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视角--郭正林

/show.aspx?id=862上网日期2008、1、20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视界作者:郭正林浏览次数:589 发布时间:2007-11-28 文章来源:新农村发展研究网[内容提要] 本文综述了近期中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概念、框架，并对运用这些概念框架所得出的一些重要研究结论进行了评论。

在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学术研究中，被许多学者广泛运用的概念框架或理论视野主要是：1）国家-社会关系的两分法；2）以资源配置、产权改革、市场-政府关系为重点的新政治经济学；3）制度创设及变迁为分析重点的制度主义。

国内学者比较注重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而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发展的研究深受国家-社会“两分法”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兴起的非集体化改革，吸引了国内外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

接踵而至的农村直接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制度变迁，激发了学者们广泛深入地对农村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研究兴趣。

国内外出版的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好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国外有关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Journal,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Contemporary China等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学刊上面。

政治学的综合性学刊如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World Pol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以及 Asian Survey 等也经常发表这类研究文章。

在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文集中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占有相当数量。

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与治理等问题的学者当中，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国外学者主要有欧博文（Kevin O’Brien）、李连江(Lianjiang Li)、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戴慕珍(Jean Oi)、柯丹青（Daniel Kelliher）、史天健（Shi Tianjian）、墨宁（Melanie Manion）、罗伦丝（Susan Lawrence）、郑永年、何包钢等。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这些学者大多获得了与国内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的机会，获准进入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

近20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劲头持续不减，成果颇丰，出现了像王振耀、白纲、张厚安、徐勇、项继权、贺雪峰、肖唐镖、王铭铭、党国英、于建嵘、史卫民、李凡等一批有影响的学者。

国内的《中国农村观察》、《社会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调研世界》、《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经常发表有关调研报告和理论论文。

研究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学术专著、系列丛书也大批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农村政治研究成了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之一。

综合起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变迁研究的理论视野或概念框架，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等理论框架。

这些理论框架的学科背景、分析切入点及关注的焦点问题各有不同，但相互渗透、相互借鉴。

一、二分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地方政治的变迁，是西方学术的方法论传统。

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权力与权利、官治与民治、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冲突与调适，等等都是这一理论框架的基本概念，并由这些概念构成了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

研究者一旦进入这个语义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国家-社会二分法（the state-society dichotomy）的视界及语境所支配或影响。

“二分法”指导下的农村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概念，如黄宗智（Philip Huang）的“第三领域”、舒绣文(Vivienne Shue)的“蜂窝结构”、萧凤霞（Helen F. Sui）的“细胞化社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张厚安、徐勇概括的“乡政村治”等等。

黄宗智在分析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农村社会政治变迁的过程中，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提出了“过密化”和“第三领域”等分析性概念。

他的两本广有影响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华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借助第二手资料（满铁惯调）和自己的实地考察，对村庄社会变迁的国家政治环境进行了独到的解析。

例如，在《华北》的结论部分，黄宗智指出，民国时期的政府，有能力把权力延伸入村，但它缺乏直接派任领薪人员入村的机器，而必须通过村庄内的人来控制自然村。

民国后期，村庄与国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充满了滥用权力的事例和可能（黄宗智，2000a:314）。

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后，黄宗智提出了一系列悖论式的命题，如没有增长的发展；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等等。

那么，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是不是一条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第三条道路”（黄宗智，2000b:444-6）？这样的提问方式，是对套用西方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古典理论）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质疑。

例如，套用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于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分析，是无意义的结论先行和简缩化，因为中国并没有独立国家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黄宗智，2000b:432-3）。

国内一些学者在运用西方概念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时，却缺乏黄宗智式的质疑。

当然，黄宗智的一些论断和解释令人费解。

例如，他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政治转变的动力，决非来自社会自主权的逐步加强，而是来自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第三领域”（黄宗智，1995:94）。

照他的解释，“第三领域”是国家与社会的混合物，农村集体经济是第三经济，村级组织是第三组织（或他所说的制度化了的“第三领域”），那么在国家相对强势的局面下（邹谠用“全能主义”来概括这种状况），不依靠社会自主权的加强，又如何生长出能够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领域”？黄宗智强调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合作是睿智的，但如果把这种互动合作同社会自主权割裂开来，其理论解释的力度也就被稀释了。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以其博士论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而扬名，其基本理论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语义场。

他与黄宗智的共同之处，就是接受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区域主义，摈弃人类学主流学派只注重村庄社区的学术传统，而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放在国家政权与村庄权力的互动或搏弈之中来考察。

不难看到，杜赞奇浓墨重彩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相互对抗及制度扭曲的社会根源，他得意地发现，在国家权力试图将乡村社会纳入其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由于国家的财力无力支撑一个直接控制乡村社会的官僚队伍，因此国家必须在乡土社会寻求廉价的代理人。

然而，国家代理人的权力异化（利用国家权力盘剥农民）导致农民的反抗，农民所凭借的力量是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所编织起来的跨村民间组织。

因此，看起来强大的国家，却会因自身的弱化（国势衰败、财政短缺、制度松弛等）而控制不了乡村社会的抵制甚至反叛。

应该注意的是，杜赞奇对分析对象是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农村，许多分析结论及概念并不适合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分析。

如果说“权力的文化网络”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是跨越村落的民间组织，如庙会、族会、帮会以其他形形色色的民团，那么这些民间组织早已瓦解并缺乏再生资源。

因此，以此为基础的所谓“赢利型经纪人”的权力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不加分析批判地套用杜赞奇“赢利型经纪人”概念于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关系的分析是肤浅的。

萧凤霞对广东新会的人类学研究，生动具体地解释了国家权力如何下沉乡村社会并建立行政控制的过程。

她在1989年出版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通过剖析20世纪40年代的广东新会县环城乡，发现传统乡村的确是“天高皇帝远”，皇权难下县，乡村有较大的政治自主性。

但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通过培植和拉拢地方精英，并把这些地方精英吸呐到国家势力控制范围，利用他们的关系网络来控制乡村社会，从而使得国家行政权力不断延伸下去，村庄也就成了被国家控制的政治单位或“细胞组织”，从而造成了农村社区国家化的倾向（Sui, 1989）。

然而，普通的农民会不会总是跟着精英跑？如果存在“不”的可能性，那么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就有可能出现失控，结局仍然会回到“皇权难下县”的原点。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的一部力作。

在这部给作者带来声誉的著作中，他们揭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干部的权力基础，得出了同萧凤霞基本一致的结论。

他们的分析焦点或主线，就是一个小村庄如何同大国家串联起来。

他们发现，“革命”、“战争”、“运动”破坏了农村，也打破了村落社会的封闭。

共产党以土地改革运动赢得了农民的拥护，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社会基础。

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加上风调雨顺的农业收成，使中共与农民建立起“蜜月关系”。

然而，正是农业集体化加速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始料不及的后果就是断送了党与农民的密切关系。

在他们的分析结论中，最有启发的观点是：表面上农村和农民是被国家控制了，实质上却被农村干部所控制。

因为国家没有致力于村庄政治文化的转变，也没有摧毁地方上牢固的关系网络。

政治文化、国家控制和地方关系网络结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不能通过特殊的政策来摧毁它（弗里曼等，2002：373）。

他们发现，传统的文化观念、亲戚与个人关系网、宗族等地方因素构成了农村权力的基础。

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家长制、性别歧视、暴力等负面的因素，反而强化了新权力体制中的负面。

可以说，他们对农村集体化及其政治经济后果的批评是深刻的，他们主张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但对“如何改革”并没有提供建设性意见。

国内学者从国家社会关系来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例如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何包钢、朗友兴合著的《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彭勃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等等。

徐勇提出的理论框架很有代表性：一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二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论。

在一篇回应性的文章中他说到，村民自治是一个小问题，却能够折射出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关系，能够透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这或许是村民自治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原因（徐勇，1999:189）。

王铭铭在闽南农村的个案研究，运用吉登斯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框架下的地方性制度变迁为分析的主线，认为村落地方制度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社会互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