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身边的“女人”

大师身边的“女人”

伟大小说从来不是纯善的道德文章，好比一个四平八稳清俊洁白羔羊一样的圣人当演员肯定演不太好。

前几天，MALINGCA T老师写了一个埃斯特拉和博尔赫斯的段子，我顺口跟她扯了几句，她也觉得博尔赫斯跟他母亲的关系略显奇怪。然后，黎戈老师写了个段子，聊作家们的伴侣。纳博科夫家那位薇拉阿姨——替他打伞、对付出版商、备课、在康奈尔上课时坐第一排、康奈尔校内戏言“雇纳博科夫先生还不如雇纳博科夫夫人”、随手带心脏病药以防纳博科夫见着好蝴蝶就厥过去、带支手枪以便见了托洛茨基就枪毙之——获得盛赞，而菲茨杰拉德夫人泽尔达得到的定评是：“老公没日没夜工作，供她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结果活活被榨干了灵感，枯竭而死。她是文学史上的女罪人之一，类似陆小曼之于徐志摩，海明威到老都在写回忆录骂她。”

先说博尔赫斯他妈妈。

博尔赫斯作品里，情欲戏出现不多。看他小说的读者或者会注意到，《第三者》《玫瑰角的汉子》里，情欲都是悲剧的主由。《乌尔里卡》末尾有个“占有了她肉体的形象”，但其篇意味隐约。博尔赫斯追求的，是但丁对阿特丽丝那种高尚的情色遭遇。

他和埃斯特拉没成，一部分原因是他妈妈不喜欢埃姑娘。

博尔赫斯晚年视力渐弱，需要人做他秘书，为他读书，为他誊写一些活。这些活是他妈妈做的。

博尔赫斯结婚是68岁。他许多朋友认为，博妈妈，时年90岁了，觉得自己大限不远，得有个人来照顾“我可爱的瞎儿子”。婚姻很短，博尔赫斯离完婚，回去她母亲身旁继续生活，直到母亲大人以99岁高龄逝世。

再说泽尔达。

“Why should all life be work, 泽尔达16岁时是舞会皇后。她高中毕业照有段话极见性情：

when we all can borrow.Let's think only of today, and not worry about tomorrow.”

白话就是能借钱就不工作，今朝有酒今朝醉。

20岁不到她嫁了菲少爷，金童玉女。23岁上夫妻俩去了巴黎。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提到俩事。一是菲少爷想写字时，这姑娘就拉他到处灯红酒绿去，不让他安生；二是这姑娘骗菲少爷，说他换别的女人根本没人要。菲少爷就信了。海明威总结这姑娘的性情是“兀鹰不愿分食”。

但这姑娘的怪事远不只此。此前，菲少爷写《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泽尔达海滩游泳、舞会闹腾，认识一个男人后，跑回来跟菲少爷要离婚——连那个男人自己都不知道泽尔达会为了他闹离婚。菲少爷后来的总结是：这女人有种戏剧性的需求，她是自己那奇怪梦想的受害者。人生如戏，她是真入戏了。后来泽尔达犯病，又是写半自传小说来和菲少爷闹腾，又是要日夜不停跳舞，进精神病院，把菲少爷逼成酒鬼，终于早逝，之类不提。

两个小细节。

《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著名的题词：Then wear the gold hat, if that will move her;If you can bounce high, bounce for her too,Till she cry “Lover, gold-hatted, high-bouncing lover,I must have you!”（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遭，直到她喊：“郎君，金帽儿跳得高的郎君，我一定得拥有你！”）

就在泽尔达跟菲少爷闹离婚这事平息后不久，《了不起的盖茨比》写完了。菲少爷原本想的题目是：《长岛的特立马乔》《特立马乔或盖茨比》《金帽盖茨比》《高跳爱人》，最后泽

尔达一锤定音决定了《了不起的盖茨比》。

按正常人标准看，博尔赫斯和他妈妈的感情，菲少爷和泽尔达的婚姻，都有些怪异。泽尔达对菲少爷的压榨尤其吓人，菲少爷早夭短寿，决然和她脱不了干系。但是换个角度想的话，“女罪人”三个字对菲少爷本身确实，但对文学史倒未必。

博尔赫斯妈妈祖上参加过阿根廷内战，所以你可以发现：博尔赫斯很爱写到阿根廷内战。比起马尔克斯、卢尔福这类更接地气的小说家，他的博识、结构、诗情、智性，都显得更贵气更小径花园。这些评价无分褒贬，单只是风格不同而已。设若他的妈妈不是这么个背景，不是那么个监护他一直到老的性情，博尔赫斯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

泽尔达对菲茨杰拉德的影响，以前谈到过。菲少爷的小说里的南方，炎热、温柔缱绻、慵懒、醉人。《松包蛋》《最后一个南方女郎》皆类此——而泽尔达是南方姑娘。

与南方相匹配的，是他喜欢勾勒璀璨烂漫、流金溢彩的半梦幻式故事。《了不起的盖茨比》不提了，《一颗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就是如此——而泽尔达喜欢璀璨华丽梦幻的戏剧性。

一定有一个主角无法掌握的，独立自主的女主角——以上四篇里皆是。

如果没有遇到泽尔达，菲少爷或者会健康长寿。但他写出来的肯定不会是我们如今所见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了。

当然也不是说，孽缘才成就大师。海明威刚到巴黎前后，他太太曾经把他所有手稿都丢了。马尔克斯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当然，他们二位艰苦时，太太很帮忙。马尔克斯在墨西哥排队等移民局签证（顺便读卢尔福的小说）时，他太太在家里料理孩子。海明威直到《流动的圣节》里还在怀念他第一位太太，“我要是不爱她，还不如去死了好。”他20年代的许多经典短篇，以及《太阳照常升起》，就在穷迫但还算恩爱的环境下完成——虽然最后离了婚。雨果的太太阿黛勒夫人在他写《巴黎圣母院》时负责把雨果的衣服藏起来，把人锁屋里，避免他钻出门去。这事可以推而广之。托尔斯泰那位管理大师但占有欲强的太太；巴尔扎克那堆离离合合折折磨磨的情妇；柴可夫斯基那位富婆赞助人；维瓦尔第那位女弟子安娜·吉罗。这些故事里喜剧不多而悲剧不少，但如果抽掉她们？我们如今所见的世界会多少不一样。

非常之人为非常之事。用村上春树的话，就是要叙述与众不同的小说，必用与众不同的语言。按此延伸，则与众不同之人，也得经历与众不同的感情。伟大小说从来不是纯善的道德文章，好比一个四平八稳清俊洁白羔羊一样的圣人当演员肯定演不太好。就像泽尔达把自己人生当戏，追求戏剧性一样，许多大师的感情之所以奇妙或畸形或诡异或传奇，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这种自我美化倾向（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勾情妇时都很容易把自己当偶像剧男主角）。所以许多孽爱情一半是对方折磨，一半是自投罗网。末了也只能合上书页感叹一句“孽缘啊”，灯灭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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