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翻译,翻译的幽默

幽默的翻译，翻译的幽默

泛瑞翻译

想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翻译者需要语言天赋和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热情。

去年，澳大利亚某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在翻译帮助下采访一名宗教领袖。为了活跃气氛，他以一个自以为高明的笑话作为开场白：“ 您走进比萨店，问：‘ 能为我做个比萨吗? 什么配料都要有。’ ( 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不料对方目光呆滞、满脸茫然，让主持人在上万观众面前很是尴尬。这件事告诉我们，幽默翻译常有词不达意的风险。(译注：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Can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有另一重意思：“可不可以让我天人合一?”显然，这位宗教领袖不谙此理)

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法语教授戴维·贝洛斯说：“法国人很喜欢伍迪·艾伦的书，部分是因为翻译的创造性劳动，部分是因为运气。”他说，自己在会上没听到以“两个翻译走进一个酒吧”开头的、专门调侃三流翻译的笑话，但翻译不认真肯定会让你丢脸。

在新书《你耳朵里有条鱼吗：翻译及万物的意义》(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Transl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中，贝洛斯提到：跨语言传递幽默的秘诀在于：抛下完全忠实于原文的条条框框，努力找到跟源语言的效果一样的词句。只要把握这个标准，很多简单的妙语，从病态的到荒唐的，并不像以往理解的那么难翻译。

回复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译者们关于“Negra Modelo”和“stomachstapling”等词语的翻译问题时，该书作者耐心地说：“没什么比过度解释对笑话的破坏更甚”。

若把时钟拨回几十年前，翻译如《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四个火枪手》(The Four Musketeers)这些古典色彩浓厚的书名时，忠于原文还算比较容易，如今，翻译那些俏皮前卫的可就难多了。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让故事有感染力。

然而，正如任何杰出的喜剧演员都懂得，直白的笑话并不等于喜剧的上品那样，要重新打造出马克·吐温和狄更斯那种魅力悠长的幽默感，比在平日闲聊时插科打诨更难。为了真正使读者笑得喷饭，你必须首先深入原作者的内心，然后才能召唤出轻松欢乐的氛围。

曾把《让你的家人穿上灯芯绒和牛仔布》带到巴西的文学家塞尔吉奥·弗拉克斯曼，在早期的草稿中一度不得要领，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现原文的戏剧性。直到听了原作者戴维·赛达瑞斯在电台的讲座，弗拉克斯曼才“悟出了真味”，发明了巴西版的塞达瑞斯式幽默，用葡萄牙语告诉人们：“无情的幽默，也可以展示微笑的毒牙”。

在现实世界里，翻译人员当然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波兰期间就因此吃过亏：某个“二把刀”翻译把他的一句奉承话译成了“我从肉体上渴望波兰人(I desire the Poles carnally)。”此后不久，卡特去日本某大学演讲时提及一则轶闻，听众席里马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事后，当他问翻译，这个普通的笑话为何引发了那么不寻常的回应时，对方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告诉听众，‘卡特总统正在讲有趣的故事，大家快点笑啊!’”

认真地说，怎样才能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呢?

专门翻译波斯文学的皇后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罗杰·谢答拉特表示：“我们都在谈论各国同行彼此理解之艰难。你得成为艺术家，而且只从事能有所发现的工作。”也有与会者指出，最好的译者是从最热情的读者中来的。希腊文翻译家米尔西尼·加纳就说：“我感到，当译者在工作中笑出声的时候，幽默便能够传达出去了。”

但谁也不能否认，无论译者如何努力，相同的幽默故事，对跨文化背景的受众的感染力总归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