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非决定论的误区及解析

历史非决定论的误区及解析

历史非决定论是指否认历史发展存在因果决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理论。历史非决定论的误区主要有：对意识形态的偏见；对规律的诠释狭隘化；将社会与自然的区别绝对化；混淆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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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非决定论是作为历史决定论的对立思潮而兴起的。历史决定论是指承认历史发展中存在因果决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理论，历史非决定论则是指否认历史发展存在因果决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理论。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始于黑格尔，但其理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历史决定论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奠立的。在历史决定论产生之前，尽管历史观中充斥着唯心主义的偶然论和宿命论，但由于没有前者比照，因而未能形成与之针锋相对的历史非决定论。唯物史观的诞生使历史决定论不仅走向了科学，而且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从而激起了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潮。这股思潮发韧于19世纪下半叶，经历了20世纪直至迄今，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始终占据着上风，并也曾在中国思想界掀起波澜。为维护科学历史决定论的合理性，本文试对历史非决定论的思想误区进行解析。

历史非决定论的误区之一：意识形态的偏见

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是“绝对精神”，在其支配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呈现出规律性。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并没有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引起强烈反应，这是由于它归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未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相反，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唯物史观的诞生使历史决定论摆脱了唯心主义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它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于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P32-33）马克思不仅阐释了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状况，而且深刻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即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的私人占有之间、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唯物史观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此外，唯物史观还

揭示了人类社会已经和必将经历的基本的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引起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应，因为阶级利益的对立最易激起人们的敌视心理，而意识形态又是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因此，资产阶级理论家必然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来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从不同角度、以各种方式批判唯物史观，而宣扬历史非决定论，否定历史决定论则是其中一以贯之的主调。比如，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为其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所起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矛头直指埋葬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共产党宣言》。他提出历史发展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用我们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些阶段。”美国哲学家宾克莱认为：“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的自然规律实际上不是一个科学的规律，而不过是他的历史哲学而已。”[2]（P99）宾克莱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在他看来，关于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没有科学依据，并不是客观的历史过程，而不过是马克思具有主观性的“历史哲学”而已。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为历史设定了终点，黑格尔的历史终点是“自由国家”，而马克思的历史终点是“共产主义”[3]（P12）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福音”，历史将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下“终结”。[4]（P9）这种对历史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被当代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批判为“这一历史的终结本质上属于一种基督教的末世论。”[5]（P87）著名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是反对历史决定论的主将，他在多部著作中批判了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决定论就是主张历史发展受内在必然性支配的理论，是属于迷信和宿命论，它有各种表现形式，比如神学历史决定论、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心灵主义历史决定论和经济主义历史决定论等等。但是波普尔主要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在他看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预示社会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因此，尽管他不放弃对其他形式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但是突出强调他“对预测和预言作用的分析可以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的批判。”[6]（P479）他坦率地说，“我不是‘偷偷摸摸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而是‘畅所欲言地批判”。为此，他不惜以曲解马克思观点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树为批判的靶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受约束地把它的学说加以根本的简化”[7]（P480）即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主义”，进而以有时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为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8]（P473）实际上，波普尔批判的并不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他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否定而且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

此外，西方众多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都仅仅从技术角度来描述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比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并且正向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过渡。[9]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提出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浪潮”，即从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超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10]再如，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势》、约翰·霍肯的《下一个经济》、M·罗杰斯的《硅谷热》、努斯包姆的《石油之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