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明国农民法律意识调查论文

贵州农民法律意识调查

------以贵州省绥阳县为例

摘要:在我国当前推进法治社会进程、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民法律意识的研究日益突显出其关键和重要性。本文立足贵州农村，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贵州绥阳县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行了抽样调查。通过调查结果对贵州农民法律意识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归纳，得出贵州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原因分析并据此提出有效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建议。

关键词:农民;法律意识;农村法治;调查

一问题的引出

在推进法治与建设现代民主国家、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不能忽略的是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地区占我国总领土面积的90%以上，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和建设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农村的法治化问题尤为突出与关键。法治化意味着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有法可依并依法办事的状态。社会上存在着完备的法律，也就是有法可依，是依法办事的必要前提，但“徒法不能自行”，社会成员是否依法办事的关键并不是单纯地归诸于是否有法可依，与法律的实施密切相关的其他许多社会因素同样不能忽略，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目前，我国的农村法治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许多与农业和农村相关的立法脱离农村实际,流于形式，难以落实;农村执法艰难导致执法方式粗暴;农民缺乏对法律的认同感;法治化进程缓慢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有关农业和农村立法的制度缺陷、农村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相对不高等因素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村法治化深层的内生精神层面-----农民的法律意识。

任何一个民族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都是社会法律制度得以产生、运作和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是法律得以高效益实现的内在精神动力。[1]迄今为止，中国民族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因此，有关农民法律意识（特别是贵州农民法律意识）的研究是非常必要和紧要的。那么，什么是法律意识及农民法律意识?贵州农民法律意识又怎么样呢？

二关于法律意识的一般理论

(一)西方的法律意识概念理论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十分注重对法律意识的研究，尤其是法律社会学对法律意识的研究更是颇具特色。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其中某一方面或某一个问题，如法律价值、法律文化、法律理想、法律感情、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形态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

1 罗斯科·庞德的法律理想的思想

庞德是法律社会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法律包括法令、技术和理想:即按照权威性的传统理想由一种权威性的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一批权威性法令。法律中还有理想的成分，一些公认的权威性理想。这一成分最终归结为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秩序的图画，归结到有关那个社会秩序是什么以及社会控制的目的是什么的法律传统，这是解释和适用法令的背景，在各种新的案件中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在那里，必须从各种同等权威性的出发点中加以选择来进行法律论证。他同时认为，“在我们生活的地上世界里，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么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如果它不能再得到有组织的宗教和家庭的支持的话，那么它就更需这些方面的支持了。”[2]

2 鲁道夫·冯·耶林的法律感情的思想

耶林认为“斗争是法的生命”，“正像国民不是为一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为其名誉和独立而斗争一样，原告为保卫其权利免遭卑劣的蔑视而进行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的一切牺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目的补偿了手段。被害人为提起诉讼而奔走呼号，不是为金钱利益，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对他而言，所要求的并非单单是返换标的物——此时常常为确认诉讼动机而把标的物事先捐给济贫院——为的是主张自己正当的权利。心灵之声告诫他自己，决不后退，重要的不是区区标的，而是他的人格，他的名誉，他的法感情，他作为人的自尊——即诉讼对他而言，从单纯的利益问题变化为主张人格亦或放弃人格这一问题。”“法感情的反应与一般的感情不同，并不取决与气质或性格这一个人的契机。它告诉我们与此同时存在社会的契机，即对该阶级的特别生存目的而言，该法律制度是不可缺的这一感情在起作用。法感情对权利侵害反作用的能量是衡量感知法(即法和各种制度)对个人、阶级或国家自身和自己特定的生存目的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的比较确实的尺度。”“把所有的权利的心理源泉叫做法感情的称谓是正确无误的。所谓法意识、法的信仰是与民众毫不相干的学术的抽象物———法的力量完全与恋爱的力量一样，在于感情之中。”“法感情在未被伤害的状态下，是一般不会意识到其为何物或其中蕴藏何物。但权利侵害迫使法感情暴露，使真理昭然于青天白日之下，并被迫发挥力量。”“法感情对所有受侵害的事实上的反应力是检测法感情健康程度的试金石。这一感情所感知的苦痛程度将告知我们被害财产具有怎样的价值。”“民族力量与法感情的力量为同义语，培养国民的法感情就是培养国家的健康和力量，当然这种培养不是在学校和课堂上的理论培养，而是把正义原则实际地贯彻于一切生活关系。”[3]

(二)我国法律意识的理论观点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观点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的“法律意识”条目:“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4]

2 孙国华教授的法律意识概念理论

孙教授认为，“概括地说，法律意识就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意识可分为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等等形式，它们归根结底都是被一定的经济条件所决定

并服务于这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它们都是社会生活的思想反映，不过各有其反映的特点而己。法律意识是社会生活的思想反映之一，其特点在于它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意识。它包括人们对法、法律现象的本质和作用的理论、观点;对各种法规和人们的行为从法律角度的理解、感觉和评价;也包括人们关于法律的知识、愿望和情绪。”“虽然法律意识与其他社会意识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彼此紧密联系，但不能把它同其它社会意识形式相混同。”“法律意识和其它社会意识一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5]

3)沈宗灵教授的法律意识概念理论

沈教授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可以分为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美学等各种意识形式，其中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法律意识虽然与政治意识、道德意识有密切联系，但它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有自己特殊的内容和结构，它反映的是法律现象，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比如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依据法律对法官做出的判决是否公正的看法，对法律、依法办事原则的信任程度，等等。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它与其他法律现象，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等，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6]

4)刘旺洪教授的观点

刘旺洪教授认为“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具体论之，法律意识具有下列内涵:第一，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第二，法律意识是与社会主体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律现象的认识和把握，它具有个体性。第三，法律意识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第四，法律意识的内容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7]

(三) 对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关于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过实证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概括，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十多年前，中南政法学院的几位学者深入中央设在湖北省的16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对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在某些大的方面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尽适应，形成了“超前性虚置”现象;普通农民法律知识的获得与生活或生产关联不大，形成了“生活中的法，非生活中了解”的错位现象；在关于诉讼和诉讼心理方面的状况，“当前农民在纠纷上主要倚重干部”，在解纷成本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心理。这些情况表明，“法律在近十年虽有较大的发展，但在农村它还未以其有效性建立起信誉，它急欲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却还未得到农民较大程度的认可。”[8]

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民法律意识与依法治农”课题组于1997一1998年对全国农民法律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调查涉及全国1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农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及相关农业和农村法律法规的了解情况;农民的守法意识;农民对农村常见的“私了”、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只是以婚礼作为结婚的基本程序、以违法手段保护自身权益、农村干部以权代法和越权代法等现象的认识和态度;农

民的法律保护意识、依法监督意识等方面。调查的目的在于明确以下问题: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农民对农业法律法规的了解情况:农民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居住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家庭人口数、文化程度、居住环境等因素与农民法律意识的关系。调查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法律的认知程度较低，守法意识、法律保护意识和依法监督意识都比较差。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与提高受其年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以及居住地经济发达程度等影响。

[9]

从以上学术界关于法律意识概念的界定，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学者的具体表达方式和研究角度各有不同，但其观点一般都把法律意识理解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社会主体对法和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是社会主体关于法律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和。综观目前国内对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的研究，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较为重视对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实证研究，对其中发现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并相应提出对策建议。

三贵州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

（一）调查区域的选择

本次调查选择的区域是在贵州省绥阳县的两个乡镇。一个是位于207省道线旁、经济发展处于中上水平、具有乡镇企业——水晶温泉的温泉镇。一个位于绥阳县边远地区以烤烟生产为主要经济收入的平乐乡。根据绥阳县实际，温泉镇和平乐乡基本代表了其乡镇类型的两个典型。

（二）调查方法的选择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同时辅之以访谈、观察等方法。通过平乐乡农村事务服务所和同学的帮忙，于2008年12月初分别在两个乡镇的赶集日进行了社会调查。

（三）调查问题的选择

在调查问题的选择上，主要设计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具体的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度；二，农民对法律的态度；三，农民对事件的评价；四，农民处理权利义务问题的态度；五，农民法律需求；六，被调查人个人基本信息。（四）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本次调查在当地尚属首次，问题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同时满足了农民发泄与倾诉的心理需要，因此调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30份，回收有效问卷298份。经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和通过计算机的初步处理，结合调查时收集的谈论观察材料，以下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1．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调查对象的性别组成、年龄结构、文化程度、职业构成等基本情况统计如下:

调查对象的男女性别比例约为3:2，年龄相对集中在18一50岁之间，70%的调查对象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因本次调查恰逢今年农民工返乡提前，所以其主要职业为较多的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乡企、进城工人。根据贵州省绥阳县实际，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分布基本合理，大致能代表当地农村实际状况，因此，本次调查的各项调查数据应是基本可信的。

图1 被调查农民年龄段分布

图2 被调查农民文化程度

图3 被调查农民职业构成

2．农民具体的法律知识水平

知法是守法和用法基本前提,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公民法律意识形成的知识和理性基础。农民法律知识的多少，直接体现了其法律意识的高低。对于法治国家来说，农民法律知识的储备尤为重要。在贵州，由于传统宗族文化、地理区域、社会经济等原因，农民对法律一直知之甚少。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这一状况虽有一定的改观，但仍待加强。通过问卷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予以认识。

图4 法律知识了解统计情况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理论上来说我国每一位公民对其主要内容都应当比较了解，然而从调查结果看，“了解”《宪法》主要内容的农民只占16%，66%的农民“了解一些，但不太清楚”，还有18%的人甚至是“完全不了解”。《农业法》是我国在农业领域的一部基本法，在该法中有许多内容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但调查中发现，“了解”《农业法》主要内容的农民只有8%，“不知道”有这部法律的居然占10%，有82%的农民是“是知道有，但对这部法律了解不清”。《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部与农民权利密切相关的法律，通俗称为“民告官”的法律，近些年来,其相关的法律事件是较多的,但也有39%的人不知道这部法律。在对司法独立的调查中，本问卷问及了政府与法院的关系，结果为53%的人知道两者关系，但也有42%的人居然认为在司法中政府比法院的权利大。在“权大与法大”这一问题上也有42%的人认为权大。

图5 农民法律知识了解途径调查统计

农民了解法律的途径，对其法律知识的多少有着直接的影响。问卷中设计了“您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法律知识的?”这个问题，统计结果见图5，结果表明：在贵州农村，随着农村经济文化条件的日益改善，网络、电视、广播、报纸这些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对农民接受法律知识已起着主导作用。特别可喜的是在农村已经有农民开始运用网络。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在农村,农民法律知识还是比较匮乏的，对法律的具体内

容了解不清，法律认识较为模糊甚至错误。

3 农民对法律的评价

农民对于法律的评价是农民法律意识中的一种重要法律心理。一般来说，它是指农民对法律及其与自己关系的认识，其核心内容是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农民的法律评价首先表现在对法律的认同取向上，即农民对法律在总体上是接受还是排斥，是支持还是反对的一种心理态度，而对法律的认同取向又集中体现在农民如何看待法律与白己的关系态度上。

首先农民在对法律的认同取向上，通过对“您认为法律与您的关系如何?”问题的回答情况来看，农民在这一点上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绝大多数农民认为法律与自己有关系，其中认为法律与自己“有很大关系”的占84%，“有点关系”的占11%，而认为法律与自己“无关”的仅占5%。这表明法律作为一种系统的社会调整手段，在农村社会中己经并正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也认识到了法律的这种作用和影响。

图6 您认为法律用来做什么的调查统计

农民对法律的评价其次表现在对法律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上，它是较之法律与认识主体关系的更深层次来测试农民法律评价的因素，具有更为深刻的说明意义。在对“您认为法律是用来做什么的?(可多选)”问题的回答中，大多数人认为法律是用来“管理国家”(占74%)、“惩罚犯罪”(占58%)和“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占51%)，而只有12%的人认为法律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法律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上的进步。

农民的法律评价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民对法律本质的评价。对于问题“您认为法律是公正的吗?”，绝大多数的人(71%)都认为法律是“公正的”，14%的人认为“大致公正”，而仅有8%和7%的人分别选择“不公正”和“说不清楚”。这说明虽然我国目前在农村执法和司法上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农民们从根本上对法律还是接受的，对法律的信任度较高。

4 农民对具体事件的评价

问卷设计了比较热门的两个事件让他们进行法律评价，以期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农民的法律意识。一是”你如何评价贵州瓮安’6.28’事件？”,二是”在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事件中，你认为损害了消费者的那些权益，你知道维权之路吗？”,调查结果显示，在对贵州瓮安“6.28”事件的评价中，大约60%人能理性看待，他们认为该事件虽然是一个突发的群体事件，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动有关，但是也和权力机关长期以来漠视农民的法律需求和法律诉求有关。他们不赞成当时的打砸烧抢行为，认为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来争取其权利的诉求。然

而也还是有17%认为该事件就是权力机关的错误，群众的打砸烧抢是给权力机关一点颜色看看，是他们执政不为民的后果。在对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事件的调查中，40%以上的人知道《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在维权方面，大多数人通过电视了解到了维权过程。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在该事件的主要意见偏向了对生产厂家的道德谴责和对国家加强相关监测的希望。同时也有大约40%的人反映其维权程序的复杂性。

以上统计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农民权利意识和政治关注度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有较大的发展但还是处于一种较低的状态。

5．农民处理权利义务问题的态度

人们的行为方式总是受到一定的认知状态的支配，从处理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方式中自然可以表现出农民对白己法律行为的态度，而这项内容也应是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构造之一。

在被问及“当您白己或他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您想过起诉吗?”时，回答“立即想”的占56.4%，“有时想”的有33.9%，回答“不太想”和“说不清楚”仅分别占3.6%和6.1%。从这个调查结果看，农民的诉讼倾向似乎是较高的。而对于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当您与他人发生纠纷时您首先会选择哪种解决方式?”，42%的人选择“找村干部解决”，16%的选“到法院提起诉讼”，还有4%和

38%的

图7 农民排解纠纷的途径

人则分别选择“私下解决”和“找村里有威望的老人解决”。仔细分析起来，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结果是并不矛盾的。“立即想”和“有时想”起诉，都只是一种动机，尚未变成实际行动，而农民在选择解决纠纷的具体方式时显然就要实际许多。在农村与农民联系最为密切的是村干部。农民之间发生纠纷后，村干部往往充当着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角色，农民也更多地把村干部看作是国家干部而不是与自己身份同样的农民，加上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要耗费较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所以大多数农民在发生经济纠纷后很自然地想到找村干部和村里有威望的老人解决。在情景问题“假如您抓住了偷自己家东西的人，您怎样处置他?”，61.8%的人选择了合法的处置方式:送派出所或交给村干部，他们己经意识到，无论什么人都有一些基本的人身权利，普通人无权随意处置他们。另有20.6%的人选择“赔钱了事”，这是最为省力的办法，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只简单地考虑了这种方式的简便，却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也可能引起的其他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反而有可能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因此，选择这一方式的人其法律意识应该说也是比较薄弱的。选择“痛打解恨”方式的仅有 2.4%，这种方式显然是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选择的人数较少，说明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能意识

到这种做法的错误性。土地承包或者转租在农村中是较为普遍的,在对问题”在您承包或被承包土地的过程中,您们之间的协议形式是怎么样的?”的调查中,98%以上的人是口头的协议。这就表明，在农村人们的很多行为是不规范的。

以上统计表面，在农村,受熟人社会和诉讼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在排解纠纷的价值选择上，崇尚乡土资源,有回避诉讼的倾向。

6．农民法律需求

法律需求也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对指导有关的立法和执法活动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法律意识主体的法律知识结构和对法律进行评价的基本立场。

图8您认为我国现在最需要制定哪方面的法律的调查统计在对问题“您认为我国现在最需要制定哪方面的法律?”的回答中，被调查农民比较集中地认为，贪污腐败、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制假售假、子女不赡养老人等是当前农村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他们在相应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法律要求，希望在严惩贪污受贿、扩大农民就业、发展农村教育、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农村社会治安、老人赡养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这些都反映了农民朴素的法律需求，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中大部分都己有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们较低的法律知识水平。

四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

(一)在农村经济方面，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提高农民法律内意识的根本条件。只有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才能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要为农村创造一种法治经济，而不是人治经济，多对农村经济进行引导和服务。只有在农村经济真正发展后，且这种经济的发展有法律的保障后，农民才会对法律有切身的需求，才会把学法懂法用法作为改善自己生活，保障自己权利的必备条件，才会真正有动力去维护和相信法律。通俗地讲，只有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才可能有能力去关注生活以外的事，农民法律意识才有提高的可能。

(二)在农民方面，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第一，积极培养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守法，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守法，遵守法律不仅包括遵守禁令和履行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享用合法权利。现代化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农民普遍积极守法的社会，而农民的积极守法必须基于一定的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第二，大力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要加人农村教育的投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通过农村书屋、农

村法律服务所等等的建设，使农民由传统型农民转变为现代型农民。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农村义务教育，提高未来农民素质。第三，注意培养农民的现代化综合素质。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其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都有直接关系。在推进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农民的其他现代价值观念，如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等，并使之与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三)在政府普法方面，深入普法，提高农民法律意识。

首先，在普法内容的选择上，要尽量与农民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同时要改变普法中“重刑轻民”的现象，既要告诉农民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也要告诉农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如何正确行使和保护其权利。一般说来，农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二个大的方面:1.树立农民公民权利意识的法律培训，主要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等;2.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一般法律法规的培训，例如《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3.具体针对当地农民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需求的培训，如针对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借贷纠纷、继承和赡养纠纷、财产和人身伤害纠纷、劳资纠纷等如何处理的法律培训内容。其次，在普法形式上，要改变过去灌输式的说教方式，而应当注意发挥媒体的法制宣传教育作用。如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杂志以及法制文艺演出等方式。同时也要发挥司法部门的法制教育功能。如公开审判，通过具体审理案件，以案说法，向大农民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另外，农村的普法教育还应与文化教育和科技培训相结合，做到相得益彰，同步发展。

(四)在农村法治环境方面，健全和完善有关农业和农村方面的立法，改善农村执法和司法环境

健全和完善有关农业和农村方面的立法。加快立法进程，对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应当尽快用法律加以规范。同时也要提高立法质量，立法活动不能脱离农村和农民实际，要注意立法的范围、重点和行为准则的尺度标准的把握。

改善农村执法和司法环境。法律生活中对农民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国家机关的执法和司法状况，农民的法律感知、观念、意识最直接地来自于执法机关的具体执法行为。当前农村的执法司法环境不容乐观，只有改善农村执法和司法，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第一，加强农村执法，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在农村司法和执法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如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落实、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不完善、执法程序不规范等。但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要尽快提高执法者的素质，规范其执法行为，以杜绝执法者在农村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这些现象，农民反映非常强烈，极大地危害着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第二，严格依法行使司法执法权。要注意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对农民法律意识进行引导性提高。农村的司法执法行为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农民学习法律知识就向学习农业科学技术一样，讲究看得见、摸得着，通过在司法执法过程中对典型案件的“示范”，可以使农民将法律与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既使农民学会了有关法律的实体规范，也学会了有关的程序规范，使农民在发生纠纷后知道以什么样的途径解决。

同时改革我国诉讼体制中风险大、功能不全、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可以采取设置小额法庭、农民维权合议庭等形式来方便农民的维权诉讼之路。

当然,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要提高农民法律意识需要国家、社会、农民等做多方面的努力。同时,农民

法律意识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切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相关措施要同其规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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