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三节香港诗歌及创作代表诗人

前者以力匡、舒巷城、何达为代表，在50年代前 期起着主导作用。后者则以创办《文艺新潮》的 马朗为核心，集合了创办《诗朵》的王无邪、昆 南、叶维廉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蔡炎培（杜红）、 卢因等一批本港的青年诗人。50年代后期逐渐成 长为香港诗坛的中坚。这一时期，还有一批香港 青年游学台湾，接受台湾的现代诗影响，成为融 通港台两地现代诗的桥梁和载体，其中一些人留 在台湾或去了海外，如叶维廉、张错等，而一些 人在返回香港后，参与香港诗坛的建设，成为香 港现代诗的重要一翼，如戴天、蔡炎培、温健骝 等。
三、香港诗歌（70年代以来）

19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经历了许多变化，如中国 结束了10年“文革”动荡、60年代经济的起飞，带 动了香港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97回归过渡 期。这一切都对香港诗坛发生影响，无论在诗人群 体的构成、诗歌表现重心、艺术风格的变化、还是 诗对香港现实的锲入程度等方面，都表现出它自觉 地建构都市文学品格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香港诗 坛在诗人群体的形成，艺术风格的发展、对香港现 实的锲入，和对母体传统的继承等方面，都表现出 走向自觉和自立的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五六十年代活跃的那一批诗人逐渐退出诗坛，这时 的诗坛主体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随60年代“文社潮” 的兴起，在香港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成 为诗坛的中坚，包括六七十年代的西西、也斯、羁魂、 黄国彬、古苍梧、何福仁、张景熊、钟玲玲、关梦南、 李国威、淮远、叶辉、康夫、叶辞等。80年代的王伟明、 胡燕青、温明、郑镜明、陈德锦、秀实、钟伟民、王良 和、洛枫、吴美筠等，以及90年代更年轻一批作者。二 是从内地新移民中脱颖而出的南来诗人，如碧沛、蓝海 文、黄河浪、傅天虹、王一桃、晓帆、秦岭雪、张诗剑、 梦如、舒非、林子、路羽以及近处十分活跃的黄灿然等。 三是此时从台湾、澳门或海外移居或客居香港的诗人， 如余光中、钟玲、犁青、原甸、韩牧等。
然而我是这个岛上的旅人 我孤独寒冷得不到暖和， 我怀念在北国的冬天晚上， 纸窗内有温热明亮的炉火。

何达（1915－1994）,1949年来港定居。新中 国“征服着荒凉，征服着贫穷和不幸”的历程， 使他“感染到这大时代的欢乐”。这种感觉与 同一时期的其他南来诗人迥异，也决定了50年 代后何达的大部分作品，主要不是从香港本地 的社会现实，而是从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世界 民族民主运动中获得激情和灵感的火花。这正 是何达诗歌艺术个性所在，但也是他的不足之 处，因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难免流于空泛 肤浅。

力匡（1927－1992）,1952年移居香港，出自有诗集 《燕语》、《高原牧铃》等。1958年移居新加坡。力 匡的诗多以内心感伤的浪漫情怀打动读者。也斯曾指 出，力匡的作品中那种回忆的气氛，温柔的调子，亲 密的语气以及大部分整齐的段落，有着何其芳《预言》 的温馨的回响。诗人常常借助历史大转折中的爱情悲 剧，来倾诉内心对往昔岁月不无伤感的美丽忆念。透 过爱的失灭，传达的是那个特殊年代涌入大量内地移 民的香港社会普遍弥漫着的伤感和失落情绪。如作者 在《重门》中所写的：


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香港无论在文化生态还是政治 生态上，都 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作为殖民者统治 意志的体现，以英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成为香港 社会的主导文化，决定着香港社会的走向，然而，香港 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建 构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体现香港华人文化意识的 主体性文化。二者之间对峙，碰撞、融摄和共处，既构 成了香港社会文化矛盾的基本形态，也成为香港社会特 殊的文化生态环境。

舒巷城在抗战期间流浪内地，复出后出版的诗集有 《我的抒情诗》、《回声集》、《都市诗钞》等。 从《回声集》开始，以及后来的《都市诗钞》，舒 巷城逐渐把自己诗歌的观照视野由较多地从自然意 象出发的人生感遇，集中到现实都市环境。以冷峻 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剥析现代都市社会的贫富不 均、物欲横流、拥挤污秽和人际关系的冷淡隔膜， 以及都市发展对传统农业社会和大自然的瓦解与破 坏。在诗人笔下，所谓都市的繁华，是以一部分人 的贫困为代价的：“繁华是一把金剪刀/它不会错过/ 即使你伤上的一根羊毛”（《繁华》）。都市诗是 舒巷城创作中香港本土性的体现。

傅天虹（1947～ ），出版《火花集》、《酸果集》、 《花的寂寞》、《香港情诗》、《夜香港》、《流 入沙漠的河》、《星岛小诗》、《天虹山水》等诗 集。人生逆旅的坎坷经历和不屈于命运的自强精神， 构成了傅天虹早期诗歌情感和理性的焦点。后一时 期的作品，则把这种自尊、自强的人格精神和力量， 化为对移居香港之后新的生存环境的体验和观照。 他写《魔方》般的香港变幻着凶杀、色情和腐败的 时空颠倒，他写《老乞妇》伸出的手，《西洋菜女》 流空的泪，《舞女之女》重蹈母亲悲剧的结 局，……这些诗闪烁着爱憎怨怒的批判的锋芒。
诗人希望在这危机四伏、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以现代主 义的文化理想来拯救心灵。但香港现代诗与台湾现代诗不 同，具有对时代的介入倾向。最为典型的是马朗在《文艺 新潮》创刊号上发表的“献给中国的战斗者”的两首长诗： 《焚琴的浪子》和《国殇祭》。这两首诗是他对投身中国 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失落与幻灭的感慨。大时代 的变革必须以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代价，而“殖 民地统治下带来资本主义的腐化与官僚形态，物质文明带 来精神空虚的香港”，又让他感到“焚琴煮鹤”的时代压 迫。同时，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诗人，马朗也有 着自己独特的都市体验。这种体验搀入了他一贯的知识分 子的焦虑与不安，使得反映出的都市影像都是“浮动的， 惊栗的，危机四伏而又未可预言的”，如《北角之夜》等。

黄国彬（1946～ ），出版《攀月桂的孩子》、 《指环》、《地劫》、《息壤歌》、《翡冷翠 的冬天》等十余部诗集。他对时代、历史、国 家、民族有着殷殷关怀之情和深刻的思考，表 现出他强烈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他为周恩来 逝世所写的两首长诗《丙辰清明》和《星诔》， 以史诗式的明喻，表现出对一代伟人极尽褒荣 的哀悼，文字古雅感人。
其实，感情丰富而又歌哭随心、“血着肉着” 的诗人，是使他创作实现多元的深刻原因。来 自离乱年代，他不能没有对于民族、时代和历 史的“情节”。早在《坐听琵琶》中他便唱过： 再过便是宋皇台，再过海心庙 啊！这些泥做的东西 我们的山川河岳震撼过 不禁纤长而冷的指触
那种对于交错在中国历史皱折中的香港自身 的关怀，跃然纸面。从整体看，蔡炎培旷达疏 放、热情浪漫的性格，使得他有着许多个人至 情至性之作。
而在描写唐山大地震的长诗《地劫》中，以极其感性的口语， 传达出对中国历史命运忧心心忡忡的关切和对吾土吉民生生死死 的眷恋： 生时他们没有得到什么， 也不懂得希望什么， 死亡却没有因此对他们仁慈; …… 大地遗弃出卖了他们， 终生信仰的大地， 一夜将他们埋葬， 埋葬从此永远失眠的灵魂。
诗人谴责“大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地之劫，隐喻的是 人之祸，在悲恸中深具抗议的力量。 诗人在描写个人感情生活的万象中，十分看重亲情，乡情， 友情和人情。他写过许多给母亲、妻子和儿子的诗篇，语言朴素， 感情深挚，充满了至情至爱的人生情趣。
二、50至70年代前期的香港诗歌

由于1940年代后期活跃于香港文坛的南来诗人， 大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陆续返回内地，与此同时， 左翼文化创办的报纸刊物和社团也多被停刊或取缔。 50－60年代的香港诗坛呈现空疏的状态。香港诗 坛也和整个文坛一样，面临沉寂和重组。而与此同 时，一些对新中国政权持怀疑和拒态度的文化人， 则陆续来到香港，香港诗坛以第三波内地南来诗人 和本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诗人为主，在艺术上体现 为对“五四”新诗写实与浪漫传统的接续和现
30年代中期以后 50至70年代前期 70年代以来
代表诗人


力
匡

何
马
达
朗
舒巷城


蔡炎培
黄国彬 傅天虹


羁
犁
魂
青
余光中

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寇加紧侵华和全面抗战的爆发， 内地的文人相继转入香港，解放战争的爆发又使得一批 在国统区的文化人，从内地来到香港。两次南来的文化 人中，不乏重要的诗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臧克家、 黄药眠、袁水拍、徐迟、力扬、吕剑、邹获帆、沙鸥、 芦获、韩北屏、陈敬容等。他们在港期间，大都有作品 发表，或在香港出版诗集。有些诗人在居港时间长达十 年以上，如戴望舒参与了香港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并 主持香港多家报纸副刊笔政，与香港共同经历沦陷的黑 暗岁月，其一些重要诗篇如《元日祝福》、《狱中题壁》 即写于这一时期。内地文化人两度南来，给香港新文学 注入了活力，使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香港诗坛呈现活 跃状态。

马朗（1933～ ）1950年离沪来港，1963年离港赴 美。他身历中国历史巨大转折，对自己身处的时代 有着复杂的态度。认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 “热辣辣”的时代，又感到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 悲剧阶段”，因此对于献身给这个时代的战斗者， “一是鼓舞和赞颂，一是悲哀和幻灭”。他从上海 移居香港，要在幻灭之后寻找属于自己的“第三个 岛屿”，但当时的香港也令他感到迷茫。于是他重 新走向文学，他回忆《文学新潮》的创办时说道： “面临新的黑暗时代，彷徨迷失，于是感到需要一 个中心思想，在文学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在艺术 上建立理想的乐园。这……就是现代主义”。

犁青（1933～ ），1980年代后，连续出版了《踏浪归 来》、《千里风流一路情》、《情深处处》、《犁青的 诗》、《犁青山水》、《台湾诗情》等多部诗集和各种 选集。犁青自谓：“我大部分的诗都是跟自然风光或跟 时事政治有关的。在前一类诗中，我追求完善的艺术;在 后一类诗中，我重视哲理的通达和深度。”他钟情于人 化的自然，其山水诗往往浸透着诗人强烈的主体意识。 如在《桂林月》中，他主体感受中的桂林月以多样的姿 态出现，既在天上也在水底，还挂在山间。他看月亮， 月亮也看他，在互相的陶醉中月与人构成一个具有共同 生命的超然物外的审美佳境。在整部《台湾诗情》里， 绝大部分的作品也都是从国家与民族统一的祈愿出发对 台湾山水的观照。因此他超越时空将日月双潭和杭州的 三潭印月熔为一炉而写成《月印五潭》。
第三章第三节
香港诗歌及创作代表 诗人
历史情况与文化环境
香港诗歌发展概况 香港代表诗人
一、历史情况与文化环境

香港的新诗创作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彼时受到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推动，香港新文学开始呈现勃发 之势，新诗为其最早的实绩之一。从20年代后期出发的 香港新诗，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接受了“五四”新诗 写实、浪漫和现代的多种影响，呈现出向不同风格发展 的走向。二、与内地诗歌的密切联系。三、表现出对都 市的特别关注。 抗日战争的爆发与解放战争的爆发，使得大批诗人南来， 这是香港文学发展的两个特殊时期，对香港文学有着特 殊的意义。一方面它密切了香港文学与祖国文学的关系。 另一方面，两次内地文人南来，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都使得香港文学的主题和重心发生变化。

羁魂（1946～ ）曾出版诗集《蓝色兽》、《三 面》、《折戟》、《趁风未起时》、《山仍葡 匐》、《我恐怕在黎明前便死去》等。羁魂的 诗歌对香港城市的书写经常带有强烈的历史意 识，意图展示她发展过程中复杂的背景和文化。 香港多难的过去，纷纭的历史过客，华洋杂存 的市井百态都是他书写的对象，《官富场》、 《屯门》、《旺角街市》和《凿》这些诗歌体 现了诗人对香港“草根”文化的执著写照，相 对而言，他对香港都市化的一面，则略显观照 不足。

蔡炎培（1935－）笔名杜红，1938年随母亲来港 定居。受何其芳、卞之琳的梁文星的影响，工整 的句式、起承转合的结构、想象的运用和抒怀的 心境，都有着何其芳《预言》时期的温馨的回响。 然而，作为一个从战争离乱中成长起来的青年， 他在颠沛、坎坷人生中获得的极为丰富的内心感 遇和不拘形迹、疏放热情的性格，使他不可能永 远将自己拘役在形式严谨的温馨抒情里。50年代 后期以来，台湾现代主义传统的重认和在张扬超 实现主义同时与老庄哲学和禅佛精神相沟通所出 现的多种样貌，对身在台湾的蔡炎培有一定的影 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