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遇到一个美女

那年，我遇到一个美女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到沈庄下乡，正式的说法，是参加了县委驻沈庄批林批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时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农业学大寨口号虽然越喊越响，却只能是虚张声势，真正能落实的，也就干部下乡一条，叫做“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也是的，物资匮乏，资金拮据，化肥农药奇货可居，拖拉机按计划分配，全县每年也就七八台,能落实的，就是干部下乡了。那时县干部的人数不及现在的三分之一，也已经人浮于事了。对县领导来说，把身边多余的人打发下去，既图个清净，汇报工作时，也可以扎扎实实来一段“一年来，我们狠抓干部蹲点，全县半数以上大队派驻了宣传队”之类的话: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宣传队进村的时间是在秋收以后，人员是“乱搭班子”，不算来自五湖四海，也可谓是士农工商五花八门。我们宣传队共六个人，队长谷子秋，县革委水利办公室副主任，五十上下年纪；副队长老刘，土产公司副主任（当时不称经理），四十出头；队员除了我，还有文化馆的下放干部梁之音，县水泥厂的女技术员吴金果，借干李小串。借干，是“借调干部”之意，不是借自什么单位，而是借自农村，相当于干部中的临时工。四清时有过一批借干，后来都转了正。这批借干听说也是很有希望转正的。

宣传队进村，烧了三把火：访贫问苦，摸清底子；批判斗争，打击敌人；壮大队伍，健全班子。忙过一阵子，就过年了，然后就无所事事了。按说没事干，就可以尽情享受田园风光，岂不美哉？实则不然。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既然下乡，就要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同住，并不是和贫下中农睡一条炕，而是随便拣一家有空房的农户住下就行；所谓同劳动，也不过是每天到地里转转，高兴了再指手画脚说几句，用不着真干的。真正不得不实行的是同吃这一条，就是和农家同吃一锅饭——当然是派饭，从村头吃到村尾，一家一户挨门吃，周而复始。

对吃派饭最感兴趣的是小串。她在村里长大，从小看着大人们诚惶诚恐地招待干部吃饭，现在自己骤然间也成了被招待的对象，自然兴奋。她只是说这村的饭差，远不及她家管干部的饭好。副队长老刘哑然而笑，问：你家管饭是啥时候？小串说是四清时候。老刘说这不就对了，那时侯是啥时候，现在是啥时候？咱们这个宣传队又咋能和四清工作队比呢？人家是正规军。我问:那咱们是什么军？老刘说：你这大学生，还得好好深入实际咧！这还用问？杂牌军嘛！大家先是笑，接着沉默。

对吃派饭最头疼的是梁之音。老梁是下放干部，原是省歌舞团的小提琴手。他属于一九六九年那批下放干部，刚下来时都和插队知青一样，安插在各村当农民。老梁当了一年社员，就安排到文化馆，待遇已算优厚。他是南方人，说一口鸭鸣似的南方话，群众听不懂，而当地方言他也听不大懂，于是他只好少说话，面对群众则常常不说话。这还罢了，最糟糕的是他那一副小提琴家的派头，总是高昂着头，目不斜视，似乎永远地坐在舞台上演奏；和人说话，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别说群众，宣传队的人对他也敬而远之。我算例外，同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吧，喜欢和老梁拉拉家常。我也怕吃派饭，主要是怕吃那玉米面发糕，俗称“四面挨刀”的那种食品。以我的记忆，这种食品实在是七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取代了原先家家户户笼里都有的白面馒头。八十年代后这种“四面挨刀”才终于消失。

老梁是南方人，本来连馒头也吃不惯的，这阵叫他吃那种纯玉米面的发糕，已是苦不堪言，问题是有时连这也吃不上，得挨饿。原来，宣传队六个人分作三组吃派饭，两人一组，老梁和吴金果一组。吴金果是邻村的人，在沈庄有好几家亲戚，这且不说；她男人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那是人人巴结的角色，她因而也很受欢迎，不论到谁家，饭菜都差不到哪里去。

可惜吴金果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回家，同样因为丈夫的原因，队长谷子秋对此网开一面。这就苦了老梁，管饭的人家都合谋刁难他。按规矩，谁家管饭，饭熟后便打发孩子去叫，若吴金果在，肯定如此；但若只老梁一人时，那就糟了，决不会有人叫的。老梁这么着被饿了几次，学乖了，就主动上门；也不行，那饭总是迟迟做不好。有一回我和小串吃完了，见老梁还一个人在村巷里游荡，问他：饭还没熟吗？老梁回答：老太婆说才死（柴湿），正生火呢！依然文质彬彬，不慌不忙。小串偷着笑，我也笑笑，到底不知道老梁那顿饭吃了没有，咋吃的。小串和吴金果住一起，了解的情报多。她听吴金果说，村里人都讨厌老梁，说那个“挨刀鬼”一顿饭不说一句话，活该饿死！我很想婉转地劝劝老梁，请他活道些，可到底没想出什么合适的措辞来。

伙食最好的是谷子秋。他是水利办的头头，大队想打深井，几万元的资金，全指望他通融。凡是他吃到的人家，大队每天补助小麦二斤。老谷天天吃香喝辣，大家都想跟他吃饭，哪怕只吃一顿，也可略略滋润一下肠胃，他却把这个紧俏“指标”派给了老刘。大家只好看着二位领导油汪汪的嘴唇、红润的面容，无可奈何。

下乡的另一个苦处是无聊。班子建立之后，大队的一应事务自有大队小队的干部负责，宣传队则如聋子的耳朵，是摆设了。谷子秋还在机关里管点什么事情，老刘总是这儿那儿不舒服，他们常常回家或者回机关。吴金果不用说了。坚守岗位的，就我和老梁、小串三个人。老梁的老婆孩子在太原，我那时虽然已结婚，但爱人在外地，都无处躲藏。回机关躲清闲是不行的，每月领工资、粮票回去一下，呆两天就得走，不然，会遭白眼的。机关的人对待派下去的同事，形同异类，希望他们永远也别回来，以免这苦差使轮到自己。这一点，我和老梁有同感。小串是借干，要好好表现。她家里也常常有事，有事时总是打发她表哥来叫她。她表哥四十多岁，瘸子，见了人怯怯的，据说是大队保健站的医生。小串回家不多停，少则一天，多则两天，就归队了。

宣传队住在一条巷子里，男一家，女一家，两家斜对门。小串和吴金果住的那家就一个老太婆，老太婆有三个儿子，都在西安工作，常年不回家。小串一个人寂寞，就到我们这边聊闲天。也幸亏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陪着，我们才不至于太寂寞。小串长得漂亮，青竹般的高挑身段，水汪汪一双大眼，永远也晒不黑的白嫩的脸，一举一动都带有农村姑娘特有的韵味。老梁在背后不至一次说：小串这姑娘，文化再高些，能做电影演员。我问：比你老婆怎样？老梁想了想说：模样强一些，气质不如。我老婆是音乐学院毕业，能歌善舞。说毕，无限相思的样子。我却在心中颇不礼貌地暗想：他老婆一定后悔，嫁了这么个窝囊丈夫。

小串能歌善舞，尤其喜欢唱歌。流行的歌曲她几乎都会唱，还会唱许多样板戏的段子，蒲剧眉户都行，只不会京剧。广播上有什么新歌，她听两遍就能唱了，而且唱地声请并茂。有一次，老梁考试性地教她唱了几句外国歌，居然也唱得有滋有味，高的能高上去，低的能低下来，音色也很美。老梁惊异道：考音乐学院也差不多啊！好好训练几年，赛过郭兰英！小串说：那你训练我吧！老梁说：我本来是学声乐的，嗓子练坏了，只好改器乐。我是半瓶醋，把你教坏了，还不如不教。再说，那得天天起大早拔嗓子，在这地方行吗？我闷的时候想拉拉琴，也不好意思啊！我看你呀，倒不如跟石老师学点文化最实用。石老师是中文系毕业，文学家。老梁说着，抖动着脚尖。

老梁虽然不善交际，但我早看出来了，这家伙的头脑是一流的，别看那一副窝囊样子，其实是在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呢。小串已订婚，对象是军人，按流行的说法，要算“军管单位”，不但冲击不得，套近乎也使不得。我看老梁十有八九也是怕自己把持不住，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所以把球踢给了我。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人君子之腹，因为我碰到小串的目光就心慌，所以从不敢和她单独相处，甚至尽力回避她的目光。

小串是“七制校”毕业，实际就是小学毕业，据她说他们村里从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