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悬棺之谜

武夷山悬棺之谜

生、老、病、死，是人生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区或哪个民族中，人们对“死”的认识都相当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说明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和生存的认识看得一样重要。因此，死者的亲属对亲人死后怎么处理，以及采取什么方式埋葬，就显得非常重要。

《易〃繋辞傳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藏）之中野，不封不树。”“不封”是说没有封土堆，“不树”是说不种树木。因此，最早人死了，只是给他穿上衣服，盖上薪草，藏于荒野之中，就算完了。后来，人们给死者挖了个土坑，盖上泥土，就出现了土葬。以后，为了辨认和识别，又在墓坑上堆土，于是就出现了带封土堆的坟墓。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习俗，又出现了树葬、水葬、火葬、天葬、崖葬等各种埋葬习俗，在福建武夷山风景区，古代就有一种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高山崖壁洞穴之中的、奇特的悬棺葬习俗。而这悬棺葬中埋葬的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埋葬？以及它们是怎样安放上去的？就成了千古之谜。

一、史料记载与传说

历史上，最早记载这种埋葬习俗的、是一千多年前在福建当官的南朝建安太守萧子开。他在其著作《建安记》中，曾写道：武夷山有“悬棺数千”。清代董天工的《武夷山志》对武夷山船棺也有过许多详细的记载。面对烟雨飘渺、束之高阁、壁立万仞、可望而不可及的悬棺，千百年来，人们给它们取了“架壑船”、“虹桥板”、“仙函”、

“仙蜕”、“金棺材”等等扑朔迷离的名称；各种传说，更是众说纷纭，有的甚至认为这棺板能“除胃痛、避火灾、祛邪祟”。迷信色彩十分浓厚。

1973年9月，面对各种传说的诱惑，在武夷山观音岩终于发生了一次盗宝事件，有几位好事之徒用绳梯攀上岩洞，从上百米高的峭壁洞穴中推下了一具船棺。

为了科学地阐释这种奇特的葬俗，破解这一千古之谜，还船棺的本来面目。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文化馆等单位，先后对武夷山的悬棺葬作了多次的调查，基本掌握了武夷山悬棺葬的的分布和保存情况。1978年9月，由福建省博物馆组成的武夷山船棺考古队，在崇安县政府和福建省林业工程队的支持和协助下，采用手摇绞车升空入洞的方法，对武夷山西北部莲花峰的白岩崖洞悬棺葬进行了科学清理，取下了一具完整的船棺，初步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

二、白岩船棺的位臵

白岩悬棺葬船棺位于武夷山西北部武夷镇的太庙自然村，北距武夷山市区约15公里。白岩是莲花峰西侧的一座大山断裂的悬崖，海拔高五百米，岩壁呈灰白色，故名。放臵船棺的洞穴是一个略呈扁嘴形的天然洞穴，洞口距谷底高51米。洞口朝西北，外张内收，底部略呈坡状。洞口最高1.5米、最宽6.8米、洞深达5米。棺木呈正东西方向臵于洞内中偏左侧，棺首朝外，底部用数块石片垫托。棺顶距洞顶高10～15厘米。由于年代久远，棺盖首段断落于棺左侧外约1

米处，其下覆盖有猪下额骨和花纹木块各一块。

三、船棺的形制与质地

洞内的棺木如船形，分底、盖两部分，作上下套合，全长489、宽55、高73厘米。

棺底如梭形，其中部为长方形的尸柩，系棺之主体部分。柩底部首尾两端作槽状突起似船的两头。棺柩前挡板的内侧壁留有清晰的金属工具加工痕迹。根据棺外带花纹的残木块复原分析，棺木的表面原来雕刻有平行斜线刻划纹，制作十分讲究、精美。

棺盖作半圆形，内部刳空，如船篷状。棺盖中部与棺柩相对处有前后挡板。顶部正中有一条平脊。平脊靠前后隔板处各有一个长方形孔，与棺底的两孔相对，可能是象征船桅杆的插孔。

船棺的盖、底分别以整根楠木凿成，质地坚硬、形体轻薄、制作规整、造型奇特、扣合严密，表现了较高的制作水平。棺木的材质经福建林学院林学系鉴定，系我国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楠木树种——闽楠。切片后的木材纹理显示，棺板的表面为灰褐色，劈开后内部呈暗褐色，木材生长轮明显，宽窄均匀、轮廓圆滑、纹理直、结构致密，敲击时发声清脆。虽然年代久远，烘干时仍发出清幽的楠木香气。

四、棺内遗物与随葬品

感受了船棺的制作工艺与精美，掀开半圆形的楠木棺板，我们发现，由于棺身向外倾斜和年长日久，棺内的遗物和死者的下肢骨均滑向棺柩的前段，压在上身骨骼的上面，形成一个长110厘米的坡状堆积。在堆积层表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雕刻精美的龟状木盘，它

呈龟首，短尾，器身为椭圆形、盘式，盘内平底微凹、尖唇外侈，盘外附四个矮方柱形足；器身通长32、通高16.3厘米。拨开淤土，一件头盖骨和一具较为完整的人骨架渐渐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死者的头骨两侧和底下，垫有棕丝一团；死者的胸部覆盖有加工精细的人字纹细竹席，背部垫有粗竹席，棺底垫有木棒和竹片。虽然年代久远，黄褐色的竹席和竹片表面仍有光泽。其胸、背部夹有成叠的碳化和半碳化的纺织品残块。在棺灰之中还夹有大量的果核、鱼骨和鸟骨碎片。

五、年代与墓主

棺内的人骨经复原和拼对，十分完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教授等的鉴定，死者为男性，身高约165厘米，年龄在55～60岁之间。死者的头盖骨两侧距离较窄，前后距离较长；眼眶较凹，眉棱骨较凸，颧骨较低，体现了海洋蒙古利亚种（蒙古人种南方类型）的体质特征。

船棺的年代，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对船棺木材进行碳——14测定的结果，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445±15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商代。

在距今约3500年的商代，这位年近六十的死者是谁？他死后又为什么能享受如此高的待遇呢？这还得从当时的历史说起。

据史书记载，福建夏商为扬州的东南境；周为“七闽”地；春秋战国先后为楚国和越国的势力范围；战国秦汉时期，生活在江浙地区的古越族南下与福建地区的古闽族结合，形成后来的闽越族；这就是先秦时期福建居民在武夷山地区的演变脉络。因此，商周时期，生活在

武夷山的居民，即《周礼〃氏方职》记载之“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中的“七闽”族。可以想见，此船棺中的老者应为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一位古闽族老人。

长期以来的考古资料表明，福建地区商周时期的墓葬有半地穴式的土坑墓、有地面带封土堆的土墩墓，还有高悬崖壁的崖洞墓。不同的埋葬形式，代表了死者的不同身份和不同的等级。悬棺葬属于一种高等级的崖洞墓埋葬形式，可见，这位死者的身份不同一般。那么，他的地位究竟如何呢？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过：“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墓坑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据此，我们可以对死者的身份进行大致的分析。

首先，从葬具上看：船棺安放在武夷山北侧距地表高51米的白岩洞穴之中，它全长489厘米、宽55、高73厘米，棺盖和棺底都用整根的楠木凿成。楠木是一种珍贵的南方树种，它具有质地坚硬、树木纹理直、结构致密、不容易卷曲起翘，带芳香、耐腐蚀的特点。死者能用这么高级的木材、制作如此高规格的葬具，又埋葬在这么高的地方，我们仅从船棺用材制作的难度和埋葬死者时的用财用力程度分析，就可以说明死者的族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须具有非常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实力，这种能力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而死者也非一般身份的老人。

在棺内，除死者的骨殖外，还出土了一批随葬品，虽然数量不多，但非常珍贵。棺内的碳化纺织品，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鉴定，有大

麻、苎麻、蚕丝和棉布共四种纺织品。它们分别呈棕、土黄、棕黄、和青灰色。其中，尤以那一小块青灰色棉布尤为珍贵，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棉布之一。在商周时期，我国的生产力普遍非常低下，一个死者死后能穿上四种经过加工染色质料的衣服下葬，其中还有蚕丝和连我国中原发达地区都没有见过的的棉布服饰，作为地处武夷山区蛮夷部落的一位老人，能够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足见死者身份之高。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图序》中认为，武夷山船棺的主人“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埋葬制度同一等级的墓主比较，白岩船棺中的死者至少应为当时古闽族部落联盟中的一位首领。

六、船棺的葬俗

以船形棺材为葬具埋葬死者，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葬俗。历史上只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这种葬制，并且必定和死者生前的生活习俗有关。白岩船棺的死者以船为葬具，并且埋葬在濒临水边的高山崖壁之中，说明其生前是临水生活在船上，死后仍模仿生前的生活方式，以船为棺继续使用。武夷山九曲地区的自然环境，正是他们生前生活方式的反映。另外，棺内随葬的那件龟形木盘，也寓意深刻。它除了反映死者生前与水上生活有关之外，可能还有宗教迷信的色彩。龟在古代被称为水母，被视为一种祥瑞之物。在商代，龟甲常被用于祭祀或上贡，在鲁国的诗中提到淮夷奉献珍宝就有“元龟象齿”；《尚书》有“宁王遗我大宝龟”，《禹贡》有“九江纳锡（赐）大龟”的记录；在《礼记〃郊特牲》中，也有供奉祖庙用龟作祭品的记载。在船棺中，

龟盘被放在死者的胸部，显然是子孙对祖先表示敬意的一种重要的“仪礼”形式。

那么，武夷山船棺为什么要放臵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之上？它们有又是以什么方法放上去的呢？我们知道，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对自己的祖先都非常敬重，对先人死后遗体的处理，更是呵护有加，这也是古代各民族产生厚葬之俗的根本原因。白岩船棺的后人把死者安放在高高的崖壁洞穴中，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应是为了保护死者尸体的安全，武夷山属于高山丘陵地带，森林茂密，野兽出没频繁，把它埋得太低，容易受到人为或野兽的侵袭；棺柩高搁在洞穴之中，日照时间短，空气流通，不怕风吹雨淋，又可免受外来侵袭，有利于尸体的保存。

其二，神灵崇拜思想的反映，古人认为，人死了只是肉体停止了活动，他的灵魂不死、还存在，并且要返回天国，成为神仙。宋晁补之《鸡肋集》载：在江西龙虎山仙岩“其高处穴中，往往如囷仓棺椁云，盖仙人所居也”。突兀于平川中的高山，是人类灵魂通向天国的理想桥梁，把死者埋的越高，他们离天国的路就越近。

其三，“忠孝”思想的体现，唐代张族的《朝野佥载》记载：湖南地区的“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阖其尸，三年而葬”，“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弥高者以为至孝”。“五溪蛮”是苗瑶族唐代在湖南地区的先民，其祖先在先秦时代与闽族一样，属于南方的百越民族系统，具有共同民族信仰。为了表示对祖先的崇敬，他们也是行悬棺葬，并且强调将棺材埋得越高越好，以此表达对死者的孝心。

七、船棺葬的葬法

弄清了船棺葬民族的葬俗，最耐人寻味的就是船棺的放臵方法了。它们究竟是怎么放上去的呢？自从武夷山船棺被取下来以后，人们更大的兴趣是对这方面的探索。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为“水退法”。许多人就认为，可能是古代洪荒时期，人们趁洪水涨到洞口时，把船棺搁到洞内，后来水退了，船棺就搁在洞内了。明代的一位年轻人张于垒就认为：“当是尔时，溪流浩荡与峰等，船搁石隙，及蓬莱清浅，顿尔相失”。但是，地质学的质料证明，武夷山的地质形成于地质学上的晚白垩纪——早第三纪，距今大约三千多万年。武夷山的地貌特征是第四纪的新构造运动，地壳的抬升和流水的下切作用造成的。在地质调查中，至今尚无资料证明，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周时代有洪水漫到白岩或其它悬棺葬洞口的高度，因此，所谓用水退法安放的悬棺方法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种，搭架法。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堆土或搭架的方法在岩洞前筑起土台或高架，把船棺搁入洞内以后，再卸土或拆架，船棺就可以放在洞中了。熟悉武夷山地形的人都知道，放臵船棺的地方不是悬崖沟谷，就是临溪峭壁，根本无法堆土或搭架，因此，这种想法也是不合乎客观实际的。

第三种，栈道法。栈道法的提出，主要是受武夷山的崖壁中有许多蚀孔的影响。有人认为，古人可以利用这些蚀孔架设栈道，顺着栈道把船棺运入岩洞。我们知道，武夷山属于丹霞地貌，它的岩石结构主要是由泥沙和砾石沉积构成的，由于地壳的抬升或流水的下切作

用，使部分沙土松弛脱落，形成洞穴。但是，目前调查发现大部份船棺洞穴周围的崖壁并不存在这种蚀孔。白岩船棺的崖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栈道法也不是船棺的放臵方法。

第四种，垂吊法。唐代张族在《朝野佥载》中曾提到，“五溪蛮”父母死，其棺柩是“自山上悬索下柩”安放的。我们从武夷山和各地行悬棺葬地区的地形地貌中，可以观察到：大凡安放悬棺的地方，地势都比较陡，其山高少则20～30米，多则近百米，而且地势崎岖不平，山上树木野草丛生，要把沉重的棺木从山的背后抬上山顶，再悬索下坠搁入山洞，是极其困难的。除非极个别山势低矮、地势较平的地方，可另当别论；但是，棺木从山上下坠，棺体和绳索与岩石摩擦，很可能使棺身受损、绳索磨断、前功尽弃，这是墓主家属所不愿看到的。

从我们考察白岩船棺和以及后来江西省对江西贵溪悬棺吊装取棺成功的模拟实验可以证明，只有吊装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古代机械吊装工具没有出现之前，人们可以先将棺木运到所需安放悬棺的洞口底下（无论沟谷或溪流），然后派人爬上后山顶与洞口对应的位臵，放下绳索，绑住船棺，再由山顶上的人用力收拉绳索，把船棺缓缓的提升；待船棺达到洞口的位臵，再由等待在洞内的人用钩具把船棺缓缓的移入洞中，即可成功（但必须指出的是：江西省在船棺的吊装实验中，使用了现代的“齿轮”技术，这就超越了历史的事实。商周时期，武夷山和贵溪地区基本还处在人类野蛮时代的末期和文明时代的初期，即使在中原地区出现了齿轮，但这里还没有。在武夷山城村汉

城遗址中才出土齿轮，就是很好说明）。我们在武夷山白岩船棺棺盖两头发现的明显的绳索“勒痕”，很可能就是船棺的后人在吊装时，为捆绑船棺，防止船棺倾斜滑落，而在棺盖上挖沟固定留下的遗痕。

八、武夷山悬棺葬的源流与意义

悬棺葬作为一种特殊的葬俗，它是怎样起源，又是怎样流播的？自有史料记载以来，就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根据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调查，在我国东起福建、台湾，浙江，西至云南、贵州、广西，南到海南和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以及琉球群岛，南洋群岛，乃至波利尼西亚群岛，都有悬棺葬的习俗。这些行悬棺葬的民族大多属于海洋蒙古利亚种的特征，在语言上，他们属于南岛语族系统。海洋蒙古利亚人种群是我国北方蒙古人种南下与南太平洋群岛马来人种混血后形成的人种，语言学家认为，他们使用的带南岛语族特征的胶着语，发源于中国大陆的福建省和隔海相望的台湾省，其母语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古越语。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代开始，他们便沿着台湾海峡南下，迁徙到南洋群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定居，在语言、生产工具和生活习俗方面，保留有与中国东南地区民族的习俗和特征。在大陆，悬棺葬的习俗也由东向西发展，经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发展到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乃至南洋群岛。而这种发展路线正是我国古代越族的分布和迁徙路线，与史称的“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的记载相吻合。根据碳——14年代测定的数据排比，出土文物的特征，以及悬棺葬葬具的形制等综合分析，学术界认为：从武夷山地区开始，无论从沿

海向南发展，或由陆地从东向西、向南发展，武夷山地区的悬棺葬在年代和形制上都是最早和最原始的。武夷山地区应该是悬棺葬的发源地。

武夷山船棺的考察，揭开了悬棺葬的神秘面纱。它向人们揭示：船棺葬与其它葬法一样，只是古代民族的一种葬式。它的形成，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当时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关，是人们保护自己的一种选择方式。

从武夷山船棺考察中，我们还发现：远在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古闽人，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对木材的加工的技术也非常娴熟。根据现代的调查，楠木可以分成三大类，十余种，其中就以闽楠木的品种最佳、质地最好，使用寿命最长，而古闽人所选用的棺木用材正好是闽楠，这就不能不让人惊叹不已。根据林业学家测算，要做好武夷山白岩船棺的棺底和棺盖，当时所用两整根闽楠木原材料的长度与直径，都必须要达到8米和0.8米，而他们仅用简单的金属工具，就能把它们凿成船形，并且还要再刻上精美的几何花纹，可见他们对木材性能的认识与加工方法的掌握，是何其到位。

在船棺中所发现的四种纺织品，更是意义重大。大麻和苎麻使用于新石器时代，蚕丝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产物，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对人类的保护和体质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船棺发现丝、麻纺织的经纬度和密度，反映当时地处偏僻山区古闽人的纺织技术已经非常高。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船棺中发现的一块青灰色棉纺织品残片。棉花有粗绒棉和细绒棉两种，它们原产于亚洲、非洲和美洲，并非我国原产。

据史料记载，棉花是西汉中晚期才从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而后才渐渐推广种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东部地区才出现有棉花的记载。船棺中出现的棉纺织品，经检验，与现代我国海南岛地区种植的联核形木棉相似，属于多年生的灌木型木棉。这种棉纱的纤维长，可纺织40～60支纱的棉纺织品。它的出现，证明福建是棉花的原产地；在距今3500年以前，我国已经有了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存在。它的出现，把中国的棉纺织史从汉代提早到商代，足足提前了一千多年。因此，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著名的纺织史专家高汉玉教授曾经高度评价：“崇安武夷山船棺出土的青灰色棉布残片，在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也是研究世界纺织文明史的一项可贵收获”。

（梅华全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