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永不妥协的舞者

戴爱莲永不妥协的舞者

戴爱莲（1916年―2006年），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者、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1946年，在重庆举办了轰动一时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开创了民俗舞蹈舞台化的先河；领衔创作并出演了中国的第一部芭蕾舞剧作品《和平鸽》；代表作《荷花舞》与《飞天》均获“20世纪中华民族舞蹈经典”之誉；1996年，被香港演艺学院授予“高级院士”称号；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戴爱莲首届国家“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跳舞不“苦”，祖国不“远”

“我梦见自己是一滴水，在金池里浮动，那里金光闪烁，但我感到窒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感到渴，一心想寻求属于我的海洋，直到我飞出金池，不停地寻找，发现了一个大海，在那里面，我变成了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挤在熙攘的人群中，我的呼吸变得自主而轻快，我大口呼吸，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

―戴爱莲

1916年，爱琳?阿萨克出生在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华侨世家，由于自己的祖父小名叫“阿石”，加上广东话的发音特点，阿石就被念成了“阿萨”，岛上的英国人便以为这家

华人的姓是“阿萨克”。小爱琳虽然生长在特立尼达岛，从

小成长在英语的环境里，不过她知道自己的“根”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叫做“中国”。无忧无虑的小爱琳喜欢跳舞，在

她14岁的时候，母亲带她来到英国本土。第一次见到舞蹈

家安东?道林时，这位著名的芭蕾舞专家很好奇为什么一位

华裔小女孩却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氏“阿萨克”，爱琳的妈妈

解释说，丈夫名叫阿戴，所以爱琳其实姓戴①。“爱琳”（Aillien）在中文里被音译为“爱莲”，于是这个名叫戴爱莲的女孩子，开始了自己的舞蹈人生。

在安东?道林同时期教授的六名学生中，戴爱莲是唯一

的华裔，因为个子小没有芭蕾舞团招收她当演员，于是，老师鼓励她去任何可以表演的地方进行演出。年轻的戴爱莲在饭店、餐厅进行表演，却对那些并非欣赏艺术的眼光有些反感。很快，她就拒绝在类似的地方表演舞蹈。谈不上愉快的演出经验并没有让戴爱莲减少对于芭蕾的热爱，她说：“我

练了那么多年芭蕾，从未有过‘苦’的感受，只知道用功就行，因为我遵循的是老师传授给我的科学的芭蕾训练方法。”

[1]

在英国学习的九年间，戴爱莲也会遇到一些中国来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们在戴爱莲的眼中显得格外令人羡慕。作为一个外貌特征非常明显的华裔，戴爱莲早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文化身份上的尴尬。“我虽是中国人，但对中国所知很少，

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令我感到非常别扭、尴尬。我急切地希望了解我的祖国。”[2]得知中国遭受侵略的消息，戴爱

莲的心越发无法安定，除了在英国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参与募捐义演的活动，她一直在寻找回到祖国的机会。虽然回国之路并不平坦，可是戴爱莲在一次次尝试回国的失败中，越发明白自己是一定要回到中国去的。终于，1940年的春天，戴爱莲踏上了香港的土地。这个曾经在梦中不断召唤她的地方，近在眼前。

触碰战火，起舞边疆

“只要你们喜欢跳，这就够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做一件事情，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你们，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戴爱莲

回到祖国的戴爱莲，没有想过战争中的祖国会遭受如此令人心痛的磨难，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是对战时国家境况的真实描述。戴爱莲在香港和重庆亲眼目睹了“大轰炸”后的惨状，在心灵上遭受到极大的震撼与创痛。

艺?g家的悲愤自然需要艺术的途径来表达与宣泄。1941年，戴爱莲在重庆遇到了作曲家马思聪，他的《思乡曲》让戴爱莲深受感动，就此生出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当时我正

钻研昆曲中的舞蹈动作，于是我决定舞蹈采用中国新古典风格。我从这些歌词的细节出发设计我的舞蹈情境：用黑幕斜

着构成‘山’的意象，中间是一条路，表明环境，很抽象；一架无马的大车停在舞台的一侧，车辕靠在地上，使人感到马在近处休息；一个女子用舞蹈在倾诉背井离乡的愁苦与愤懑……全舞表现她如何想念故土，回忆过去美好的日子，又想到今天的苦难。最后她背对观众，向后迈步，继续思念家乡。”[3]戴爱莲尝试将自己对中国民族舞蹈的研究发掘融入到支持抗战的艺术创作中。与此同时，戴爱莲也在创作表现抗战活动的作品，《游击队的故事》（1943年）就是她看到“保卫中国同盟”报道的一条简讯之后，根据简讯中关于游击队在香港通过声东击西、乔装打扮等作战手法进行构思与创作的。

戴爱莲用舞蹈触碰“现实”，用艺术鼓舞斗志，她的作品记录了一场战争对于国家和国人带来的心理创痛，铭记着那些为抗战付出热血与生命的仁人志士，也诉说着战火侵袭下每一个人的悲伤与愤怒。就是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戴爱莲也从未忘记自己回国的初衷，除了要投身抗战，她回到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发掘中国传统舞蹈这个巨大的“宝藏”。“我在英国的时候，看过印度舞蹈、日本舞蹈、印度尼西亚的舞蹈（当然也看了很多西方的舞蹈），但遗憾的是惟独没有看到中国的民族舞蹈。虽然我学的是芭蕾舞，但我一直希望回来要找中国的舞蹈。”[4]战乱中的边疆地区并非人们想象那般尽是草地牛羊，如同世外桃源般安宁。不少人劝戴爱

莲不要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一不小心恐怕真的要丢了性命。且不说彼时民族冲突带来的危险，就是前往的路途中也是险象环生。“人在山间的碎石道上或乘马、或步行，道路狭窄又泥水纵横，湿滑得不得了！不时石头滑落、坍塌；马儿走着、走着，一不留神，轻者蹄子崴到路旁，重者失足落崖，跌个粉身碎骨。山崖下边，是幽深的山涧和湍急的河水，无论人、畜掉下去就绝无生还的可能。”[5]可是戴爱莲没有退缩，1945年她和丈夫叶浅予一起深入四川康定藏区采风学舞。起初，当地的藏族民众对其他民族的外来人十分排斥与警惕，并不愿意和他们接触往来，不过戴爱莲的真诚慢慢打动了当地民众的心，终于观摩与学习到了当地的民俗舞蹈。

1946年的春天，在陪都重庆，一场名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演出让彼时的政要、文化界和广大市民纷纷惊叹于“边疆”舞蹈的魅力，大家不由得感叹：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美的舞蹈啊！这一场演出在重庆青年馆持续了5天，一共演了8场，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演出中的节目，如《青春舞曲》（维吾尔族）《嘉戎酒会》（藏族）等作品一时间风靡重庆、上海、北平等各大城市。作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主要创作者，戴爱莲“边疆舞蹈家”的名号不胫而走。1947年，戴爱莲的几位学生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乐舞学院”，当时依旧有不少人前来慕名学习“边疆舞”，有学生也有公司职员。“边疆舞”成了向国人展现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