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
浅析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
2012级历史专业lilyco 12020105
【摘要】顾维钧是民国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国际政治家,联美制日是其主要的外交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是否参与二战和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上尤为明显。对于这种思想，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待，并令其为当代外交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
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外交做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著名外交家，和那个时候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16岁赴美留学，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我国早期极少数受过正规国际法教育的职业外交官之一。1912年顾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为民国外交的历史证人,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国外交之形象。顾维钧几乎参与了民国的所有外交将活动，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不懈努力。然而，纵使顾维钧与他的同仁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未能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梦想。
1912年4月，顾维钧回到北京，进入外务部任秘书，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1912-1915三年时间内，顾维钧亲眼目睹了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联美制日”思想开始萌芽。这种思想在中国是否参与二战和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上尤为明显。
一战期间，美德关系恶化，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与美国的高级官员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顾维钧拜会美国国务卿蓝辛，询问若中国随美国参战美国是否愿意接济。蓝辛表示“美国允接济”，但又表示“为中国计，为全局计，中国宜先从容布置，待时而动。”
顾维钧深受触动，于4月9日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建议随美参战。同时，又建议“助美参战，似尚不宜过急。”而且，他还提出了“四利”与“四害”的主
张。“四利”是指：一、与美各自处第三交战国地位，不受人迫，仍可行动自由；
二、加入协约国义务必重，权力未必多，而美之与我，不独无所求，且能助我；
三、日之与我，野心不减，终必思动，英法碍于同盟，不便干涉，更无余力助我，而美国宜当还助，且有余力助我防患于未然；四、战后国交上实获益不浅。所谓“四害”是指：一、已经表示与美国一致，若转而加入协约国，美方不免疑我诚意，在我自失信用；二、日本在操谋中国，将以协约国的名义，借口助我作战，在我内部擅自行动，甚至迫我允从一切；三、英法将以强力用我原料人力，从则主权丧失，不从则违背盟约；四、英法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将更遂日本操作中国之志。顾维钧的“四利四害”主张，不仅提出了依靠对象---美国，还指出了抵制目标---日本，有力的说明了顾维钧是奉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政策的。
此后，由于欧洲战场吃紧，美日急于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问题上达成妥协，便签订了《蓝辛石井条约》。对此，顾维钧表示忧虑与不满，多次与蓝辛进行会谈，提醒蓝辛日本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在华利益。虽然如此，顾维钧仍然决定依靠美国，尽力取得美国的信任与支持。
1918年，一战结束。早在1918年初，顾维钧便在驻美使馆内成立专门小组研究战后问题。顾维钧将和会看作是收回中国失去权利上的大好时机。他认为首先应该收回的应该是“青岛和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义和团暴乱时期从北京天文台掠去的仪器和设备。”可见其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欧战一结束，北京政府任命顾维钧为和会代表，令其立即赴法，但顾维钧认为当前留在华盛顿更为重要。“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对英法不能抱太大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这表明了他对美国的依赖。赴法前，顾维钧积极走访美国官员争取美国在和会上的支持。同年11月25日，他向蓝辛递交了一份非正式的备忘录，明确提出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独立三项原则。并指出“遵循这三项原则不仅对于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对于实现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演讲中提出的伟大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将中国的要求与威尔逊“十四点原则”巧妙结合在了一起。
巴黎和会上，日本向十人会议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付日本。”，并要求中国代表团于下午向十人会议做发言。顾脱稿宣读中国声明，从历史、文化、战略、经济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事实。这场辩论堪称中国外
交史上经典，也使顾维钧一举成名。但是，美国抛弃了中国，与日本妥协。由于美国的背叛，顾维钧团队不得不起草一份给美国的备忘录，同意将山东权益交付给五大国，以便最终交还中国。这是一个明显退让。顾维钧始终坚定依赖美国的决心。
顾维钧为何会有这样的思想呢？顾维钧16岁留学美国，24岁回国任职，在美国时间长达8年。这段时期刚好是一个人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顾维钧形成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同时，顾维钧在美国期间，有一个宽广的朋友圈子。1915年，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又结识了大批美国高级官员，他的私人关系也使他奉行联美外交的重要因素。其次，美国对华政策与其他列强不同，更具有迷惑性。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迫中国割地赔款，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些赤裸裸的侵略政策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而错过机会的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宣称“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和国际法则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平等公正的贸易原则。”美国这一政策比其他列强的明争暗抢来的隐蔽，不会因为领土主权等明显问题引起中国人的反抗。而所有的这些在顾维钧看来就是友好的表现。巴黎和会前后，威尔逊总统对顾维钧的主张一再表示赞同，“乐意尽其所能地在和会上支持中国。”
再次，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二十一条”签订以后更是群情激奋。还在国内的顾维钧亲身经历了反日浪潮，间接影响了“联美制日”的外交政策的形成。
第四，美日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尤其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为该政策提供了理由。尽管日美签订了《蓝辛石井条约》，但作为外交官的顾维钧还是察觉到了日美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加以利用。
那么，该如何评价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呢？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的予以评价。所谓的“联美”并不意味着顾维钧对美国言听计从，他对美国的某些做法是相当谨慎的，甚至加以批评指责。《蓝辛石井条约》签订后，顾维钧对美国进行批判，并对协定中的“日本在华特殊利益”进行询问。蓝辛回答那不过是地理位置临近的意思罢了。顾又问，既然是事实，何必多此一举写进协定里呢？顾的质疑表现了他的小心谨慎。早巴黎和会上，当威尔逊总统与日本达成妥协后，暗示顾维钧对日妥协，他没有听从威尔逊的建议，
而是断然拒签。
顾维钧的“联美制日”的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在巴黎和会期间，若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代表团不可能会有在十人会议上准备发言的时间，更不可能再首轮较量中压倒日本。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阶级立场的不同，顾维钧至始至终没有看清美国的真面目，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美国是“支持中国的好朋友。”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是有限的，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的，这就决定了当其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他又会毫不犹豫的抛弃中国。从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看，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形成的根源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作为基础，实力决定外交，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取决于在世界国家之林的地位。弱国不可能有和强国平等的地位的。所以，仅凭顾维钧等一批优秀的外交官便想收回中国的失去的合法权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被奴役的命运是很可笑的。
因此，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是最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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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
试论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作为第一任赴日参赞，黄遵宪对中日之间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外交思想，但是受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他的对日主张又有其局限性。本文从他的对日外交思想以及导致其对日外交结果的原因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标签：黄遵宪；日本；外交思想 黄遵宪（1848—1905）出生在有名的侨乡广东梅州，这里较早受“西风东渐”的影响，相对开放的环境，形成了黄遵宪较为开明的性格。面对西方列强的侵扰，黄遵宪逐渐认识到了向先进国家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更加关注外交，提出了“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1〕的主张。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日本，他主要的外交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等都与日本有着很大关系，因此研究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对当今的中日关系也有很大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黄遵宪对日外交思想的主张 （一）主张坚决遏制日本侵吞琉球的野心 琉球在明清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1873年，日本以台湾人民杀死琉球水手为借口，公然阻挠琉球向清政府朝贡并且加紧了侵吞琉球的步伐。1877年清政府为了妥善处理日本对琉球的侵扰，派何如璋等人出使日本，其中何如璋为正史，黄遵宪担任驻日参赞。面对中日之间关于琉球问题的争端，何如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于1878年5月29日致函李鸿章，认为对于日本侵扰琉球行为不能姑息，如若放任之，日本则“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若“弃之”，“日本一强，责以船炮，抗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指出：“为台湾计，今日争之犹患轻，今日弃之患更深”。〔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如璋站在全局的角度，敏锐而准确地认识到了琉球在中、日关系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位置，正确处理琉球事件关乎中日全局，甚至亚洲全局。由于黄遵宪是何如璋保护琉球主张的坚决支持者，在琉球问题上何如璋和黄遵宪的态度也完全一致。对于如何解决琉球事件，何如璋向总署提出了由黄遵宪起草的上中下三策：其中上策就是“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舶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摄，其事易成”；中策是“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东人受创，和议自居”；下策是“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黄遵宪等人在处理琉球事件的意图是希望清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手段，必要时甚至采取战争的方式，目的就是争取在此事上的主动权，也就是所谓的用战争求和平。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琉球不被侵吞，也能让日本不看轻中国，由此而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使一衣带水的日本能和中国一道共同对付沙俄等西方国家的入侵，形成联盟共同维护亚洲的安全。然而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对此事的看法与黄遵宪等人的看法背道而驰，李鸿章认为“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而且琉球所在位置偏隅，对我国来说是
浅谈日本文化特点
浅谈日本文化特点 08094020 张家瑞 2012/05/16
浅谈日本文化特点 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融合外来文化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文化时代，当时的日本是一个狩猎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徐福人海东渡对日本社会变革及文明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渡来人源源不断地将大陆先进文明带进日本。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在奈良时代达到高潮。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大陆文化的借鉴中，日本把大陆文化变形、融合，使之日本化，最后使大和文化日渐丰盈起来。二战后，美国文化又滔滔涌人。这三次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冲击过程也是日本贪婪的吸收过程，日本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将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自我文化有机地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杂文化”。 一．日本“杂文化”的主体性和开放性 1. 日本文化的主体性 众所周知, 从历史角度看日本的周边是文明古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 日本作为远离大陆的孤岛独自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与亚洲的文明中心古代印度和中国相比, 古代日本文化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古代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时,就好比水往低处流, 当时已非常先进的中国文化被日本所吸收。到了近代, 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相当迅速。也是由于与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相比落后很多, 因此近代以后的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吸收了西洋文化。 日本是岛国, 与文明中心地的中国以及中国的邻国朝鲜隔海相望。在近代以前的日本, 这个距离, 某种意义上给予了与外界交流的主导权。也就是说, 顺应时势或必要时日本经由大海从大陆引进所需文化, 时运不济或不必要时再次利用大海一时关闭交流的大门。日本利用有力的地理环境, 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以来, 一千多年间没有受到外来的侵略和征服, 也没有像弥生时期的大规模的外族人种的迁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占领, 日本之前从未有过外国军队的进入。这与当时的亚洲大陆和欧洲频繁征战, 发生民族冲突不同, 日本文化得以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常常根据自国的需要有选择性地接收。这种开放和封闭的地理环境同时带来的是日本文化的两面性。开放的同时关闭, 一时开放一时关闭的外来文化的吸收也具有两面性。 日本人自古以来信仰多神论认为世上万物皆有神, 神支配人们的幸福与不幸。六世纪时佛教传到了日本。现在在日本人的生活与习惯中一般来说喜庆时以神道仪式庆贺,不幸之事采用佛教仪式。这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给日本文化带来了极大地融合性, 使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保持其不同的同时得以并存。 2.主导性，选择性，融合性，保守性 日本的主体性又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解读
[摘要]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政治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一国外交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1]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日本的政治文化入手,来分析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 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2](69)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
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
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中国现行并将长期坚持的对外战略方针，它是对2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的一种概括、浓缩和发展。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邓小平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最为著名的提法：韬光养晦。随着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越来越强大，社会上对韬光养晦政策的诟病越来越多，如今对于中国的外交战术，我们也应有个整体的认识。 “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战略方针”。 这是媒体上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针对特定历史环境提出来的“局部性策略方针”,不能作为长期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思想。已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韬光养晦对外战略已经时过境迁，该调整了。理由主要有以如下几点：第一、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不必再韬光养晦。第二、美国已把战略东移至亚太，中国已然成为美国的主要防范对象，中国提不提韬光养晦都无济于事。 事隔多年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风暴以降，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事关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毫不含糊，立场坚定，出手有力，往往是数招之内解决问题，比如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及这次中日钓鱼事件。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的果断和强硬，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韬光养晦战略的思考。 在我认为，韬光养晦外交战略至少在未来十年内对中国仍然适用。第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及经济质量与美国相距太远；与此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迅速增长的经济速度不相符，换而言之，当下中国之综合竞争能力并非世界第二，更不是世界第一。第二、中国周边环境既区别于美国，亦不同于欧盟，美国周边无大国，欧盟随着内部整合的不断深化，周边矛盾逐渐弱化；中国除了与日本与印度这两个大邻居时有摩擦甚至冲突外，还面临着周边小国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还有美国的插手。 当然，现在韬光养晦之内容与邓公当年刚提出该战略时略有差异，当年主要是指中国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不与美国争霸，不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及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当下之韬光养晦，主要是指中国一心顾发展，不想世界霸主，即使将来强大了，仍然低调行事，仍然对其他国家友好。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不是对立的。 有人认为“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要坚持“韬光养晦”，就不能积极地“有所作为”；要“有所作为”，就会影响“韬光养晦”。应当说“韬光养晦”是为了更好地“有所作为”，而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又要始终不忘“韬光养晦”。
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 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 “毬”字的音译。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 当中的 “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 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另外，马球运动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 都是与汉语“毬”的读音相同的发音，而“毬”是在中国汉代以前就有的发音， 就是指球类运动，所以也不会是对波斯语的音译。所以笔者认为，波斯语当中的giu 或guy 是从中国地区引入的，而且是通过官方渠道。 根据上述论断，笔者认为，马球运动起源于中国的西藏地区或者西北地区，其传播出去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民间传播，另外一个是通过官方的传播。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就比较清晰了。马球运动是一种在马背上的运动，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参与，在唐代以前也很少有记载在民间的官员和富商当中有从事大规模马球运动的，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一定是通过皇室，后逐渐扩大。而皇室当中的马球运动虽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大规模的推广一定是在唐代时期，因为，从唐代以后关于宫廷、 官员乃至书生从事马球运动的记载就非常丰富了。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不是从民间的辐射式传播，而是通过官方的影响力进行的传播，即先兴起于都城，之后逐渐在各地兴起的。 参考文献 [1]戴伟谦，袁俞光.中国古代马球运动起源论断的比较[EB/OL].[台湾地区]国立体育学院论坛，民91,13卷1期. [2]韩丹.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0（5）.[3]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 [4]姜伟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历史溯源[J].音体美， 2010.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其外交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难以回避。从1863年荣升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晚清外交生涯，直至1901年因病去世，近四十年为晚清政府服务，主持操办一切重要对外交涉，因此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写照。当时清政府衰微没落，资本主义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加紧对外扩张和殖民活动，一系列的国内外客观形势造就了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策略以及外交行为。 一、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 1.“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形成。李鸿章形成这一外交思想是基于对晚清的时局和国际局势清醒的认知。 在他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李鸿章看到了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以求生存。国家间的交往并非只依靠外交家的聪慧才智和灵活手段，外交是基于国家 的经济、军事实力的。但晚清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微，“弱国无外交”，靠李鸿章一人之力难以改变局势，晚清政府更不可能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以订立不平合约而避免战争，减小损失，维持稳定局面，为自强创造有利环境是当时晚清政府唯一的出路，“外须和戎”的思想正是由此而得。李鸿章还认识到，铁枪火炮是西方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闭关锁国”已使得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学习西法是自强的重要手段，“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李鸿章对晚清所处的客观环境的认识，促使其形成“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的外交思想。这一外交思想的最终形成除了客观因素起作用之外，李鸿章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忽视。其父李文安进士出身，对李鸿章教育尤为严格，自幼所受的教育均为儒家传统思想，一生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纲常，忠于君主，忠于朝廷。这就使得李鸿章在与坚船利炮的列强交涉中，为保清廷免遭推翻的厄运，推行对外 “和戎”的政策， 衷心维护清廷的利益。其次，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深受其师曾国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灵魂人物，其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和中国的对外交往产生了主导性影响。本文将结合历 史背景，对李鸿章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外交思想进行概述、分析，从而阐明笔者的一己之见。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交策略应用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刘海荣 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43
浅谈日本文化认识
浅谈日本文化认识 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和了解，让我们从各个方面对日本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经济，科技，经济管理，教育等都是值得我们发展中国家借鉴的。 也许是小时候学的历史知识在我的心里太过于根深蒂固，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我总是怀着一丝敌视，直到现在才学会了辩证的看待。 日本文化是传承于汉唐宋明的汉民族古典文化，中国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优秀文化。不可否认，日本这个民族在吸收不同文化的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例如，茶道，书法等等，都是在中国之华夏文化的基础之上而创造而来。我们中华民族秉承了孔老先生的儒家思想，不断的吸收现代文化的同时，也摒弃了许多传统文化。比如说，在新民主文化时期，胡适先生提出中国汉字拼音化，如果胡适先生这一想法得以实现，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正巧这些被我们渐渐忘却的传统，正被别人弘扬着，我想这也是前几年中日、中韩传统节日之争的原因吧。 日本的文化主要表现在风俗习惯，文学等方面，日本以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讲究礼节世日本人的习俗，平时人与人见面时总要互相鞠躬，并相互问候；日本的当代文学与其他的事物一样，有其丰厚的渊源，部分来自中国的传统的影响，也有来自多元化的西方的思想，当然日本历史悠久的传统特点也是少不了的。九世纪是日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时期，这时候中国的古典文学对日本的文学影响至深。日本
的文化艺术主要以体现在茶道，花道两方面，茶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声誉，而花道，顾名思义就是插花艺术，日本的花道始于十五世纪，花道有多重流派，而每一种流派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且他们所遵循的艺术准则以及这些准则所蕴含的人生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基本是一致的，特别强调事理一体，因此，尽管日本的插花艺术千姿百态，但象征天地人的三条线是罪基本的格局。说到日本的体育文化，当然少不了相扑，柔道和剑道，相扑是日本的国技，不仅在国内深受人们的喜爱，今年来在过外也颇受外国人的欢迎。而柔道起源于古代的武术，可追溯到柔术，剑道是由日本传统的剑术发展起来的，剑术原为武士掌握格斗技术的训练手段，1970年国际剑道联盟成立，剑道开始被承认为世界性的体育项目，剑道在战后一直衰落，但现在开始复兴。 我最欣赏的还有日本的茶道。说起日本的茶道，它还是起源与中国，但其中具有日本民族味。日本茶文化是在唐朝时期传入的，几百过去，日本仍旧保留了一套完整的茶文化，并得到日本茶道。而中国的茶文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整的保存下来。我想这与中华子孙所受的儒家思想不无关系，隐忍的接受着外来文化，却在隐约中失去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在我们批评他人抄袭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要反省下自己，为何没有保护好祖先留下的财富。 日本人相当注重形式，茶道便是这样的一种体现。他们喜欢当着客人的面准备食物，像铁板烧，让客人不仅能吃到食物，还能学习到烹饪的方法，茶道也是如此。许多人会认为，日本人饮茶，只重形式。
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战略 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和差不多原则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进展观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 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断，爱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19 49年春夏之际，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洁净房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打扫洁净房子再请客”，是指：往常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外国使节只当作侨民对待，而不作为外交代表；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要进行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努力和特权逐步进行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一边倒”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际上显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斗争的局面。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长期给予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联合的必要性。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布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方针，我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同进展中国家，也要同发达国家进展友好合作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状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党在对外交往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咨询题。邓小平同志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拓展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大局动身，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紧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动身”，“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状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咨询题和处理咨询题”。(12)这就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中的意识形状咨询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所谓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状差异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张“外须和戎，内修变法”，遵守已定条约，避免发生冲突，以维持和平局面来争取国家发展空间，与他涉外经历所见中外实力悬殊、秉承清政府外交原则、继承曾国藩“诚”思想等原因有关，其思想虽着眼现实，但过于妥协求和而易受列强利用恫吓。清流派的思想主要主张强硬主战，与其置身事外具有密切关系，其理论也由此常脱离现实，但是其在限制妥协派发展，引导鼓舞舆论具有重要作用。两者实为互补关系，各有长短，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两者没有实现融合统一，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标签：外交思想；和戎；主战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列强加强“条约口岸体制”为核心的体系，通过修约谈判或者武力威胁，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优惠条款，保障贸易有利可图，或者通过赔偿割让条款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同时这一时期教案纠纷不断，边疆问题纷至沓来，清廷内部派系不断加重，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重。无论是李鸿章①还是清流派②，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但因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外交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修变法” 李鸿章外交思想以“外须和戎”为中心，这是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时的总方针。主要表现在于主张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在关乎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对外关系上，李鸿章都极为谨慎，避免冲突，为晚清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建设条件和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对外战争方面，李鸿章更是尽力维护一个中外和平的局面，避免战争。他同时主张主动了解外情，办好交涉，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反对仍然闭目塞听、不承认现状的顽固态度。 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来源于他对于国际时局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在早期是与外国合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在随后几十年与西方的交涉活动中，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外时局变化“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而由此带来的实力悬殊，他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观。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李鸿章写道：“臣向在江南办理外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稍减……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李鸿章认为只有“严兵”，即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和局”。然而当时中外实力差距悬殊，晚清政府虽然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大军备建设，但是落后的经济制度、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不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腐朽的官僚体系难以支持建设的开展，也难以改变中外实力对比。 因而，在他看来通过实力的对抗带来和平这条路是行不通的。1883年的中法战争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条路在现实条件下不但不能带来“和局”，反而将会把清朝拉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战争中原本就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事实力的落后，清军的损失相较于列强将会更多，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约有10000人伤亡，但是法军则仅有2100人伤亡。即使是一场战争胜利了，
浅析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思想
浅析顾维钧“联美制日”的外交思想 [摘要]：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也一直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本篇论文先从时代背景分析为什么顾维钧会产生“联美制日”的外交思想；然后再分析这一思想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标志性事件为山东问题，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 [关键词]：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民国外交。 一、时代背景 19世纪40年代，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列强欺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1911年的辛亥战争后，革命者们虽然推翻了封建皇权，但仍未能使中国走上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中国在发达的英美等国家眼中，只不过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东亚病夫”而已。同时，英美等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纷纷扶植势力，选择并培养自己在中国殖民统治的代言人。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将侵略矛头指向了中国。由于欧洲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故美国和日本很快成为了侵略中国的首要两个国家。八月下旬，日本借向德国宣战的正义之名，行将山东半岛占为己有的侵略之实。11月，日军占领了青岛，声称正式“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不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将山东拱手送给日本。而到了段祺瑞政府时期，更是进一步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扩大。“居大国地位，内心有小国之忧虑”是当时中国国际地位的真实写照。 认识到本国国情的病弱，为了探索一条可行的救国道路，爱国知识分子们把目光投向了其他国家。美国与其它国家不同，其侵华政策相对温和及隐蔽，更具迷惑性。1与英法等国割地赔款等、划分势力范围、抢占租借地等赤裸裸地掠夺行径不同，美国打着“门户开放”的口号，提倡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和权利在中国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并宣称“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保护个友邦受条约和国际法则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平等公正的贸易原则。”2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当它开始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时已然晚了，故提出了这一原则。虽然，这一口号的实质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分中国的这一杯羹，进而压倒列强控制中国；3但是，因为这一口号使列强表面上无序的争夺情况少了很多，客观上减少了列强的武力争夺和战略误判。而且，若有某一国企图独吞中国，势必遭到其他列强的联合反对，故形成了列强之间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美国有好感，认为美国对中国是相对而言比较友好的，而且美国并不像其它国家一样明火执仗地侵略中国，故认为美国似乎可以值得相信。 1《浅析顾维钧的外交思想》李慧娟，薛朝广，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 2吴嘉静，“门户开放”美对华政策第一页[J].复旦学报，I9805期。 3《浅析顾维钧的外交思想》李慧娟，薛朝广，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 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 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 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 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 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 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 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 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 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 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 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 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 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 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 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从日本动漫外交看日本对华文化外交
从日本动漫外交看日本对华文化外交 ——动漫外交对中国大学生对日情结的影响 【内容提要】 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而在2008年03月，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此举无疑是在延续麻生太郎的外交政策。日本外务省希望通过“POP文化”，特别是动漫文化，推销日本，大打文化外交牌的举动引起中国国内的激烈争议。不少人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动漫一统市场，如不制止日本动漫潮在中国学生间的泛滥，中国下一代必然会“日本化”，形成浓烈的日本情结，从而影响对日政治态度。然而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日本动漫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日态度。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研与解读相关资料，探求： 一、中国当代大学生热爱日本动漫的行为与其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程度如何； 二、日本动漫外交的效用以及收益率； 三、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外交文化外交情结中国大学生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一）文化外交及其作用机理 当前，文化外交成为了许多国家宣传自身文化与政治理念，提高国际软权力的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所谓文化外交，根据李智所著的《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所述，是指“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外交活动。”①作用机理如下：首先，通过”文化模糊”处理，目标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被增强。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舆论传播也常从文化视角切入，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向目标群传播，使目标群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舆论输出中文化因素的激励和感染，从而慢慢接受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次，借助文化熏染、提高对该国文化的接受度。文化熏染是通过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使个人在无意识中获得正规教育之外的认知。文化致效就是将要输出的舆论与文化因素进行有效整合，让要表达的舆论披上文化的外衣，促使目标群在本民族文化的惯性思维之下，自然地接受舆论观点。就某种意义而言，舆论传播中的文化致效也是文化意识的战略传播，必然具有很强的熏染性。然而，少数国家也把这种外交方式当成是文化渗透的手段，通过文化传播这种隐蔽的手段来改变他国国民的价值观与政治态度，从而达到影响与控制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的目的。尼克松的经典著作《1999不战而胜》与《真正的和平》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文化外交主要通过建立他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情结来实现。那么什么是情结呢？情结是一心理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的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每个心理学理论对于情结的详细定义不同，但不论是弗洛依德体系还是荣格体系的理论都公认情结是非常重要的。情结是探索心理的一种方法，也是重要的理论工具。情 ①《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李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李鸿章外交思想
李鸿章外交思想 内容摘要：李鸿章几乎承办了清末所有重大对外事务，为清廷所倚重，名扬国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又是封建地主的一员，生活在封闭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的认识世界的机会,因此其外交思想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多是封建地主阶级自身利益，丧权辱国。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卖国贼”。其实不然，纵使他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纵使他的“遵循外交”、“利益均沾”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权益，然而谁愿意背上卖国的骂名？当时清廷形势使其力不从心，加之统治者思想的左右，使之难施其政，国家步步陷入危难实是必然。李鸿章出于当时形势、所处的位置的考虑及自身的局限性的桎梏等综合因素最终使其思想、行为使然。 关键词：内政、外交、和戎、自强、遵循外交、以夷制夷、 李鸿章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内政外交相结合，以“和戎”为途径，“自强”为目地。主张变法自强。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失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完全否定。 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利用坚船利炮叩开紧闭的大清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竞相叩关逼迫清廷就范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列强的肆意侵略下，中国主权不断的沦丧，领土大片的被割占，疆界频繁的变更，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步步加深，社会矛盾被不断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危机四伏。外忧未除，内患又起，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突发。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国力几乎消耗殆尽，积贫积弱，国势日下，清廷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李鸿章正是在此时局下粉墨登场主持清末外交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接手清朝外交。在如此严酷的情势下，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竟毫无警觉，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区区“夷狄”不足重视。而李鸿章清醒的认识到形式的危急。清醒地、深刻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在此时李鸿章就已不再不盲目的称列强为“夷人”，敏锐的察觉的此时与以往的不同，意识到中国要面对时局进行变革，学习西方：“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 变则通……日本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2）面对天下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观念，封建伦理道德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体系已经无法应对面临的巨大挑战，无论是出于自发还是被迫，这时候的晚清外交都面临着一个近代化的问题。中国传统的以自身为中心的上国外交已无法适应国力衰弱，国势日下的晚清中国。 面对上国衰落，列强不断入侵，步步紧逼而清廷无力抵抗的现实，李鸿章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自当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也必隐图其狂逞。”（3）他认
孔子外交思想
孔子外交思想之我见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又称东周时期）是中国外交实践蓬勃发展、外交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时期，原因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西周衰微、各个独立主权国家产生、大国间争霸到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的剧烈变革。春秋战国期间的动荡不仅为秦国一统天下提供了准备条件，而且为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契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界先后形成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霸权学派、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仁义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自然学派、以文仲和范蠡为代表的超限制学派、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谋略学派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权力学派1。这些学派及其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古代中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最高成就。 春秋时期占据主流外交思想体系的应该说是理想主义，各诸侯国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些主流的公认的价值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正是这个时期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信”曾一度是约束各个诸侯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十分推崇周礼，这一点在有关于他的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孔子认为，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恪守周礼的社会才算得上是完美的社会。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一直贯穿于孔子的思想和言行之中。“平天下”的理想是在周礼的基础之上推动各个诸侯国进行大一统。因此，孔子从自身及其学生的言行出发，向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不断努力，周游列国，传播思想。 孔子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关于“礼”的思想的论述当中，本文主要通过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分析孔子为什么要兴“礼”、为什么看重“礼”和如何兴“礼”这三个问题，同时将孔子的外交思想与近现代的外交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究孔子的外交思想对近现代外交思想的影响。 一、孔子为什么要兴“礼” 首先，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阶段。各诸侯国中违反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层出不穷，僭礼的人屡见不鲜，上至诸侯国的君主和臣子，下至庶民百姓对于“礼”都毫无遵守可言。“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2“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3“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4连诸侯国的君主和正卿都做不到“礼”所规定的要求，可见当时社会之中制度的混乱局面。“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5连按照周礼所规定的去侍奉君主都要被认为是在向君主谄媚，可见当时的君臣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孔子看来，天子应该有天子之礼，诸侯应该有诸侯之礼，各守各的礼，天下才能够安定繁荣，正所谓孔子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孔子的这一思想中不乏流露出古代等级秩序的严格，而这对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1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页. 2《论语·八佾》第26章.引自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1版，5月第2次印刷.第38页.如无特殊说明，后文所引《论语》均出自此书，不再做单独说明. 3《论语·八佾》第10章.第31页. 4《论语·八佾》第1章.第26页. 5《论语·八佾》第18章.第34页.
浅谈日本文化中“舒服”的距离感
一次去日本的岐阜县旅行，在旅馆遇见了一位以色列的背包客。我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他回答说，日本人给他一种距离感，但是，那是一种很“舒服”的距离感。我不解，继续追问，什么叫“舒服”的距离感。他举例说，每次逛商店时，店员们都很热情，但是他又可以自由地选购，从来不用担心他们会过来推销。而只有当他遇到困难、主动寻求帮助时，店员才会走向他，这种购物体验让他觉得非常舒服。后来细细回想我在日本留学这一年的生活，以色列背包客所说的“舒服”的距离感其实无处不在。 在坐公交、坐火车时，日本人不喜欢交谈，更不用说陌生人之间了，所以你不用担心旁边的陌生人会查户口式地跟你搭讪，整个车厢非常安静，其实这种看似“冷漠”的态度却会给你难得的清净感和安全感。 在购物时，你会发现日本的商场或小店的各个收银台都会有一个小托盘。这个小托盘的作用是，避免付钱时顾客和店员产生直接的肢体接触，也避免交接不好时钱币洒落一地的尴尬。日本高质量的服务业一直享誉全球。除了贴心的细节，周到的售后外，我觉得还少不了这些“舒服”距离感创造的美好氛围。 在餐厅吃饭时，一般很少有服务员走到你跟前问你需要什么，你只需要借助一台平板电脑就可以完成点餐。用餐过程中，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餐桌上的各种调料。用餐结束后，你再把盘子送回指定窗口即可。吃多吃少，吃快吃慢，没有人干涉你。大阪的“一兰”拉面馆，更是把这种“舒服”的距离感发挥到了极致。这里的餐桌被设计成了一个个的小隔间，顾客和顾客之间、顾客和服务员之间都隔着小板子，当你需要服务时，只需要按下桌上的按钮，服务员就会走到你的餐桌前，打开你桌前的小板子为你提供服务，服务结束后会关上小板子不再干扰你用餐。这种餐厅文化满足了越来越多习惯“一人食”的顾客的需求，也让吃饭变成了一件很私人和很自在的事情。 在日本住民宿时，住客可以在网上完成所有的手续。有时候你可能全程见不到你的房东，但他们会在网上把钥匙箱的密码告诉你，进屋后，会有一本详细的、多语种的手册，介绍所有入住的相关事项。退房时，你只需要把钥匙放回原处即可，这之间没人干涉你在做什么，给你充分的信任感和自主空间。即使是多人混住的青年旅馆，每一个铺位也会有帘子隔开，每一个铺位都配有充电器、台灯和床头柜，拉上帘子，那里就是你的小天地，这样的设计既保护了个人隐私又不打扰他人。 除了公共空间的人际交往，日本人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师生之间的交往也同样体现了这种“舒服”的距离感。 朋友之间一般不轻易麻烦对方、打搅对方。 如果他要拜访你必定会提前给你发信息，即使拜访你的家，也很少会进入你的卧室。我和我的日本室友虽然关系比较好，经常相约参加各种活动，但是我们彼此却都没有进过对方的房间，一般有事情都是在公共的餐厅讨论。 恋人之间很少会在公共场合牵手，更不会有其他过度亲密的举止。我一度认为日本的大学不允许学生谈恋爱，因为在日本的大学校园里，你看不到男生女生卿卿我我，你更是很难分辨出谁和谁是情侣关系，学生们很注意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言行。 师生之间更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第一次去日本导师的办公室，导师安排我在他两米开外的椅子上坐着，我们之间隔着一张长长的桌子，然而我发现这张长长的桌子，竟给了我很多安全感，我不会感到局促不安。在日本，一般只有遇到学术问题，导师才会找你交谈，导师把他跟学生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仅仅限于学术上的指导。学生不用刻意讨好导师，导师也不会偏袒学生，导师私人的事情，更是从来不会让学生去跑腿。 总之，朋友之间“舒服”的距离感，能让你获得了尊重和轻松。恋人间“舒服”的距离感，让你感受到了文明和修养。师生间“舒服”的距离感，让你享受到了学术的自由。然而，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处却是另一番景象。 想起一年前，一个许久不联系我的高中同学，半夜给我发来信息，希望我在两天之内帮他准备一篇1000字左右的演讲稿，参加单位的职工演讲比赛，随后发来一份长长的演讲比赛说明文件。但是，当时我正在准备硕士论文，腾不出时间来认真构思一篇演讲稿，于是我非常委婉地拒绝了。随后，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不满，收到他回复的微信，是一个擦汗的表情包，加上一句：“好吧，你忙。”让我充满了愧疚感。亲戚之间有时候更是如此，觉得帮他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旦你拒绝，可能说翻脸就翻脸。不可否认，人际交往中的亲密感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温暖，感到有集体的归属感。但是，那种“不分彼此”的介入与各种形式的“道德绑架”却难免让人不适。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当我走进理发店时，理发师不再口若悬河地推销他的产品，不再为找话题而找话题，我可以享受一个安静的理发时光。朋友之间、亲人之间、恋人之间、师生之间，更加明白各自的位置，不再理所当然地索取，更懂得留给对方空间，更懂得那份不轻易打搅的美好与善意，守住让彼此舒服的距离感。中国古代的山水画讲究留白，留白产生空间美，留白带来意无穷。我想人与人之间，也需要留白。人与人之间的留白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那段“舒服”的距离感，它不是冷漠，它不是自私，它更不是高高挂起，它其实是真正地理解与尊重。 （作者单位：日本金泽大学） 浅谈日本文化中“舒服”的距离感 ◎曾 赢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