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

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

余源培付畅

[摘要]马克思和蒲鲁东最初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的。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一方面吸取和保护蒲鲁东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经常指出他的缺陷，希望他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当马克思大踏步前进的时候，蒲鲁东却不进则退，两人之间的分歧便日益彰显，最终导致公开决裂。剖析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是深入研究马克思新世界观从创立到公开问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阈。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蒲鲁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1842年，马克思接触到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几乎都对蒲鲁东有所涉及，并且每次评论的观点都不尽相同。蒲鲁东一直受到马克思的持续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一视点重视不够。本文将就这一不可或缺的视阈作出剖析。

一

19世纪中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园地中到处都是社会主义的萌芽。除了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影响比较大的当数与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这个名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马克思和蒲鲁东最初就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的。研究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需要联系蒲鲁东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即《什么是所有权》和《贫困的哲学》。

1809年，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贝桑松附近的乡村。1837年，他在致大学校方的报考信中表示，自己“生在工人阶级之中，长在工人阶级之中，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共同的痛苦和愿望使我依然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能有幸得到求学的机会，他“最大的愉快无疑将是坚持不懈地和全心全意地通过科学和哲学为那些我乐意称作我的兄弟和伙伴的人谋求道德和精神上的进步，并在他们中间播撒我认为是道德世界规律的理论种子”。

蒲鲁东成名之后，确实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发表言论和论著，以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为己任。蒲鲁东的成名之作，是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又译《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简称《什么是所有权》）。全书的主题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名言，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即“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蒲鲁东从法权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进行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平等享受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但是地主和资本家却通过地租和利息掠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这实际上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盗窃行径。蒲鲁东自诩说：“在科学上，从来没有一个发现，能够产生像读了我的著作所产生的那种效果。我并不是说只要它能被人领会，我仅是说它只要被人阅读，旧社会就从此完蛋。”

《什么是所有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维护财产私有权的人把该书看成是向整个社会提出的粗暴挑战，并把蒲鲁东当作危险分子划入了革命者的行列；但是此书却受到无产者阶层的热烈欢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思想成为影响法国工人运动的一种主流思想。正如梅林所说，在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该书给正处于思想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思后来回忆说：“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指《什么是所有权》———引者注）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他解释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与伟大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相比较，蒲鲁东是贫乏的，但是蒲鲁东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却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

所有权问题构成了蒲鲁东学说的出发点和核心。他从对自然法权观念的分析入手，指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只是一种抽象的法权设定，因为它恰恰是以“财富和等级上的不平等为前提”的。例如，1789年发生的“法国的革命可以界说为物权代替了身份权；这就是说，在封建主义时代，财产的价值是由所有人的身份来决定的，在革命之后，对于人的尊重是按照他的财产的比例而定的”，这表明所有权并不是天生的权利。蒲鲁东已经接触到所有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可惜的是他后来没有能沿着正确的道路深入探究下去。

蒲鲁东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相矛盾。他对“所有权的来源是劳动”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不劳而获者的所有权，也不能说明一定时间之内的劳动何以能够产生永久所有权的问题。蒲鲁东又对商品交换是自由人之间在自愿基础上的平等交换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他指出，社会现实生活交换中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那个为了得到一小块面包而烤出一大堆面包、为了可以住在马房里而去建筑一座宫殿、为了能穿上破衣烂衫而去织造最名贵的布匹、为了自己省掉一切而生产一切的文明世界中的工人，是不自由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又主张商品的价值由这种商品在交换中所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即有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构成。蒲鲁东揭露资产者说：“工资是劳动者维持每天生活和补充精力所必需的费用；而您把它当作是一项出让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代价，那就错了。工人什么也没有出卖，……在您那方面，即使不说是盗窃和诈欺的话，也至少是错误和乘人不备。”资本家为什么能够这样剥削工人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对劳动平等的侵害。

《什么是所有权》发表之后，蒲鲁东进而感到有必要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所有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此，他于1846年写成了《贫困的哲学》，使所有权成为他的经济矛盾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蒲鲁东在“前言”中说明：几年以前，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贫困的根源是什么？”19世纪以来，“许多人就开始苦心思虑这个问题，可是始终没有人拿得出答案来”，“既然贫困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太少，那么需要弄清楚，除了天灾和恶意行为之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工人的收入太少。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世纪以前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个老问题，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它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贫困的哲学原理”。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或者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就是逻辑学。它是社会的代数；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代数的实际运用”。社会贫困问题之所以未能得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脱节”。蒲鲁东企图改变这种情况，宣称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即与哲学相结合的经济学，足以用来研究和解决社会贫困的问题。

《贫困的哲学》对蒲鲁东来说，已经不只是一本研究“关于所有权的法典或惯例的集成”的著作，他更加关心政治经济学，在他的眼里，政治经济学应当是一种新的哲学。蒲鲁东不满意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式解读：“在他们（指经济学家———引者注）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事实决不是物质的事物，因为我不明白有形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而只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贫困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说明人类发展的整个有规律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蒲鲁东确实想做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黑格尔，企图对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作出“规律性”的阐释。《贫困的哲学》就是蒲鲁东的历史哲学。

可惜的是，蒲鲁东并没有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通向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读了《贫困的哲学》后说：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