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

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摘要：现代经济学理论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测量不可直接观测的制度变迁隐变量，实证分析我国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在绝大部分程度上归因于制度的改进，制度变迁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

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但有两个因素对中国奇迹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即物质资本的增加和经济制度的变迁。

[1]
经济增长分析方法假设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不把它纳入分析模型。

现代经济学理论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认为经济增长的源头是制度变迁，尤其是提供合适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

它不是生产函数的一种投入，而是整个生产函数中一个转换要素，通过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组合效率、增加回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能够提高生产率，尤其是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

所以制度变迁与物质资本投资是促进我国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2]
林毅夫最早将制度纳入分析模型，认为1978至1984年间我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制度创新，引入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6.89%。

卢中原和胡鞍钢[3]首次将我国的制度变革量化为市场化指数，证明了我国1978至1992年间gnp增长中约有14%来源于市场化改革。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物质资本的增加，还是更多归功于由制度变迁而引起的经济体制效率的提高，对此的认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

本文运用可处理隐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解析，比较制度变迁与物质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客观地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源。

二、量化研究工具——结构方程模型
20世纪末以及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物质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增长为目标变量，物质资本增加和制度变迁是其解释变量；物质资本增加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制度变迁作为更深层次影响因素，是通过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其他渠道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对制度变迁作用的量化研究需要从统计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制度变迁变量纳入统计分析之中。

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增加均可找到合适的测度指标，而制度变迁作为隐变量（latent variable）无法直接测度。

二是如何在模型中体现和分析上述经济关系。

在目前的统计学方法中，结构方程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上述问题。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源于路径分析和证
实性因子分析，由测量方程（表示指标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方程（反映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关系）两部分构成。

[4]
三、模型与数据
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市场化、城市化、对外开放。

[5]本文以这三个方面变化的四个指标作为显变量，建立制度变迁隐变量f1的测量方程。

市场化程度：以x1：“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x2：“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的比重”两个指标衡量，比重越高，说明市场化程度越小，制度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以x3“进出口总额（以人民币计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比重越高，说明开放度越大；
城市化水平：用指标x4：“城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来衡量，城镇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等于城镇镇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的
城镇人口数。

收入越高，说明城市化水平越高。

经济增长y用每个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物质资本投入f2用各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

为了消除价格变化对模型的影响，对变量y和变量f2、x4分别取自然对数，这样价格的变化会进入估计方程式中的截距项。

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图如下：
图1 模型路径图
本文考察的时间从1999年到2011年，选取中国31个省和直辖
市，每隔四年抽取一个观测点，共计124个样本，基本满足结构方程对于样本量的需求。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2000-2012年）。

四、实证分析
利用spss软件和amos软件进行建模，得到最终的模型结构（f1为制度变迁隐变量、f2代表物质资本、f3代表经济增长，括号内为t值）：
（1）测量方程（标准化系数）：
x1=-0.825*f1+ e1 （1）
（-11.249）
x2=-0.418*f1+ e2 （2）
（-4.837）
x3= 0.338 *f1 + e3 （3）
（3.841）
x4= 0.994*f1 + e4 （4）
（15.450）
（2）结构方程（标准化系数）：
y= 0.144 f2 + 0.849 f1+ d1 （5）
（1.190）（6.408）
f2= 0.959f1 + d2 （6）
（14.412）
表1是amos给出的部分模型拟合指数，拟合优度指标gfi、本特
勒的比较拟合指数cfi、以及nfi、rfi、ifi、tli拟合良好的数量标准都是0.9。

模型除了rfi稍微小于0.9外，其余指标均大于0.9。

模型的自由度为8，卡方值为23.824， cmin/df小于3，模型拟合较好。

表1 模型拟合指数总结
模型除了f2的结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结构系数的t检验都很显著，可以认为模型较好的拟合了样本数据，基本证实了理论假设，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测量方程中，制度变迁隐变量的4个指标变量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结构系数的t检验均显著，均符合理论预期。

amos给出了模型变量间标准化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如由表2所示，结构方程模型（1）—（6）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迁，物质资本是制度变迁引起的结果，它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制度变迁。

物质资本投资和制度变迁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同。

物质资本投资直接影响经济（效应系数0.144），制度变迁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效应系数0.849），也可以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投资（效应系数0.959）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

表2 标准化的总效应、直接和间接效应
无论在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的层面上，制度变迁的作用都明显大于物质资本增加的作用。

制度变迁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的比约为6.85；制度变迁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约6.15。

因此，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正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用能够处理隐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验证和评估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外生因素在于制度的改进，而物质资本的扩张应作为内生因素来看待。

因此，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仅靠物质资本、劳动力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逐步的深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制度变迁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制度支持，有效的制度能够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是其它因素难以替代的根本动力。

可见，对于决策者而言，最应关注的不是如何直接改变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而是如何从根本上改进不合理的经济环境，通过改进经济体制来推进市场化、城市化和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渐渐减少和消除经济制度对生产活动的障碍。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许建，何晓群.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量化研究[j].经济经纬，2000（6）.
[3]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
[4]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制度改革[j].经济研究，
2000（7）.
[6]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余建英，何旭宏.数据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