卡》、三四首德彪西的《练习曲》，再加上李斯特的一些小型作品或《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对于返场曲，他也是精心考虑的。他常常弹舒曼的《梦幻曲》和《星条旗永不落》。他弹“星条旗”的时候，几乎每次听众的狂热都要把音乐厅掀翻了。

他的信念是：永远不要使你的听众感到无聊。他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Op.10）很棒，但他说：这首奏鸣曲对听众来说太乏味了。

鲍：有人说霍洛维兹是“成功第一”，你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