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上海朴社始末

１９２３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汇集了一大批文学研究会会员，如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祥、周予同、谢六逸，等等。他们继承“五四”文化思潮中“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为了摆脱社会的摧残、书店的剥削和商务当局的牵制，就纠集同好，每人每月出１０元钱，集资出书，促进和推动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繁荣发展。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郭绍虞、朱自清、俞平伯、耿济之、陈乃乾、严既澄、潘家询、吴颂皋、陈万里、陈达夫、常燕生等一大批学者的赞同，于是就在１９２３年１月成立了上海朴社。发起人为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祥、周予同、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共十人，顾颉刚任会计。

社名“朴社”是周予同提出来的，缘自“朴学”——即乾嘉考据学（又称“汉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揭示其十大特色，诸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罗列同类事项为比较研究；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敦厚，以讥弹影射为不德；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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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贵朴实简洁，忌枝蔓。粱启超十分推重朴学的学风，认为有裨于笃学诚挚之学者的养成：

用习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

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被梁氏誉为“治学之正轨”的朴学，以其“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内蕴，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朴学”这一“科学方法”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文学研究会同人将书店的名字叫做“朴社”，说明他们非常看重“朴学之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１日，王伯祥读了王了一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后在日记中写道：

看王了一（力）《中国文法学初探》，大体中肯，且有甚惬处，因思近人为学，大反朴学之风，其稗贩寇籍，浪窃虚声者无论已，即略翻故籍之流，亦竞求速化，随手摭拾，苟偷以出之，自谓有所发表，实亦甚可怜也。以视王了一，正宜有以自愧耳。甚有固执浅妄之见，磨吻啮齿，斤斤迥护前短者，更足鄙矣。呜呼！世有目不窥历代典章政制之要，而可以著书立说，推论中国社会之演进者；亦有不知山川都邑之分布，方位道里之远近，而妄谈兵要，为域内战局作杞忧者；更有绝末审文字训诂之源流、篇籍章句之体要，而侈言文章技巧，强立文法体系者。我知殆矣，宜其见陵于人而犹醌颜以承之焉。予久蕴此感，聊于读了一此文后一发之。

这话虽然是１９３８年说的，但挪到１９２３年来看作是创办朴社的动意来解读，似乎也未尝不可。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５日，顾颉刚离开商务到北京大学研究所任职，上海朴社的工作落在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２７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４・第四期

王伯祥、陈乃乾等人身上。王伯祥日记中有关于朴社的记叙，现在已经成了上海朴社唯一的史料了，特摘录如下：

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５日：散馆后去振铎所开会讨论朴社事。

雁冰、愈之、乃乾俱到，决先把《浮生六记》刊行。又拟就重要古籍中选注辑印为《中国文学选本》陆续刊行，作中等学校教本或补充课本。当时商定《史记》、《左传》、《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论衡》、《孟子》、《诗经》、《乐府诗集》、《唐五代宋词选》、《唐诗选》、《元曲勘、《古诗选》等十四种。先出《史记》（圣陶任）、《孟子》（我任）、《论衡》（乃乾任）、《词选》（振铎任）四种，希望于暑假前交稿，则开学时当得一大批销路也。

上海朴社的主要成员中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王伯祥可说是作家或学者，陈乃乾是纯粹的书商，在上海经营“上海古本流通处”，又办“来青阁”（书店），专做图书生意。书商是与“书”打交道，“书”是有学问的，不同于柴米油盐香烛肥皂。陈乃乾在买卖书的同时，刻苦自学，积累了丰富的学识，解放后出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他精明能干，与沈雁冰等人组合在一起，本当有一番作为。上海朴社成立之初，沈雁冰等人确曾踌躇满志，叶圣陶特地将繁体的“朴”字精心地篆刻成一枚圆形的“社徽”，准备印在每本书的封底。但朴社遇到的困难也出乎他们的想象。且看王伯祥日记：

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０ＥＩ：（邀乃乾）一起到振铎所参与文学聚餐会。席散之后，乃乾、雁冰、振铎、圣陶、我五人集议，拟印披露社中宣言及人物，……当推圣陶起草，稍缓再酌。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日：散馆归，愈之、颂皋俱来……大谈朴社事。愈之很顾虑资本家的压迫，而我以为既不列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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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且著作并不署名，未必有碍感情。且即令破裂，我辈正复当力图自辟畦町耳。

王伯祥３月２日的日记值得留意。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的腾飞与它的经营策略和管理体制紧密相关。商务当局尊重人才，编辑的薪水比较丰厚。商务注重培养人才，为了让编辑有较多的时间用于个人的学习和研究，每天上班时间只需６小时，此外每年还有相对固定的假期。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相当苛刻的一面。商务当局要求编辑必须忠诚于商务，“不能在书馆外做与在书馆内同一样的工作”，否则就是“不忠”。沈雁冰等人为了遮避商务当局的耳目，“既不列名宣言”，编辑的书出版时也不“署名”。既便这样，胡愈之还是担心“有碍感情”，“很顾虑资本家的压迫”。所以王伯祥给他打气，说“未必有碍感情”，即令破裂也无所谓，“我辈正复当力图自辟畦町耳”。话虽这么说，但还是不得不顾及与商务的“感情”，这种尴尬的处境，也制约了朴社的发展。

因为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和王伯祥等人均不宜在朴社《宣言》上署名，他们希望远在北京的顾颉刚、潘介泉、吴缉熙、陈万里等人出面，用他们的名义发布朴社《宣言》。不料顾颉刚等人另有盘算，觉得朴社设在上海，他们鞭长莫及。希望能将朴社的社址设在北京，由他们来主持。上海同人等人协商无效，只好妥协。请看王伯祥的日记：

１９２４年３月６日：饭后乃乾来，出《浮生六记》印稿交圣陶校。因谈北京同人不肯列名宣言，认为不协作，思飘然去。我等因立约雁冰、振铎、愈之、予同同于三时半临时集商。结果，公函敦促，俾北京同人弗懈进行。

１９２４年３月７日：今日文学会聚餐，……夜七时在振铎处设席，计到者有振铎、诩生、雁冰、玉诺、愈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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