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_巴特新修辞理论的探讨及其启示(1)

罗兰·巴特的新修辞理论的探讨与启示

龙金顺

[摘要]罗兰·巴特将修辞学与符号学紧密相连，不断地发展他的理论与观点，并且将其运用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本文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考察巴特的写作零度及其文本的分析，探讨他如何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对各种文本的阅读和写作，及其提供的许多思考与启示。[关键词] 新修辞理论；写作的零度；文本分析；思考与启示

引言

二十世纪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的法国文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堪称是位杰出的修辞学家，但以往研究中将他看作是文学评论家、文学家、符号学家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作为修辞学家的性质，由此，他留给世人的修辞学方面的启示尚且没有得到从分的认识。有感于此，本文将从新修辞学角度解读巴特的部分作品，在正视和理解其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感受他留给我们的相应启示。

上世纪30年代在欧美国家的兴起，60年代盛行的新修辞学突破了古典修辞学的“劝说”囿栏，将修辞扩展到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逻辑学、哲学等领域，形成了修辞哲学。它关注人类的交际行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认为“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这里“劝说”就是修辞。而这种修辞不仅仅是口语和书面语言，还包括促销、求爱、绘画、建筑等等方面，可谓是人类行为的理论阐释。罗兰巴特的学术生涯在那时正值发展和高峰期，受新修辞学的影响，巴特从语言学中吸取养分，甚至借用语言学的术语和概念来建构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任何符号学系统都有言语介入，比如电影、广告、照片必须配以文字说明证实含义。用符号学家的批评眼光看社会，他以创新的方法阅读文学作品，兼收并蓄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领域大家的成果，表现出自己的新修辞学思想。

一：写作的零度与神话

零度写作是罗兰·巴特欲达到的一个理想。他每写一种书，几乎都创制一个理想，构织一个隐喻。他的第一部作品《写作的零度》既是一部有关文学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也是有关写作风格的探讨。写作既是作为本书的中心思想，也是作者毕生思想主题的“写作”（ecriture）概念本身。写作一词，巴特取其“书写的笔迹”、“书法”这一词源意义。巴特力图摆脱思想和形式关系的传统含混性分析，而倾向于直接观察剖析文本的意义构成方式和条件，其结论具有特殊的理论启示价值。其重要前提是：写作即风格，“纯洁的写作”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写作绝不是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只供说话的动机通过的康庄大道”。同样也决没有和意识形态无关的诸如“精确”、“明晰”这样的超历史、具有普遍意义的风格模式和条件。“事实上，明晰是纯粹的修辞属性，而不是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能存在的语言的一般性质。(王铭玉，2004：137) ”

“零”概念可以表示中间、中性，也可以表示空无、虚无、欠缺或待变的过渡态。这些一般性喻义现在都被用在语言学中。如语言学的“零度”概念往往指语言系统内一种形式的或语义的特征“欠缺”，因此在系统中有关诸单元可按此特征的出现与否彼此规定。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在于：特征的不出现正像其出现一样的有意义。正如巴特所指出的，在修辞学中，在涵指平面上修辞性能指的空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风格能指。

因此，零度正确说来不是一处虚无[一种现前的无意义]，而是一种有意指作用的欠缺；一种纯区分性状态。零度证明了一切记号系统有“从无中”创生意义的能力：“语言结构可安于使某词项与虚无对立。”（巴特，2008：59）

在《写作的零度》巴特说，小说有两个标志：使用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他和她），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5点侯爵夫人出了门”。这样一句话就是小说风格的范例，也是一种修辞手段。克里斯蒂（A.Christie）在她那本著名的侦探小说《罗杰疑案》中之所以能够欺骗读者，就是因为过去时和第三人称，这种修辞使叙述者和叙事保持距离的范例。所有读者都在叙述者描写的那些人物中、在小说特有的那些“他”或“她”中寻找凶手，其实凶手藏在叙述者自己的“我”下面。谜底来自代码的破裂（卡尔韦，1997：81），我(I)与他或她（he or she）同一，因此，人们最终发现罪犯正是这个叙述故事的人，这个叙述侦探波洛的行为的人。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坚持认为：写作处于语言和风格这两种既定体系中，它们之间具有一种特性。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写作是作为权力与语言的关系的复杂反映而出现的。我们的写作决不只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尚待书写的历史的产物。这种历史会解释其原因。巴特还认为，所谓“零度写作”是一种直陈式的写作，即一种消除了主题态度、情绪表现的写作风格（2008：48）。他注意到一些语言学家在一些对偶关系中，如在单数和多数、过去时和现在时的词语中建立了“第3项”，即所谓的“中性”项或“零”项。中性态或零态在形式上表现为某种中间态，它因此可作为一种比喻方式，用以描述其他话语层次上的中性风格倾向。这是他当时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性”的一种分析策略。

巴特的创作起始于索绪尔的符号，即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创立。在此基础上，巴特增添了connotation (涵指) 和metalanguage (元语言)，通过将符号变成一个新的过程，从而打开了符号系统并使其失去了稳定性；connotation和metalanguage就成了新的符号，这样无穷尽地增生，使这个世界充满了意指。能指和所指是社会性的；它们处于某一文化的产品中，巴特称之为神话。

巴特的符号学神话旨在作为一个能揭露句子层次以上的话语秘密的解码过程。这也就是巴特一生都在试图创建的一种新修辞学。他认为，旧修辞学沉迷于分类及其分类后面意识形态的力量。零形式概念还用于神话修辞学中，巴特借助神话来表示思想意识(意识形态)，他认为，在完全是构织而成的神话里，意义决不处在零度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概念才能够扭曲意义，使之自然化。另外，由于意义的缺失决不是零度，神话才能够完美地掌握意义，使之呈现荒谬、超现实主义等意指作用。

在讨论《神话集》时，巴特极大地拓宽了修辞的领域及其形式的程序。他将神话定义为给无意义的物质世界增添社会的使用；只要某事被描述，那么它就充满了意义，就成了一个必须解读或者必须破译的指意场的一部分。职业摔跤是巴特著名的神话主题，透过其过度行为及其壮观场面传达了一种十分清楚明白的含义：正如在古代悲剧中一样，正义的拼搏是通过摔跤者们所遭受的痛苦、失败和侮辱、“坏蛋”的恶行以及这种拼搏中特别强调的道德性来加以彰显的。巴特在《图像修辞学》这篇文章中，从符号学角度对广告所包含的各种信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探讨了图像信息的修辞手段，并与绘画和电影相比较，揭示了作为图像系统的照片所具有的符号学特质。与意识形态（含蓄意指的所指）相应，含蓄意指的能指称为含指项，种种含指项的集合是一种修辞学，修辞学遂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意志方面。

巴特认为：神话意义十分丰富。这如同歌唱者一样，强调的是表达而不只是陈述他声音的实体。神话将历史，即事件的意外状态，变成自然。神话的消费者把神话看成一个事实系统，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符号系统。他还认为：只要语句写下来或故事讲出来，就存在着神话。

总之，只有零度才能抵抗神话（2009:193）。

二：作者的死亡与文本

巴特认为，只有坚决把作者排除在外，文本的意义才不会被固定化。批评的任务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