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美学_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

极不相同的。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后者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起超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尽管内容上逐渐有所发展和充实,形式上却两千多年仍袭旧制,几无变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有了初步的松动。

(轶摘自《开放时代》2000年第3期)

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

在中国的最早传播

“美学”一词的中文发明者似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73年,他以中文著《大德国学校论略》,称西方美学课讲求的是“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并谈到美之所在者有“绘事之美”、“乐奏之美”等七论,言美“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这大概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美学的最早文字。1875年,他又著《教化议》一书,认为“丹青、音乐”二者“皆美学,故相属”,若将此处的“美学”一词与前书美之所在者七论并视,便可见此词已大体是现代意义上的使用了。

在花之安发明“美学”一词前后、传教士和中国人所编的英汉字典,一般译“Aes-thetics”(美学)为“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作者认为中文“审美”一词也非日人所创),也有译为“审辨美恶之法”的。

花之安所创造的“美学”一词在此后的中国未见流行。此词正式流行开来是20世纪初年之事,即从日本引进此词之后。王国维在早期传播西方美学的活动中贡献突出且使用此词最为频繁,但若论最早似还可商榷。据黄兴涛先生考证,早在1897年,康有为编辑出版《日本书目志》一书,其美术类所列第一部著作即名为《维氏美学》。1900年,侯官人沈翊清在《东游日记》中亦提及“美学”、“审美学”等词。1901年,京师大学堂编辑出版的《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中更是多次使用现代“美学”概念。同年10月夏偕复等人也都在介绍日本教育时,使用过“美学”概念。而在王国维1902年以前的文字中,似还见不到“美学”这一现代词汇。

关于谁最早传播西方美学的问题,该文认为:他发现一名叫颜永京的中国人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对西方美学思想做过颇有特色的、值得重视的译介,而美学史界对此似未引起注意。1889年,颜氏翻译出版美国心理学家约瑟・海文之《心灵学》一书,书中最

第四,敦促建立一种合作的世界经济体系。当前全球不同地区的经济财富上的鸿沟进一步加宽,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对外的巨大债务、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人口爆炸已经威胁到世界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同时,全球的所有地区都要依赖于世界贸易的持续流动而存活。在这种情况下,世俗人道主义敦促富裕国家应有一种道德的责任去帮助穷国,增加技术与经济的援助,同时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税收上的公平形式,各个国家和地区应相互谅解、友好合作,确立一种团结的全球经济实体。

第五,敦促确立一种全球性的良性生态系统。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滥伐森林、海洋污染、酸雨增加、温室效应,在毁灭着地球上的生物物种,也在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世俗人道主义敦促成立一个国际环境警示组织,以保护好地球上珍贵的资源,保护好人类得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库尔茨认为,以上就是世俗人道主义在当今时代的责任与义务。只有真正地履行这些责任,人类才能得以继续生存,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的世界,才能确立起人类的尊严。库尔茨相信,21世纪将是世俗人道主义的世纪,这将是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合乎人性的世纪。(责任编辑　冯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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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较为集中和系统地译述了西方美学有关美的概念、属性、特征和审美认知的观点。他译“美学”为“艳丽之学”;“审美能力”为“识知艳丽才”;美的观念为“艳丽之意绪”,并阐明了美在本质上是“具于物而非具于我”的思想。但同时又强调指出,“见物之心灵与被见之物,却有匹配”。由此出发,他还介绍和批评了那种认为“艳丽非具于物或具于我,乃亦二者相感所致”的颇有力度的流行看法。他最终的结论是,“物之艳丽,是物之灵气在块质透显”,将灵气归为上帝的意旨,从而表现了一个基督徒的宗教美学立场。这本译著所创译的美学词汇及内容,在当时和稍后的中国士人中产生过一些影响。特别是将“美学”译为“艳丽之学”,代表了中国人认知和接受西方美学的最初阶段,虽有将其意义狭隘化之弊,却仍不乏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

该文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西方美学知识和建立现代美学概念的过程中、有关教育、心理、哲学的译著和编著书籍、发挥过那些专题美学译著或论著所无可替代的先驱导引作用,其中又以心理学和哲学译著中的有关介绍最为突出。事实上,“美学”、“美感”、“审美”等一系列现代美学词汇的使用,对其内涵的最初阐发和传播,最早都是在这些译著中得以实现的。其中,好些流行词典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现代美学学科正是在逐渐了解这些词汇及其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最终得以建立起来。

(李静、曾建立摘自《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

杨威:人情世界的现代转换

在传统乃至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大多存在着一个人情浓厚的领域——人情世界。人情世界固然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但更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亟须对人情世界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换。

实现人情世界的现代转换,必须探究其转换的深层动因。这一深层动因应该来自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全面的社会变革所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只有在健全而合理的社会大背景的映衬之下,再辅之以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与人们的主观自觉,人情世界的根基才会真正受到一种来自深层的触动,人情世界现代转换的时代课题也才能得以最终完成。为此,可将实现人情世界现代转换的深层动因简要地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在当今中国社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与深入进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与正常运作,人情世界的负面影响必然会在健全完善的各项法规等的有效制约与引导下得以逐步消除。换言之,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日,也正是有效消除人情世界负面影响之时。

其次,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正实行,必将会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继而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消解人情与人情的关系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终将使人情世界的运行转入正轨。总之,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共同构成了人情世界现代转换的深层动因。这场深刻的变革不仅会逐步消解人情世界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必将使21世纪的中国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黑摘自《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

郦全民:探寻科学哲学研究的新

方向

虽然人们习惯于把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整个科学事业,但事实上在20世纪科学哲学从兴起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科学哲学家的视野基本局限于科学版图上的一个以物理学为中心的亮区,故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理论和方法主要是针对这一亮区而形成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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