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任何观赏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哈姆莱特》中复仇行动的迟缓与《麦克白》在剧情进展上的迅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李尔王》的激情澎湃与《奥瑟罗》的情感变幻恰成对照一样。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哈姆莱特替父复仇的行动呢？歌德( Johann Goethe) 把哈姆莱特的行动延宕归咎于他性格上的软弱无能、多愁善感。“哈姆雷特生性软弱，空有幻想而不能行动。”他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年)中指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我以为这句话是哈姆莱特全部行动的关键。我觉得这很明显，莎士比亚要描写，一个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这出戏完全是在这个意义上写成的·····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他是怎样地徘徊、辗转、恐惧、进退维谷，总是触景生情，总是回忆过去，最后几乎失却他面前的目标，可是再也不能变得快乐了。”当他为父亲复仇的责任明确以后，无论是为父复仇还是改革社会，哈姆雷特都必须行动。但是，他却迟疑不决，一拖再拖。他一昧地想依靠个人的力量而脱离拥护他的万千民众，这就决定了哈姆雷特行动上的延拖。在歌德看来，替父复仇对其他人而言并非是不可能的事，但对于哈姆莱特来说却是过于沉重的责任。作为王室的花朵，哈姆莱特是在其父王的直接庇荫下成长起来的，原本就娇嫩而高贵。一旦遭逢父亲的意外死亡和母亲的匆忙改嫁，这双重袭击便使他变得孤独、忧郁与悲哀。因此，站在我们面前的并非是一个立志报仇雪恨的青年英雄，而是一个沉酒往事、意气消沉的忧郁王子。

与歌德的看法不同，英国浪漫主义批评家柯勒律治在《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1812年)中断言:“哈姆莱特是勇敢的，也是不怕死的；但是他由于敏感而犹豫不定，由于思考而拖延，精力全花费在作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这就是说，迟疑和延宕并不意味着哈姆莱特的软弱，而应归因于他的性格内向和过多的思考。柯勒律治指出，莎士比亚“曾不断地观察了人类天性的一切伟大的组成力量和冲动，他曾了解到它们的各种各样的结合和从属关系，事实上是决定了人的个人的特色，而且他指出了它们的和谐是如何由相互作用的不均衡的过多或缺少而产生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性格，而是由各种复杂、对立的因素组成的结合体。在柯勒律治看来，莎士比亚把哈姆莱特置于一个不得不当机立断的环境，而他却由于沉溺在思考之中而失去了行动的力量。换言之，哈姆莱特并非胆小怯懦，贪生怕死，他的悲剧是由于性格的各种力量(即行动和思考)失去平衡而导致的。

同时代的英国批评家赫士列特也持类似的看法。在(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1817年)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哈姆莱特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很独特的。这不是一个以意志力量，甚至感情力量为特点的人物，而是以思想与感情的细致为特点的”。所不同的是，赫士列特称哈姆莱特为“哲学冥想者之王”，更多地强调他身上的绅士气和学者气，强调‘他主导的感情是思想，而不是行动”。在他看来，哈姆莱特拖延复仇行动并非由于他不爱父亲或对父亲被害不感到僧恨，而是因为放任自己的想象力去玩味罪恶，去周密推敲复仇计划比付诸行动更适合他的口味。哈姆莱特充满高度的热情和敏锐的感觉，但却不能慎重地行动，往往因一时的刺激而匆匆走上极端。而在最需要行动时，他却犹豫不决，直到机会错过，又找些借口重陷于怠惰和沉思。因此，赫士列特认为，谁要是由于自己或别人的不幸而变得思虑重重和忧郁;谁要是觉得自己的思想消沉下去，哀愁像病魔那样缠着他的心;谁要是行动的能力被思想所消蚀，因为心灵的仇恨痛苦而不计后果，谁就是真正的哈姆莱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斯列特说:“我们都是哈姆莱特”。

站在今天来看，整个19世纪的莎士比亚评论都致力于人物性格的探讨，直至安·赛·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1904年)发表，更把这一方法推向了极致。在布拉德雷看来，任何把哈姆莱特的延宕归结为外部困难的见解都是说不通的，因为悲剧主人公的主要障碍显然来自其性格内部。然而，他既不赞成歌德的看法，也不认同柯勒律治的意见。布拉德雷认为，哈姆莱特的耽于沉思乃是一种优郁的表现，而不是造成他优郁的原因。正是由于经历了父亲的突然死亡和母亲的匆忙改嫁，沉痛的打击使他感到厌恶和绝望，深陷于病态的忧郁之中。这不仅造成了他的过度思虑与迟疑不决，而且也导致他的爱情陷入瘫痪。不难发现，布拉德雷的这一分析，始终坚持了人物性格的内在统一性的前提，也坚持了心理学的观点。但在把人物性格的分析方法推向极端的同时，布拉德雷也暴露了它的种种缺陷。例如，他断言哈姆莱特并非是优柔寡断的人，假如他在父亲死后的头一个星期就得到鬼魂指令的话，他就会像奥瑟罗一样行动果敢。这种说法不仅脱离了作品文本所规定的情境，而且也将文学虚构与生活真实混为一谈。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批评代表了20世纪莎士比亚评论的一个新动向，而揭示哈姆莱特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则成为这一派批评家的热门话题。早在(梦的解析》(1900年)中，弗洛伊德就指出，哈姆莱特根本不是一个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人，这从他拔剑刺死帷幕后面的窃听者和用计打发两个朝臣前去送死两个情节中就可以看出。那么，是什么阻碍他去完成替父复仇的任务呢?哈姆莱特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就是不能对杀死他父亲、娶了他母亲的克劳狄斯进行报复，因为这个人向他展示了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欲望的实现。于是，他的复仇意念便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取代，使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弗洛伊德认为，哈姆莱特的“俄狄浦斯情结”，也可以从他对奥菲利娅所表现的性冷淡中得到证实。换言之，唯有疏远其他女性，哈姆莱特才能保持对其最初的恋人—母亲的忠诚。如此大胆的结论，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正如弗洛伊德的全部学说是严肃的一样，他对《哈姆莱特》一剧的看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玄想。

通过(哈姆莱特与俄狄浦斯)(1949年)一书，欧内斯特·琼斯把弗洛伊德的上述见解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在琼斯看来，对于父亲的被杀和母亲的淫乱这两种罪行，哈姆莱特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固然立志要替父复仇，但母亲的改嫁更使他深恶痛绝，义愤填膺。该剧第一幕第二场的那段台词表明，即使在鬼魂向他揭露谋杀罪行之前，只要一想到他母亲嫁给了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就痛不欲生，语无伦次，以至一再夸大其词地形容母亲改嫁的匆忙，以至愤恨地谴责:“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甚至在证实了克劳狄斯是杀父仇敌之后，哈姆莱特仍然迟迟不肯下手，还为拖延复仇行动寻找借口。说到底，症结就在于哈姆莱特把自己看成是克劳狄斯，正是后者实现了他杀父娶母的愿望。因此，哈姆莱特心里一直缠绕着两个念头:或是杀死克劳狄斯，或是自杀。而在第三幕第二场中，早已斩断了与奥菲利娅恋情的哈姆莱特，此时偏偏拒绝坐在母亲身边，却异乎寻常地栽倒在奥菲利娅的脚下，显然是企图借此引起他母亲的嫉妒。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学派的莎士比亚评论是极其善于从剧本的蛛丝马迹去发掘人物行动的心理动机的。

与众不同的是，托·斯·艾略特对《哈姆莱特》的艺术成就表示了质疑。他在《哈姆莱特及其问题)(1919年)一文中指出，研究《哈姆莱特》这部戏剧才是批评家的首要任务，而评论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只是一个次要问题。然而，假如把(哈姆莱特》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来讨论，其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该剧远非莎士比亚的杰作，而是一部艺术上失败的作品。究其原因，这部悲剧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原作那些难以驾驭的材料，结果造成在表现哈姆莱特的厌世情绪与利用原先情节之间出现了脱节，缺乏一种恰当表现人物感情的“客观对应物”。具体地说，哈姆莱特的厌世情绪是由他母亲的改嫁引起的，可是他的厌世情绪又远远超出了他对母亲的厌恶，成了一种他无法理解的东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