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新发展的一种反映和回应，他提出的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思想，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变化形式和趋势。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的性质同时，阿格尔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探讨了克服消费异化，解决生态危机，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途径，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空间，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变化趋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标签：本·阿格尔;生态危机;重构;价值

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危机加剧、国际工人运动衰落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西方出现了以生态问题为出发点，将环境问题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探究生态危机根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生态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探究全球生态危机的原因与出路，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的新危机理论。阿格尔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异化理论，重新研究了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变化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既是对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现象理性反思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变化，拓展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空间，全面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一、本·阿格尔危机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来源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是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持续近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曙光并没有像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示的那样导致一个富裕的后工业社会[1]414。面对由资本主义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的危机以及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焦虑，阿格尔重新研究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根据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危机趋势的变化，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并将马克思主义变革理论和生态危机理论相结合，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既能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又能摆脱生态困境，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径。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异化劳动理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在借鉴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威廉·莱斯的生态学思想而形成的。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有在把异化理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结合起来

才是完整的。他从马克思辩证的方法论出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察和批判，提出了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主张通过重建一种把革命的决定论和意志论结合在一起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二、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内在意蕴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者，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其批判精神与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一思想，他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基本观点出发，深入分析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变化、趋势和根源。

1.危机转向：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

本·阿格尔认为，当代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最初分析的垄断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挥霍性的工业生产已经导致了两方面的矛盾，即国家合法职能与积累职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两种矛盾均源自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这一内在矛盾，但由于资本主义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动力因环境的制约作用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486。在这种背景下，人们限制工业增长的迫切要求可能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和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和方法。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本·阿格尔及其后继者们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并把资本主义爆发的人与自然的矛盾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2.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

异化消费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构造出来的新概念，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等著作中，威廉·莱斯用异化消费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人的消费背离了本性，成为与自身相对立的现象。本·阿格尔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莱斯的思想，明确界定了异化和异化消费的概念。他认为异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支配其劳动，反而被其劳动和追逐利润的制度的需要所支配的一种状态”[1]1。异化消费只不过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444。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是因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饱受煎熬和痛苦，只能通过在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获得表面的、短暂的、虚假意义上的幸福和自由。然而，由于这种商品消费并不是建立在人的“真正”的消费需求上，而是受广告操纵的一种异化消费。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形成的根源，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在逻辑上的对应现象，异化消费的加深会不断加重劳动异化的程度。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的生产制度，生产的无限扩张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

一步造成压力，世界不可再生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环境破坏问题突出，生产的无限扩张与生态的有限性矛盾不断加剧，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所以，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要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克服异化消费，而要克服这种异化消费，关键是改造生产使其不再异化。

3.变革：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

在提出消费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本·阿格尔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变革的动力理论，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1]486。消费异化所触发的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将使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从而摧毁人们许多陈腐过时的价值观，迫使人们对人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最终，觉醒的人们将会不再依赖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来寻求快乐和幸福，转而对新的简朴生活感兴趣，并产生一系列完全新的期望、新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新期望、新需求的新办法，这些新期望和新需求将是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动力。这种新的变革模式就是本·阿格尔给予很高评价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他深信“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不仅能弥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不足，也会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因为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观念中醒悟过来的人们会转变消费观念，重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

4.重构：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基于对发达工业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化生活方式问题的分析和批判，本·阿格尔对改组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提出采取一种较为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资本主义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在重构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本·阿格尔借用了 E.F.舒马赫关于小规模技术的思想，并将其应用到技术和生态的激进理论中，使之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成为重构一种新的技术变革的社会主义理论武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实质上既包括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的改组，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的改组。为实现后者的改组，本·阿格尔首先批判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主义”的工业组织理论，主张用分散化的、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和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将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根据他的构想，未来的社会模式是一种遵循“生态命令”，缩减商品生产，不再使劳动和闲暇异化的，实现了工人自治的、非极权的、分散的和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成为目的本身，人们参与生产劳动不再是为了获得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愿望和价值。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问题不复存在，人与自然完全和谐一致，人类彻底摆脱了生态危机的威胁。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本·阿格尔立足现实，尤其是根据北美的实际情况，将生态危机理论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解放因素结合在一起，提出利用“新意识形态”把人们对异化消费现象的失落感引发为一种共同的政治努力，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由于美国的政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