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 文档

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善群

「摘要]在论证古文《尚书》是西汉以来长期流传的真古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五个方面详细阐述古文《尚书》珍贵的学术价值，如补充许多历史事实、订正旧籍引文之讹和纠正旧注之误等，用确切事例给予具体说明；同时也指出它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被缀补、改动和增益的不恰当之处。本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古文《尚书》进行全面评论，提出了许多突破传统观点的新见解。

「关键词」真古文献学术价值流传过程重新认识

今传《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学术界历来定为“伪书”。然而只要稍加稽查考证就会发现，这个定论是有问题的。目前有许多长久以来定为“伪书”的古籍，如《尹文子》、《鬼谷子》、《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等，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论据进行辨析，证明它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杂有后人附加的成分，但其基本内容是真实的，决非伪造之作（参见周山《尹文子非伪析》，《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陈昌远《鬼谷子隐居地及其著述的真伪》，载房立中主编《新编鬼谷子全书》，学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一695页；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这些意见，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笔者对古文《尚书》研究有年，经过长期的考察探索，认为它与上述各书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古文《尚书》不但是真实的古文献，而且具有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今特呈管见，以供学术界同仁的进一步研讨。

一、古文《尚书》是长期流传的真古文献

综观古文《尚书》定为“伪书”的理由，都是违背历史事实，因而是不能成立的。为此，笔者已经撰写了两篇文章进行详细论证。第一篇论述古文《尚书》的流传过程：自西汉、东汉至魏晋，它一直在民间流传；司马迁、刘歆、郑玄、应劭、韦昭、皇甫谧等学问大家，都曾见过古文《尚书》，并一再加以引用；古文《尚书》在魏晋之际完备成集，形成清楚、可靠的传授关系；它的来源可能有七个方面，特别是孔氏家族的收藏和修缀功不可没。由此证明，所谓“古文晚出”、古文《尚书》传授关系“子虚乌有”等说法，“是未加深考的主观武断之语”（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第二篇通过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证实：古文为正确、合理、完整、全面、连贯流畅、自然贴切，而引语则往往错误、脱漏、片面、删节、篡改、掐头去尾、用词不当；且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大多相异，许多旧籍引语在古文《尚书》中找不到；特别是旧籍引语在古文《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有些长篇古文只有一二个短语见于旧籍之中。由此证明，所谓古文《尚书》是“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而“编造”出来的说法，也是“不考查事实、极不负责任的断语”（杨善群：《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

怀疑古文《尚书》是真实的古文献，除了以上两种说法外，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言论，也必须予以辨析和澄清。

其一，以文词判断论。朱熹云：“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书》凡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藏之中，不能损一字哉？，（《朱子语类·尚书一》）吴澄亦说：伏氏书“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且古文“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齬，不亦大可疑乎？”（《书纂言·目录》）

应当指出，所谓“艰涩”、“平易”、“古奥”、“卑弱”，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缺乏一个衡量的标准。举例来说，《荀子·臣道》篇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杨倞注：“《书》，《伊训》也。”按古文《伊训》作：“从谏弗咈，先民时若。”从文词上看，古文显然“辞义古奥”，而《荀子》所引《书》文为“平易”、“易读”。再说《伊训》是伊尹训王的话，他怎么会教王“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而古文“从谏弗咈，先民时若（顺）”，正符合伊尹训王的语气和道理。二者对照，便可自然地看出何者为“古”，何者为“易”，何者为“真”，何者有误了。当然，由于古文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缀补、改动（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有些地方变得平易、流畅，就像《史记》所引《尚书》较原文顺畅、易懂一样。这些古文《尚书》中经过缀补、改动而显得“平易”的部分，也应该与“伪书”严格区别开来。

其二，顾炎武评古文《尚书》。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论及古文《尚书》中的《泰誓》篇，被学术界经常引用。其文曰：“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仇）’；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于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耶？（《日知录·泰誓》）

这实在是对历史情况的不熟悉。周武王与殷纣有着三代的“世仇”，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实。周武王的祖父季历是被殷纣的祖父文丁迫害而死的。《竹书纪年》明晰地记载：“文丁杀季历。”（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吕氏春秋·首时》云：“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亦是为周王季历被商王文丁困辱致死而言。武王的父亲文王被纣长期囚禁于羑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纣囚文王七年。”武王的兄长伯邑考也是被纣杀死的。《帝王世纪》载：“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从各方面的史料核实，这个记载是可信的。知悉武王三代的身世，就会明白古文《泰誓》中的那段话，完全切合武王的心情与口气，是古文非伪的标志。顾氏云“纣之不善，亦止其身”，把武王对纣“并其先世而雠之”作为“伪撰”的论据，全然不知纣之祖父“文丁杀季历”的史实，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失误，一处败笔，更证实了古文《尚书》的真实性。

其三，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阎氏此书列出128条论据证明古文《尚

书》为“伪”，其气势不可谓不大。但仔细检查起来，大都是强词夺理、论证失当、主观臆断的东西。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如其第一条说：《汉书·艺文志》和《楚元王传》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按西汉武帝时于孔子宅壁中发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难道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再不能发现？西汉末年刘歆就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显然，阎氏“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再如其第一百四条说：“及启即位，改元，岁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国仅七年，寿九十五而终。”“（夏）太康十九年岁辛亥方有失国之祸，使启若存，寿一百一十四岁。”“（启）妃定与之齐年，……是仲康等‘御其母以从’，母年当一百一十有四矣。”“然则太康失国时，固已无复母存矣。”阎氏据此又得出古文《五子之歌》“作伪”的结论。按夏朝每个君主在位的确切年份、年数及其寿命，自司马迁以来都无从知晓。近年邀集数百名专家所作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夏朝也只笼统地列其历年从公元前2070一前16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一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年第12期）。然而阎氏竟然能说出夏启即位的确切年份为“丙戌”，其即位时“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国仅七年，寿九十五而终”，并又作出“妃定与之齐年”的论断。这种信口雌黄的胡编乱造，难道是考证古籍文献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吗？

通过以上各种言论的辨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历来提出的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论据，都是似是而非，经不起查考的。古文《尚书》是西汉以来长期流传、至魏晋时形成明确传授关系的真古文献，十分显然。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便可进一步论证其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

二、古文《尚书》学术价值的具体考察

对于古文《尚书》，历来不少著作往往抽象肯定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至于究竟有什么价值，则从不提起，从不论证。造成这种抽象肯定的原因，主要是对古文《尚书》的具体价值不甚清楚。这里就以此为论题，从五方面展开阐述。

第一，古文《尚书》补充许多历史事实。

例1，《大禹谟》记舜欲把帝位禅让给禹，而禹谦逊欲让皋陶，曰：“联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惟帝念功。”舜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并“拜稽首固辞”，最后由舜决定禅禹帝位。这是由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过程中很具戏剧性的一幕，是上古史从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之一条极具价值的重要史料。

例2，《大禹谟》又记舜在位时派禹去征有苗，“禹乃会群后誓于师……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帝（舜）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这是中原华夏部落联盟与南方有苗部落联盟关系史上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待到禹即位后，中原华夏族力量进一步增强，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