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文化意义与“中体西用”说的提出

洋务运动的文化意义与“中体西用”说的提出

陈 寒 鸣



19世纪60-----90年代，奕沂、曾国藩、左宗裳李鸿章、张之洞等出于御外侮、平内患的双重目的，发动了以引入西方科技，“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他们发起洋务运动的初衷在于援西洋之长以扶清廷统治大厦之将倾，但“结果和它的愿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觉地把机捩拧拨了一下，当机捩一旦转动，就逐渐地向着毁灭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它停下来”（1）。以这些清廷重臣为始作俑者引入中华大地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按照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艰难而又缓熳、却亦是不可阻挡地成长、壮大，并终于将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王权专制主义制度送进坟墓。这正如洋务派巨擘张之洞的弟子张继煦所评曰：“虽为公（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2）

洋务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客观效果主要有以下几端：（一）揭开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序幕，初步奠定近代文化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的实绩在于开办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批具有近代性质的大机器工业，产业分布比较齐全，有冶金、机械、煤炭矿产、军工、纺织等等，实际上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框架。这些企业总数48个，资本总额2263万元，拥有工人四万人左右，其中5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工人总数约三万。（3）洋务运动还初步改变了中国交通运输和通讯的落后状况，建立了包抬轮船二十余艘、五万总吨位的轮船招商局，筑成铁路数百公里，“电线已环绕丁十八行省间”（4）。（二）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培养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洋务派认识到“惟洋人制造确有精理，不从学堂出身者只能步其后尘，不能独出奇异，则西学馆之设，自不可少”（5）。“自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升，人才蔚起，海防洋务，利赖良多”（6）。洋务运动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生，不仅新式学堂遍及各地，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教育。留学生中当然不乏声色犬马之徒，但毕竟产生出像詹天佑这样的杰出科技人才和像邓世昌这样的优秀军事将领。从此，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中国社会历史舞台，并扮演了时代前驱的角色。（三）促成社会风气的转变。洋务运动大规模地引进“西学”、“西艺”，强烈冲击了封闭保守的社会风气。“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其所以送其贪纵者，不过持其长技耳。

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7）。学西夷之长、兴洋务之业，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时人对比道：“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8）中国传统的贵义贱利、重农轻商观念开始发生动摇，“崇尚西学、仿效西法，渐知以商力浚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9）；“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不同，且将自发其复，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照西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10）。（四）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轩然大波，使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大大深入了一步。洋务运动的推行，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清廷内部，顽固派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类的陈腐论调攻击洋务派“捐弃礼义谦耻之大本大原”，败坏人心（11）；而洋务派则力陈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2），兴办洋务犹如“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非如此不足以存亡续绝（13）。双方论争不断，如1867年围绕同文馆的设立、1874年关于设厂制器和筹备海防、1880年铁路建设问题等等均有过轰动朝野的论辨，成为舆论中心。这使古井无波的中国社会渐起涟漪，由死水微澜而洪波巨浪。并且，在全社会范围内，洋务运动全面引入西学、西艺造成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中西体用之辨几乎与洋务运动的全过程同始终，成为19世纪60-----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开然大波。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提出与发展，则无疑表明中国知识者在古今中西相互冲击而又交融背景下谋求再造中国文化、重整中国社会秩序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就本论题而言，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洋务运动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

如何评诂西学？怎样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早在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已接触并考虑着这样的问题了。至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编者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介耶稣会士艾儒略分科介绍西学的《西学凡》一书道：

是书成于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捐斯者，教科也；陆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

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14）

又在评介耶稣会士傅泛际所译《寰有铨（诠）》一书时说：

案：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铨》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特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其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焉。（15）

由此可见，至少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半个世纪前，清朝官方已对西学有所评诂，并据此施行着“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文化政策。当时官方判定西学“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却仍肯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甚至推崇为达到了“实逾前古”的程度；同时又否定西学之学理，斥之为“夸诈迂怪”、“变幻支离”之“异学”“杂学”。与对西学的这种评诂相对照，清廷和学者们无疑是认定学理之正宗唯在中国传统的圣贤名教。这可以说是开启了后世“中体西用”说的历史先河。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一字不差地抄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这两段话，同时还抄录了康熙时杨光先维护孔孟之道、申斥天主教的《破邪论》一文（16）。这固然是为其宣传自己的主张张本，但也表明他是认同了上述清廷定论的。当然，魏源的贡献绝非是沿承陈说，而在于其当顽固派严斥西方“奇技淫巧”“坏我人心”、伤风败俗之时，坦承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等西夷之长技“有用之物”，“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故其著《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其所长”的主张。王韬对此评曰：“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17）。魏源堪称继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之后明确提出学习先进的西方的人物。林则徐把自己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时组织人力编译的《四洲志》等资料赠送给魏源，郑重地嘱咐魏源编纂《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放开眼界，了解世界，挽救民族危亡。魏源不负同志所托，根据林则徐提供的资料，“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又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18），辛勤编纂，于1842年“夷艘出江甫逾三月”的时候，就将《海国图志》的五十卷本刊刻问世了。尽管

曾有学者对《海国图志》的版权及林、魏关系问题提出极其有力地质疑（19），但我们仍认为，《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对于满清政府的昏庸愚味、覥颜媚敌的倒行逆施更是一种有力的鞭挞。尤其是其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无疑是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对中国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书其说，对中国后来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均有深刻影响，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受影响亦非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约二十年后，冯挂芬的认识更进了一层。他在《校邠庐抗议》中不仅承认中国船坚炮利不如人，而且承认“人无弃才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不符不如人”，故而提出“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并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之论“对传统说法固然有所承袭，但更重要的是有所变异，或者说，形似而实异。不管他的‘本辅’说还怎样奉‘伦常名教’为圭臬，它的时代作用却唯在于首创出以‘中体西用’的论式在提倡西学，开学习西学之一代新学风”。（20）这对建构近代化的中国文化，所关匪细。

19世纪70年代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钟天纬等沿着冯挂芬的思路继续推进，一方面大声疾呼发展工艺科技，扶助民族资本，开办近代土业，振兴商务外贸，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甚至提出仿效西方实行议院制度，另方面仍坚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21），“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22）。他们的论述超出冯桂芬之处，在于纯熟圆滑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体系中的“道”与“器”、“本”与“末”、“形而上”与“形而下”等概念范畴来阐明中西文化的优劣及其主从关系，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色彩，如王韬谓：“形而上者中国也，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23）李鸿章试图从道器关系上阐明西学具有的功能：

窃谓中国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敞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守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明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喜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盖

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申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纬而来合者，亦理之然也。（24）

薛福成把以“器”卫“道”之意表达得更为明快：“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于此，而其道亦必渐彼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25）在这些人中，汤震的说法颇为尖锐。他说：“盖中国所宗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中国自以为道而渐失其所谓器，西人毕力于器而有时暗合于道。”中国正是由于“失器”而造成“创巨痛深”的严重后果，因此，中国“自议振新”“自愤积弱”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善用其议，善发其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而坚持以为西学不必学不屑学，则“士夫以口舌相胜而立穷，将士以血肉相薄而立陨，是直医者执古方而咎病之不愈也”。“26”就是说，中学虽被曾为统御一切的“道”，但仅赖此不仅治不了病，而且还会招致国家“立穷”“立陨”的恶果，而国既不存，中学当然亦无法自保。

进入90年代，“中体西用”说已广为流行。1893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刊行，其中《西学篇》有“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之说。1836年4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鼎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898年5月，盛宣怀也提出“必以中学为体”而以“西学为用”的主张（27）。

在“中体西用”说提出、发展和广为流行过程中，张之洞的作用也很重要。他特著《劝学篇》，谓：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繙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氏之学也。簿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

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理，温故而知学，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中土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学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他对当时维新思想与守旧思想之争深有所察：“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多歧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各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各改作之流逐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故调和性地提出“学堂之法约有可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他显然是以中学为主而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而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而西学为末、中学居先而西学居后、中学存于内而西学形于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虽非张之洞首创，但他对这说法作了最为系统地论析，其《劝学篇》堪称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纲领性文献。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并且，张之洞的主张得到光绪帝钦可（28）；1898年6月，光绪帝“诏定国是”，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宣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县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29）“中体西用”从此成为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而昭示天下。

如何看待“中体西用”说？思想是时代的产儿，“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30）。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说并以之为理论纲领，本意是要用“西用”来捍卫“中体”，而这其中既包括用西方先进火炮来屠杀太平天国革命军以捍卫被起义农民冲击得摇摇欲坠的清廷统治，又包括在民族危机日重、

中西冲突愈剧的背景下用西艺西技增强自身力量以保全天朝上国颜面这样两层意义。这里的“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这样做的理由则是“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所由分也。然其实言道而艺未尝不赅其中，言艺而道亦究莫能外。其源流固无不合也。”（31）但此说既经提出，便不仅为新思想在古老中国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而且为当世中国社会的变更提供了理论，维新派即将之服务于其变法活动：“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西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徒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32）总之，从文化史角度来审察，“中体西用”说为中华民族吸纳西方文化创造了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可能有的模式。正是在这模式之下，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才得以排除顽固势力的重重阻挠，插足于以儒学为核心、以王权专制主义为特质的中国传统文化世袭领地，渐渐扎下其根并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对“中体”、“中学”形成强烈对比和影响，进而最终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目。方濬颐的《机器论》即从守旧角度对此揭示道：“今天下言时务者，动以泰西机器为至巧至精，而欲变吾之法、师彼之法，谓舍此不足以强中国而慑岛夷也；一唱百和，万口同法。于是滨海之区委官设局，沪上轫之，闽中继之，津沽踵之，广管、建业又因之，岁康金钱不可以数计。魂玮才智之士降心敛气，听彼指挥；制枪、制炮、制火轮船，旷目持久；勼工集匠，弹精集虑，寒暑不少休。震于彼国之说，谓开山没河、农田耕作皆可以不假人力而胥于机器乎是赖，方将张大而扩充之，广机器之所，讲利器之方。谋非不善也，志非不壮也，图维规画而不精详而周至也。顾吾思之，机主于动，生于变，乖于常。以机巧夺造化，则干天以怒；以仕宦营商贾，则废民之业；以度之供鼓铸，则捐国之用。”（33）可见，“形而下”的西方器用约普及推广必将对全社会的产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心理等都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动摇“形而上”之中国传统文化的“道”、

“体”，徒习“用”以卫“体”终将使“体”成为空言。

无论“中体西用”说的提出有着怎样的必要性以及发挥过何种进步作用，其说逻辑上的混乱、学理上的自相矛盾仍是无法否认的。王韬认为学习西方仅限于“坚船利炮”是“仅袭皮毛而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目，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34）。钟天纬说：“欲挽回大局，岂仅在船坚炮利区区末艺之间？则小小补苴仍无补存亡之大计。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兴学校、定庙谟，去壅蔽、收人才，通民情、采公议，而其尤在官民一力、上下一心，富必求其民生之本富，张必求其风气之自强。”（35）他批评办洋务的短处在于“不从大本大原处着手，而仅就外面张皇，不揣本齐末”，“如造使、肄业、练兵、制器、开矿等事，非不竭力经营，仍治标而非治本，则不过小小补苴，终无救于存亡大计”。他认为西方国家致当强亦有其“大本大原”：“综观欧洲各国，无不政教修明，民生熙皞，国势日臻富强。而究其本源，不外乎通民情、参民政而已。盖泰西通例，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不能权威自恣。而国之律法则集亿兆公议而定，君之威权亦本亿兆公助而成，是以君权虽有所限制，反能常保其尊荣。民情得以自伸，不致受困于虐政，则不必袭揖让之虚名，而阴已得官天下之实际。此则国势强弱，民生休戚之大关键也。”（36）王韬、钟天纬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谋划者，也都曾肆力于推扬“中体西用”说，而洋务运动的实践则使他们对“中体西用”说及以之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提出批评，这正表明“中体西用”说存在着难以克制的内在矛盾。

谭嗣同论“中体西用”说道：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倘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37）

与这种认识基本一致而逻辑推理更为慎密的，是中学功底深厚而西学造诣在当时堪称首屈一指的严复对“中体西用”说的批判：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

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之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焉望言之而可行乎？

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滋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38）

严复是在历史已经迈入二十世纪门槛时说这些话的。此时，不仅变“用”而不变“体”的洋务官僚多已退出历史舞台，变“用”而又变“体”的维新之士亦已因变法失败而作鸟兽散。中华传统文化的蜕变与近代化的中国文化的创造，在痛苦而又曲折地进行着。严复对于“中体西用”说总结性的批判，正预示着中华民族文化觉醒时代即将来临。





［注释］

（1）戴逸：《洋务运动试论》，载1962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2）《张文裹公治鄂记》。

（3）姜铎：《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载1962年1月12日《文汇报》。

（4）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六。

（5）张树声往来函牍，甲一黎兆棠涵。

（6）刘铭传：《合设西学室招选生徒聘西师立案折》。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3页。

（8）上书第484页。

（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10）《洋务运动》第四册第14页。

（11）上书第二册第30页。

（12）上书第五册第119页。

（13）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

（14）《四库尘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五《子部·杂家类·存目二》。

（15）同上。

（16）见《海国图志》卷二十七。

（17）《扶桑游记》。

（18）《魏源集》第74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请详参　朱维铮　教授《魏源：尘梦醒否？》，见朱氏《音调未定的徒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0）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第159页，中国社会科学制1995年版。

（21）王韬：《弢园文录续编·杞忧生易言跋》。

（22）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23）王陷：《弢园尺牍》。

（24）引自《庸庵全集·文编》卷二。

（25）《筹洋刍议·变法上》。

（26）《危言》卷一《论中学西学》。

（27）《戊戌变法档案资料》第250页。

（28）据《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

日奉上谕：‘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引导，以重名教而杖危言。’”

（29）《光绪东华录》。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13页。

（31）《刖足集·外编》。

（32）《奏议辑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摺附章程》。

（33）《洋务运动》第一册第454页。

（34）《筹洋刍议·变法上》。

（35）《刖足集·外编》。

（36）《刖足集·内编·综论时务》。

（37）《谭嗣同集·报贝元征》。

（38）《严复集·与外交报主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