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浅析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价值取向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以儒家“仁义为上”价值取向、墨家“功利为上”价值取向、法家“君权为上”价值取向、道家“贵夫无为”价值取向等为主要代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这些内容不同，类型相异的文化互相激荡吸收，体现出了价值取向的交融与互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价值系统，其中很多精华部分对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89-02

中华文化，流光溢彩，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潜移默化于炎黄子孙的繁衍变化之中，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发展，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结构，至今还对我们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价值取向是主体选取价值的方向，它最集中地表现着选择者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1]。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取向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

一、儒家“仁义为上”的价值取向

儒家认为“仁义”往往表示最高的道德境界、基本的道德原则，“仁义”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可以说“贵仁”代表了孔子的价值观，同时也是儒家价值观的主导方向。

（一）仁义道德乃人之本性

儒家认为，人，作为真正的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一切万物，就在于人有仁义之德。孔子说：“天地之性（生）人为贵”。“民治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孟子认为仁义是“心之所同然者”，是人本身固有的，“仁也者，人也”（《尽心下》）。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董仲舒、朱熹皆有诸多相似论述。他们认为，仁义道德也是人本身固有的一种心灵境界。“仁者静”、“仁者寿”、“仁者乐山”、”仁者无忧“、“仁者无敌”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心灵意境和精神境界。因此，仁义道德乃人天生具备的本性。

（二）仁义道德乃修身之本

儒家认为，仁义道德对人的认知、求知、审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才能获取知识，增进才学。《论语·学而》记载，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说的就是孔子之所以取得了知识，是因为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知识的扎实巩固也要靠仁义道德才能够实现。这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儒家还认为，仁义道德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即修德即求学，好德则好学。仁义道德可以修身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仁义道德可以陶冶人的精神境界，铸造人的理想人格。从孔子提出的“里仁为美”到孟子提出的“悦我心”，再到后来董仲舒提出的“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到

朱熹所谓的君子之“极既定于内”，则其形于外者“灿然”，说的都是这层含义。

（二）仁义道德乃治国之本

儒家学者历来重视仁义道德在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统治人民中的作用，并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尚贤”，即选择、培养有仁义之德的统治者掌握政权并起到表率作用，所以“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其次，提倡“为政以德”，将仁义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一切原则的根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孟子把用仁义道德治理国家称之为“仁政”、“王道”，主张“以德服人”。最后，儒家学者还主要用仁义道德来教化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

二、墨家“功利为上”的价值取向

墨家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讲就是“功”、“利”二字，“功”指的是功业、功效，“利”指物质利益，主要是指广大民众的物质利益。墨子主张“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并希望天下仁人志士都以此为价值取向。

（一）物质利益乃人生存之本

墨家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飞禽走兽，是因为生存条件的不同，人必须通过劳动创造出一定的物质财富才能满足生存所需。“衣食者，人之生利也”（《节葬下》），衣食就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利益。

（二）“兼利交利”乃道德之核心

墨家认为，一切道德标准必须以对人或社会有利为准则，道德不可以脱离利人、利国家、利百姓、利天下而单独存在，墨家崇尚“兼爱”，并以此为高尚的道德。并认为当时社会上一切动荡、灾难、罪恶都是因为不“兼爱”而引起的。治理天下正确的道德途径即“兼以易别”。而墨子所谓的“兼爱”主要是指“兼相爱，交相利”。（三）“兼爱兴利”乃执政之本

在治国方面，墨子也曾提出许多治国良策，曾在《鲁问》中提出五项十策的治国方略。其基本原则也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将利国、利民、利天下作为“善政”的标准，反之则为“不善政”，主张“节用”、“节葬”、“非攻”、“非乐”，从而达到富国利民，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

（四）“功利”乃言行之准则

墨家认为，功利也是检验一切言行的重要标准。孟子提出的“三表法”是先秦哲学家中首次提出的关于言论、认知的衡量标准。墨子认为，三表法对于言论和认知即可辨是非，又可断利害。此外，墨家还用功利来说明“志功”的关系，“志”就是动机，“功”就是效果，认为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正确，要考察他的动机、行为和结果，这三者密不可分。对人行为的评价，应该坚持“志功”的统一，即“合志功而观”。即综合考虑“志功”因素，不要片面地从某一个方面来衡量人的行为。

三、法家“君权为上”的价值取向

法家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政治哲学家，他们的价值取向，基本都是围绕政治领域展开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到韩非提出的三者缺一不可，都充分体现了“君权为上”的价值取向。在法家看来，君主处于最高的层次，居于核心地位，“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而“法”、“术”、“势”都是维护君主统治的工具。可以说，法家对君主权力的论述，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系统的。

（一）君主乃神圣之化身

在法家看来，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主有超越一切的能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认为君主有超越一般人的才干和能力。他们认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管子·君臣》）为了证实他们的观点，法家学者先后提出了同道说、救民说、为天下说、国信说等论断。可以说，尊君是法家价值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法家价值观的主要特征，而“法”、“术”、“势”都是这一价值观的延伸和表现。（二）权势乃胜众之资本

法家认为，君主的价值跟权力、权势密切相关，君主只有占据了权位，才能发挥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没有权力，则君主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用韩非的一句话足可以充分概括这一观点“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就是说，权势就是通知臣民大众，控制天下的资本。即权势是君主地位的保障、威严的基础、统治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