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经典战术之--精心设伏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精心设伏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精心设伏
伏击战，是指预先将兵力、兵器隐蔽配置在敌必经之路附近，待敌或诱敌进入伏击地域，突然予以攻击的战斗。

今天，当车臣叛匪伏击俄联邦车队，反美武装伏击驻伊美军的消息频现报端时，唯一敢对此置喙的恐怕只有中国军人。

因为伏击战作为游击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军队以弱胜强的重要手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靠游击战白手起家的军队，自然对此颇有心得。

依山布阵，恃险设伏
既然是伏击，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自己隐蔽起来。

从历史经验看，除了沙漠里的伊拉克反美武装不得不利用城市街区隐蔽设伏外，其他军队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山地进行伏击战。

解放军的战史上，有三个伏击战的“高产地区”，分别是：江
西井冈山山区、陕北黄土高原和山西的太行、吕梁山区。

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这些地方不是山高林密就是沟壑纵横，为展开伏击战提供了绝好的战场。

但面对崇山峻岭，如何选择利于隐蔽、便于展开、制敌反击进退自如的伏击阵地，则要依靠指挥员独到的分析眼光和具体的战术设计，解放军的经验就是依山布阵、因地制宜。

1947年3月，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选定青化
砭作为伏击胡宗南的战场。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
里，南北是15公里长的蟠龙川，大川两侧高山连绵，咸榆公路蜿蜒穿过，一个标准的“两山夹一川”地形，更为难得的是“两山”以北及东西两侧的战场容量，足以容纳我军6个旅形成口袋布势，而这“一川”的长度，刚好兜住敌31旅的行军纵队，如此苦心孤诣的谋形布势，使得这场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打得如行云流水，以260人的伤亡全歼敌31旅。

作风硬朗的彭德怀元帅对伏击阵地的选择尚如此用心，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元帅就更是用兵细腻了。

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经过缜密侦察，获得日军劲旅第20师团的迂回部队，在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

师长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

鉴于以上判断，129师决心在此进行伏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七亘村伏击战”。

熟读兵书的刘帅，深知地形之利对伏击之胜的影响，此战前亲自组织了几次沿路勘察，权衡利弊、几易其址，最终将伏击阵地选择在七亘村、南谷之间的有利地形。

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用理想的伏击阵地来形容毫不为过。

10月26日，当日军的辎重车队通过时，八路军129师突然发力，前后夹击，将鬼子压缩在七亘村预设战场的狭小地带。

据说，当时八路军步枪手的歼敌数只与其装弹速度有关，而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扔
就行了，可见此处真可谓恃险设伏。

战果可想而知，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出其不意，敢为人先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伏击战赖以取胜的优势所在。

事实证明，为了达成这种突然性，解放军在组织山地伏击战时，不仅在战场选择上最求“藏于就地之下”的形胜一筹，更在心里对抗上强调“反道用兵敢为人先”的胜于无形。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为策应115师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钳制日军向黄河南岸和西岸的进攻，准备于邯（郸）长（治）公路沿线组织伏击作战，由于敌情和时间原因，386旅旅长陈赓根据地图选定神头岭地区作为伏击战场，该地区从地图上判断：邯（郸）长（治）公路在神头岭村以西的沟底通过，又是一个标准的伏击阵地。

但部队进入设伏的地区时，发现公路是在岭上，而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同申家山遥望，其西部是不足20户人家的神头村，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再无任何隐蔽物。

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有难于展开，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行动不便，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

按常理，这些废旧工事距离公路仅百米，早被来往的日军反复检查，任何有军事常识的指挥员都不敢伏兵于此。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陈赓处变不惊，抓住日军
对废旧工事司空见惯，对山梁狭窄地形放松警惕的心理，大胆作出调整，命令侧击部队利用这些旧工事，实施近距离潜伏，决心在狭窄的山梁顶部打日军一个“独木桥式的伏击”。

用陈大将的话说：这是“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

为了切实隐蔽企图，各级指挥员要求各部队不要挖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由于我军巧妙的伪装隐蔽，敌侦察搜索队在距我伏击部队十余米的情况下，仍毫无察觉。

3月16日9时30分，我阻击、侧击和断后部队同时开火，实施收网，这个狭长口袋中的日军不知所措。

如此诡异的地形实施伏击，不仅在心理上达成了突然性，更在兵力火力运用上极大限制了日军的骑兵和炮兵的发挥。

以致我军以一个旅的兵力，仅用2小时就歼敌1500余人，击（烧）毁敌汽车百余辆，这是抗战初期对日军作战少有的费效比。

“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是一场山地伏击战，更是一场心理伏击战，“以形伏之”尚有可防，“以心伏之”防不胜防。

在解放军伏击作战历史上，最具创造性和突然性的战例，还属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七亘村重叠伏击战”。

前面谈到日寇在七亘村被刘伯承指挥的129师打了个伏击战，死伤300多人，落荒而逃。

第一次伏击胜利以后，刘伯承再得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

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

据此，他判断前方需要弹药和粮
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会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

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

但兵法上有著名的“战胜不复”的原则：即不在相同的地方用相同的战法对付同样的敌人。

中日双方指挥员都深谙此法，按推理是：我军不敢在七亘村再打，日军不信我军敢在七亘村还打。

面对这样的惯性思维，刘伯承元帅断然决定“冒兵法之大不韪”，反道用兵，重叠设伏。

于是，八路军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随后第772团第3营绕了一圈又反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10月28日，日军又进入七亘村地段，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一次挨打100米远的地方，再遭伏击。

这场被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赞为“用兵的典范”的“七亘村重叠伏击”，给日军扎扎实实上了一堂军事原则运用方法的补习课，日军不可想象，在他的这个对手的战术字典中，任何“原则”都是靠“灵活”来注解的。

历史上没有先例，是因为还没有人创造。

利而诱之，攻其必经
中国有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

在作战中，不能指望任何对手自觉地钻进你部下的“口袋”。

对“两山夹一川”这类险要地形，双方指挥员的判断是一致的，打伏击绝对是一个需要极高智商的脑力劳动，依靠“守株待兔”的方式进行伏击只是初级阶段，能让敌人心甘情愿的进入伏击阵地，才是这一战术的最高境界。

正所谓“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兵法）。

解放军不过
是这一原则的忠实践行着。

抗战中，日军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每遭打击必急于报复，正是日军这种睚眦必报的习气，成就了八路军无数的经典伏击战。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成武将军指挥的“黄土岭伏击战”。

1939年10月底，日军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

11月3日，由涞源城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主力500余人，被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歼灭于涞源雁宿崖。

战场的失利，激怒了一向刚愎自用的阿部规秀。

这位日军“驻蒙疆屯军”最高长官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亲率1500多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急进，企图寻歼我军主力。

八路军因势利导设计了一个“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圈套：以小部队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日军，把他们引向银坊，使其扑空，然后因比起来，迷惑敌人。

而后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3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

待敌进至黄土岭口有力地形后，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

5日，日军进犯银坊扑空后，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进发，3支队诱敌成功，日军紧追至银坊，未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烧了银坊一带的民房。

6 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口一线，此时八路军加大了向银坊推进日军的侧击力度，抓住日军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心理，诱其东进。

面对这样的战场态势，聂荣臻命令杨成武，如果日军7日还继续沿
黄土岭东进，我军即利用这一带有力地形全线出击。

6日夜，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伏击部署。

阿部规秀也不愧是所谓的“山地战专家”，行军队形组织严谨，不断进行掩护侦察，但急于寻歼八路军主力的浮躁心态，使得这位“名将之花”终于在11月7日下午进入我军伏击圈。

八路军炮兵一炮了结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日军中将，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连续3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如果说“黄土岭伏击战”只不过多了一招“诱敌深入”，还不能说明解放军伏击战的技术含量，那么彭德怀指挥的“羊马河伏击战”中“多计并用，丝丝相扣”就足以完整诠释伏击谋略了。

这场战役，彭德怀用3个阶段来实现最终实现战役目的。

第一阶段，隐蔽主力，疲惫对手。

1947年3月青化砭战役后，胡宗南得知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到延川、清涧一带，遂于3月25日令整编第1、第29军主力共11个旅迅速东进，寻求解放军主力决战。

这次胡宗南吸取了分散行动易遭解放军伏击的教训，着实吓了一番功夫改变了战术，部队开进时，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5—20公里的方阵，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按说这样的部署确实让解放军比较为难，因为当时彭德怀手中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6个旅零3个团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如此布势，很难下手。

为此彭德怀决定首先隐蔽我军主力，伺机再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军开始了非常戏剧性的行军，由于饱受
解放军伏击之苦，胡宗南命令部队行军时只走山顶，不走大路，白天行军，夜晚露营，要知道陕北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原峁林立，脱离公路行军就只能重复爬山和下山的动作了，结果国民党军每日前进速度只有1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恐怕也是广大国民党军将士拼了老命争取来的，这样就给了解放军充分时间将主力进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
待机，只留下少量部队与胡宗南周旋。

不到12天，胡宗南
的部队不但丢掉了解放军主力动向，自己也疲惫不堪，给养困难，无奈之下胡宗南令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第135旅守备瓦窑堡外，主力于4月5日南撤休整补充，这样76师
和135旅逐渐脱离主力。

第二阶段，冒充主力、调虎离山。

国民党军南撤后，解放军不断采取军事行动，让胡宗南侦悉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至蟠龙以北地区集结，于是迅速命令主力再次向北开进，由蟠龙镇附近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同时命令瓦窑堡的135旅迅速南下至李家岔一带，阻止我军向东北方向机动。

我军在获悉如上调动后，认为敌135旅脱离主力孤军南下，便集中兵力予以伏击。

为了进一步达成战役目的，彭德怀令358旅采取机动防御，节节抗击敌整编第一军，引诱敌主力继续向西，进一步拉大于135旅之间间隙。

胡宗南果然就范，误认为我军主力位于蟠龙、瓦窑堡大道以西地区，遂令本已孤立的135旅迅速南撤向主力靠拢，同时其他部队迅
速西进。

这样135旅也顾不得什么只走山顶、不走大路的规矩，开始南下。

第三阶段，集中主力、伏击孤军。

鉴于前期行动已成功实现“诱敌主力西、孤立135旅”的目的，西北野战兵团迅速集中第2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共4个旅的兵力，在子长县城西南羊马河地区设伏。

4月14日晨，敌135旅沿子长、蟠龙公路两侧高低南下，10时进至羊马河西北高地时，解放军突然对其发起攻击，迅速分割包围，135旅旅长麦宗禹早年就是彭德怀当班长时手下的一个兵，和彭德怀打仗他从心里发怵，孤军南下时就心有余悸，发现被伏击后更是斗志全无，战至16时，第135旅4700人被全歼。

是役后，中共中央在《致彭德怀、习仲勋并告其他战略区领导的电报》中，有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2万余人），不需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此时胡军多少人？34个旅25万余人。

《百战奇发》中有一句论述伏击的名言，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

彼贪利不知害，可设伏兵以击之。

”难怪这位长期拥兵几十万的湖长官，却被其黄埔同学评价为“胡宗南也就是一团长”。

运用自如，炉火纯青
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解放军对伏击战术的大量运用，也造就了一大批精于此道的指挥员，他们对伏击战术的理解和运用，仍为今人季节赞叹。

首先，解放军的战术伏击打得十分精致。

战术伏击，都是师团以下规模的伏击战斗，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岗伏击战”。

1938年，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来到了苏南地区，当时该地区恐日情绪严重，初来乍到的新四军决心打一打日寇的嚣张气焰，而具体战术就选择了最拿手的伏击战。

粟裕的指挥风格向来注重谋略、精于计算，他在地图上量出韦岗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并选择了公路拐弯处作为具体伏击地点，这样使得日军前后不能相顾。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100余人按时进入伏击阵地，上午8时，日军车队从镇江方向如期而至，新四军迅速采取截头、断尾、打中央的战术手段实施伏击，仅半个小时即毙伤日军土井少佐、梅村大尉以下30多人，烧
毁日军汽车5辆，新四军无一伤亡。

当反应迅速的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新四军早已撤离战场。

战后，这位日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奖粟裕，给新四军总部的报告中专门列出一节，论述今后伏击敌汽车应注意的事项，从地形选择、活力配备、截后的处置等10个方面，分别加
以详细阐述，连一些细节都介绍得很周到，如投掷手榴弹的提前量应为多少米，解放军伏击战术之精致可见一斑。

其次，解放军的战役伏击打得非常大气。

战役伏击不同于战术伏击，参战部队都是几万人以上，决不能像战术伏击那样静待敌人，所以战役伏击的部队大都是依靠远距离的集结或
是不断地机动来隐蔽企图，一旦战机成熟迅速占领预定伏击地域，这中间涉及到对对预付对象的牵制、对战机的火候把握、各部队之间的任务区分的协同动作，其难度要远远大于普通的战术伏击，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魄力，是无法达到数万大军“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高超境界。

在解放军首开战役伏击记录的，是林彪指挥的“黄陂伏击战”。

1933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

2月26日，国民党军由乐安向黄陂开进。

由于所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便于大兵团伏击。

年仅25岁的林彪，决定集中主力，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队，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队，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力地形，伏击歼灭国民党军第52、第59师。

2月27日，第52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向黄陂前进；第59师沿顾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

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困难。

在待机地域隐蔽集结的红军部队，迅速向预定的伏击地域开进，于当日13时，红军左翼队向敌52师发起进攻，至28日11时将其全歼，俘虏师长李明。

红军右翼队对国民党军第59师发起进攻，至3月1日上午，第59师除在西源地区1个多团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于登仙桥附近，师长陈时骥被俘。

是役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此后，解放军不断上演这类大手笔的伏击战役，刘邓大军在高山铺伏击国民党
整编40师和82旅，彭德怀在瓦子街伏击刘戡整编第29军等等，每一役都打得气势如虹，足见解放军伏击战之功力深厚。

解放军对伏击战术的熟练程度，还体现在能针对不同敌人迅速转变战法。

仔细回顾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的伏击战例不难发现：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无论规模大小，伏击战大都是全歼被付之敌；而在对日军作战时，伏击战大多是伏击其辎重部队，快打快收，很少全歼；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除了出国伊始在温井地区伏击土耳其营外，以后罕闻志愿军伏击战例。

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解放军在运用任何一种战术时都因敌、因地而变。

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国民党军战斗力普遍较弱，对解放军作战存在相当的心理压力，一旦形成被伏击之势大多放弃抵抗。

但到了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这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但日军士兵此战竟无一个被俘虏。

鉴于对敌我实力的客观分析，八路军迅速转变战法，避免在伏击战中与日军主力硬拼，所以此后在太行山区进行的一系列伏击战，日军小股部队、辎重车队、战地观光团等非战斗部队，成为八路军打击的重点，而且针对日军友邻部队反应快的特点，一般都是快打快收，绝不恋战。

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双方始终以大
兵团的正规战为主，保持着较为规整的战线，很少出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态势，加之，朝鲜地域狭长，部队机动空间受限，美军侦察能力极强，使得伏击战逐渐失去突然性，所以此战法很少被志愿军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