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爱情观

中国人的爱情观

爱情是个美好的东西，人们都会梦想自己的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爱情也有令人痛苦的地方，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有诗云：“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那么爱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一时之间，我也无法说清楚，本来爱情是个很主观的东西。在这，我想谈谈的是中国人的爱情观。

每个民族都有它千年传诵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有牛郎与织女、许仙与白娘子的传说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爱情纵是美丽，但也跨越不了等级的鸿沟。牛郎与织女由于仙凡有别，最终毁于法力的无边；许仙与白娘子因为人妖殊途，遭到法海的苦苦相逼；而梁山伯和祝英台既非仙凡有别，也非人妖殊途，最终也敌不过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在中国，统治阶层似乎始终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权力的代表，他们以禁欲为美，因而对于爱情，往往麻木漠视甚至不屑一顾，他们维护的只有社会礼教秩序，一切有违于权力平衡的爱情和人性追求，都需抹煞消灭。

这种等级制度对于爱情的扼杀，正体现了重社会平衡而轻个性发展的道德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三纲”和等级制度，是上天制订的伦理，由不得人们改变。这使得超越等级的爱情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而最终夭折甚至胎死腹中。因而中国传说故事中的人神(或人鬼)爱情，只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人们对于等级伦理压迫人性的无奈和微弱的抗争。所以中国没有希腊爱情故事中，神与人圆满幸福的爱情故事。无论是丘比特与凡人普赛克的爱情也好，还是宙斯与欧罗巴公主的浪漫故事也好，最终都在人性的光环中结出了美丽的种子。西方的神实质上是人化身的神，他们有神力，却经历着和人一样的情感，爱情在他们眼里和凡人一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奠定了西方文化中爱情至上、爱情平等的地位。权力和等级，在爱情面前，显得卑微软弱。这也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一个伟大传统。

中国的爱情常常与权利挂钩。在一个政治需要和国家意志被视作绝对价值的时代，以爱情的牺牲换取政治的利益，往往是未可厚非的，甚至会得到那个时代人民的认同；但如果为了爱情，置权力而不顾，则常常为人所不理解。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唐明皇的悲剧，正在于他的贪婪：他追求爱情，却企图以他的权力服膺爱情——这不仅违背了社会伦理，更使国家陷入动荡。他需要爱情，却来不及将政治放手。在人性和权力的关系中，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对他们而言，想要爱情，想要做一个完整而自由的人，便要懂得放弃。

但是温莎公爵的例子与唐明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明皇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当时温莎公爵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爱德华八世与沃利斯·辛普森的爱情故事正可以说明这点。中国人将爱情与权利看成是熊掌与鱼，是无法兼得的，但又贪心得两者都想得到，最终往往是两头落空。在政治面前，爱德华选择了爱情，放弃了地位，却同时也完成了人的意义。这或许是西方骑士文化中对爱情崇拜的体现。

匈牙利诗人裴多芬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讲到了爱情与自由的关系。爱情虽然时刻受到等级礼教和政治权力的干扰，但它的核心价值，却是自由。爱情的自由既包括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身体和行动的自由，更包括它对于人性解放所要求的心灵自由。就这一点而言，无论中西文化，人们对之的渴望是一致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文化所反映出的心态却不尽相同。

在中国，先秦时代还是一个两性关系自由开放的时代。而当两汉独尊儒术之后，封建礼教日益加强，两性间的交往逐渐变得严格起来，“男女授受不亲”，青年男女几乎没有机会可以自由地吐露爱情的心声。尤其在爱人的选择上，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可言。为了达到维持社会平衡的目的，婚姻(包办婚姻)替代了爱情，个人的情欲和对异性的审美需求被无限期搁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对于爱情的自由追求，首先表现在对爱人的自主选择之中。这种选择精神，首先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中得到了体现。

他们的故事，象征意义甚于实际意义：爱情虽或存在，但感动人的，则是他们对封建家庭等级观念的挑战。这种反抗精神，并不能替代对爱情的追求和审视。事实上，即便是倒戈一击的青年男女，在他们获得婚姻选择的短暂胜利之后，仍会重新回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路，补上封建婚姻礼教的课。因此，我们可以说，封建的爱情观，已经作为一种奴性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之中了，偶尔的叛逆根本扭转不了观念的顽固。可见，封建爱情的悲剧，是一种依附人格的悲剧。

“化蝶”的意象，便清楚地昭示着：真正的爱情自由，只是一种幻想，一种在虚拟的梦幻中才能实现的境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礼轻爱、男尊女卑。婚姻只作为一种维持社会平衡的“礼数”而存在着。中国古代婚姻事实上是一种家族礼仪，而非个人行为；所有的形式，从择偶到成婚，都须由媒人与父母参预或做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重视婚姻礼法的价值观，可能会造成婚姻中最本质的缺憾：即情感和性爱被忽视，婚姻脱离了爱情，成为了家族等级制度的附庸。究其原因，恐怕是中国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缺乏人文主义传统。这种将爱情游离于婚姻之外的观念相当地根深蒂固，即便在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那里，也未见动摇。譬如胡适先生，在其婚姻生活上，便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从未谋面的江冬秀为妻。

直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婚姻和爱情观才在事实上逐渐发生改变；同时，随着从表面的婚姻形式到深层的婚姻制度所发生的明显变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婚姻的基础应当是爱情。相比之下，在爱情与婚姻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显得比较宽容，他们视爱情为至尊，即便这种爱情发生在同性之间。在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中，西方注重爱情的过程，而中国强调作为形式与结果的婚姻。就本质而言，婚姻签订的是道德责任义务，而爱情赋予的是精神动力。爱情张显的是个性，而婚姻标注的是社会性；爱情要求独立，而婚姻强调和谐；爱情追求自由，而婚姻注重契约。没有爱情的婚姻也会和睦，而仅有爱情的婚姻也不一定会美满。

对爱情和婚姻的本质不同的理解必然决定爱情与婚姻的取舍不同。爱情是不分时间和空间的，爱情给予的力量一直感动和震撼着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心灵。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爱情都是一种向往美丽的理想。

当历史走到今天，物质条件的优越、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压力的增大，却使爱情愈来愈与现实绑定。我认为纯粹的爱情是不纯在的，爱情也会在婚姻中慢慢变成温情和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