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5篇范文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5篇范文
第一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骨相好的人耐看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人们常说“皮相好的人惊艳，骨相好的人耐看”，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读此书，让我感叹此书“皮相和骨相”都甚好，初读惊艳，再读仍是为之叹服。

我“正正经经”地学习历史六年，虽对历史甚是喜爱，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对他“枯燥、乏味”的评价。

尤其中国近代史，从初中开始反复学习，那些历史事件早就烂熟于心，应试教育下的强行记忆更添乏味。

堆砌罗列的方式讲述历史的史书，会令人没有翻阅的欲望。

先生此书，让我耳目一新，且受益良多，知晓了以往许多我所不知的历史，亦更新了我一些观念。

曾为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儿》沉醉，但该书加入了小说的手法，多了许多趣味幽默，却少了一丝历史的厚度沉稳。

先生此书既比一般史书生动但仍是历史纪录的方式，中和二者，正当好。

一
读书不可不知作者。

蒋廷黻先生幼年入学，从小学习新学，少年时赴美留学，系统学习过西方近代科学文化。

青年时赴法国进行战地服务，当时便体现出对国民的关心，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

后回美国先后修习新闻、政治，后主攻历史。

可见先生对政治是有专业知识的，这对其后来研究历史自当有大助益，毕竟“政史不分家”。

获博士学位之后同年就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后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

蒋廷黻先生是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

后弃学从政，欲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先生是个讲求经世致用
的知识分子。

台湾学者李敖由此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我们已可从先生生平可以看出其是一个有真才实干、有科学知识、有深厚文化基础、有一副爱国心肠的人，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
借浅谈此书之特点论吾所知所感。

特点一，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仅仅只是讲述“近代之历史”，先生惯于联系久远的历史，也常常以后来的事实为据，使读者可以更加通透的理解历史。

如本书开篇就以往的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与英、美、法诸国相比，提出“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

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来阐述其所言“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

”
又如此《中国近代史》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的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讲太平天国起因，并不像通常那样讲“政府苛税”“天灾人祸”“民心不稳”“外敌入侵”，而是从中国惯有的历史走不出的“循环套”。

中国历史惯常是“大乱之后有大治”，大治之后又走向衰败，衰败后大乱起，遂新朝建，大治起，历史又进入怪圈进行下一个循环。

明末大乱，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

“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

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

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

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

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
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

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
如此讲解不仅让读者很好的把握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来龙去脉与历史必然性，也一并解释了中国几千年的起义，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又如第二章第四节“洪秀全失败”中讲发挥重要作用的曾国藩的湘军，蒋廷黻先生联系了几十年之后的北洋军阀。

先生先讲其组建的文化基础与现实条件。

其一，湘军是民间的“团练”所组织起来的一支军队，这种武力保存了乡民的勇敢朴实，加之农民对“匪祸”有切身利益，军队便更加团结勇敢。

其二，“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

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

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

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才干，但这两点虽然是湘军之所以骁勇善战在清朝腐败的军队中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其弊端之起因。

湘军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私有军队的起始，其流弊延续下去并对民国建立后的中国影响甚大。

因为湘军的特殊组建方式，所以湘军“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都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对于国家的概念很是淡薄，遵从长官而不是国家。

“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

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

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

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如先生所言，这自然不能归咎于湘军，这是中国几千年“熟人社会”“家族观念”“乡土情怀”所留下的，其在发挥精神纽带的有利作用的同时也阻碍着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而这种军队形式对中国最大的冲击莫过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的四分五裂，北洋军阀的士兵将领们并不知什么的国家天下，他们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有军队而是袁世凯的私军，都听从自己的直接领导者。

所以在袁世凯去世之后，他手下的将领们便失去了领导者纷纷做了“小袁世凯”。

先生此书的
讲解解答了我对于“为何袁世凯死后便出现军阀混战”的疑惑。

中国在民国初建后正逢列强忙于备战无暇顾及中国，又加上国家新建，革命之威尚未散去，本应是一鼓作气奋起直追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袁世凯一死军阀混战把国家再次拖入混乱。

容我们设想，这错过的十年光阴若用于建设国家上，后来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巨大悲痛耻辱是否可以避免呢？中华民族在近代一次又一次错过崛起发展的良机，今日想起，国人仍不免心痛。

特点二，人物、事件立体，“有血有肉”。

此书短小精悍，用六万字诉说了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但较之历史教材，增添了许多细节，叙述与议论并重，人物更加突出，事件更加连贯与丰满立体，引人入胜。

特别是人物的记叙与分析，使这些历史上的人物更加立体真实，使读者更好的把握了这些人物的性格思想，也就进而更好理解他们的行为。

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也就没有历史事件便不成历史。

当我们理解了历史中的人物所作所为之后，也就理解了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始，理解历史中的大大小小事件也就是理解历史。

读完此书，令我触动最大的人物是李鸿章。

李鸿章，晚清重臣。

大多数没有去了解过的人，对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或是“西太后的代言人”“晚清政府的走狗”“卖国贼”等，甚至于其曾外孙女张爱玲也常被提及她与李的这层关系。

特别是上个世纪邓小平同志的一句“我们不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更是将李鸿章推向了罪人的刑台。

但走进历史，李鸿章当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臣吗？
诚然，李鸿章大约算不上功臣，一来洋务失败，北洋覆灭，甲午战败，二来大多丧权辱国条约都签自他手下，算是卖国的代理人。

于历史进程而言，李鸿章的确没有什么功劳，即使是图强的洋务运动也因为让晚晴苟延残喘了几年而贴上了耽误的标签，至于当时或许万般权宜后签订的条约，放在历史里，后人却未去细细体会当年的为难，只看条约给国家带来的伤害。

但我从这本书中看见了他的另一面，一个有才干，有远见，在种种艰难中苦求国家富强的臣子。

李鸿章曾对恭亲王上书说，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还看出日本的快速发展，从明治维新种看出日本的威胁，并认定改革必须先培养人才，呼吁改革科举制度，让新学子学习科学文化。

在1864年李鸿章就已经看出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且深感中国所受到的威胁，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

像蒋廷黻先生所言，“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
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无疑是有功的，既然我们承认了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重大影响与积极作用，那便不能够以洋务失败否认其贡献。

况且洋务失败更多的是历史社会原因，洋务派的努力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北洋覆灭，甲午战败，其自然是要负责任的。

《辛丑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却也不是其一人之过。

邓小平说“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但李鸿章能称得上是清朝的领导人吗？中国人一向惯于给人物定性，将人物脸谱化，用事件定功过，只看结果。

又或者，一过毁前功，李鸿章一生，且不恰当地说，算是“前功尽弃”吧。

历史纷纷扰扰，武则天尚留无字碑，后人难以复制历史，对古人的评说也就始终隔了岁月的隔阂，终究是难以完完全全定下结论。

“好书不厌百回读”，一本写得好的史书更是如此。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 历史总能给后人，以启迪和明鉴。

第二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图景，笔者认为，李鸿章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词是对其最好的概括。

而蒋廷黻先生便是对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忠实纪录者，他的《中国近代史》也正是在讨论一个主题，那便是近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究竟应该怎么走，对此他提出的主要方案是：近代化。

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中国近代史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本被蒋廷黻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

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这本书是最早提出中国的强国之道在于“近代化”。

哪个国家率先“近代化”，哪个国家便占据了主动。

书中说，英国领先全世界率先“近代化”，从而变成了第一强国。

他还举出土耳其、日本、俄国、土耳的例子，讨论“近代化”对于国家发展的突出意义。

书中多次提到“近代化”这词，由此可以认为，他是以这个独特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

他曾无数次的号召，中国人民走向“近代化”的路程。

若说对其评价很高，笔者想这个观点一定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真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唯一途径吗?“近代化”的理论真的毫无缺陷吗?
这里笔者不单独论述“现代化”范式下中国近代史的编写态度，在这里，笔者以蒋廷黻“洋弟子”费正清的“冲击-反应”原理来讨论“近代化”理论的弊端。

8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

而“冲击-反应”理论正是现代化范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现代化范式是什么?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总结为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

“冲击-反应”理论也正是如此。

但问题在于：“冲击-反应”是社会进化论学说和国家有机体学说，将人类的生老病死用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之中，国家也因此生老病死的特征。

那么，由此延展出来的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过程，是一个单线程不可逆的过程，那以此推断，这个国家走的
是什么发展过程呢?显然是一个走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程，一个西方化的发展过程。

用一个常见的词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叫“欧洲中心论”，暗含的意思就是中国也应当并且必须按照欧洲的道路走。

在这个体系下，显然列强是冲击，中国是反应。

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个，冲击的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动态的文明，反应的文明是一个静止落后的静态的文明。

第二个，这个静止落后的文明只有在发展进步的文明的触动下才会发生改变。

第二点用赫德的话来说就是“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变革还很远。

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候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这里可以看出冲击回应将传统和现代对立，将传统看作落后，将现代看作先进，又走上了西方路线唯一的道路。

第二点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主义，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体作用。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两半社会的独特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没有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谈不上社会转型的成功。

“冲击-反应”理论简单的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总结为转型的过程，是非常片面不合理的。

而“近代化”也正是“西方中心论”思想下的产物，是单纯的“西洋化”，而非通俗意义上理解的“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

在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的时候，更应当注意这个理论对于本书的影响与我们现实思考时的角度问题。

但具有“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中国近代史》是否就不具有可取性呢?答案当时是否定的，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

而我们正应当把握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条件限制下，他不得不寻找发展的捷径，而学习西方正是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应当站在多重立场上考虑他对于“近代化”问题的解读与看法，不能只站在现在或当时的视角下给予片面的评定。

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内外”问题。

蒋廷黻先生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对于国际形势的把握切中肯綮，但令笔者觉得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的阐述角度却始终以“内”为主。

1938年蒋廷黻用两个月时间写就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略的危机之中，同时也是中国开始现代化改革的百年之机。

“外交虽紧要，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

”他的这本著作即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体现了他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

正如他在全书的《总论》中说到此书的写作宗旨是：“现在我们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

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但我们也可以体悟到贯穿始终的外交线索对于作者行文思路的影响。

最后笔者要讨论的问题便是书中对于人物新颖独特的评价问题，相对于其他学者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最打动笔者的地方便是别出心裁的人物评价，以林则徐为例：提及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著名诗句可谓耳熟能详。

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百战百胜、忠君爱国。

历史对其的评价也多是褒奖。

而在作者看来，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

”晚清士大夫最忌惮清流指摘，林则徐在海疆一线，深知中国器物不如西方，必须改革，可是林则徐不敢说。

因为在北京朝廷的清流们，对西方器物一无所知，如果林则徐提出改革，势必会说他扬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倘若失了名誉，当官就难了。

由此不得不联系到书中另外一个见解：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一个人提倡维新，有十个人反对。

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能够发现维新才能救国的远不足十分之一，而能够公然提倡维新并身体力行的，更是少之又少，毕竟提出者总要遭到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对。

郭嵩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西欧时，努力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
认为不仅仅是器物，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值得中国学习。

他的这些超时代言论自然是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说他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故而旧时的中国官场造就了一大批如林则徐、李鸿章这样的政治两面人：一方面，公开场合上坚持维护政治正确，不敢说朝廷一个不字;另一方面，私下里洞悉中国不如西方，必须加紧变革。

所以，作者认为“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

……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

”其实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颇有远见，但是他们都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

林则徐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也正因如此，在他笔下的林则徐由此形象鲜明同时极具代表性，这也反映出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特点。

综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次追寻近代中国的复兴之路的拓荒，他的历史研究观对于后世学者的近代史研究有着奠基作用，对于近代史的阐释也符合当时对于近代中国复兴的求索，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荒原”，不仅如此，“墙里开花墙外香”，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国内外研究领域都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影响。

第三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在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之前，我曾经对这本书抱有一丝怀疑的态度.因为纵观中国近代史这200年，可以说是无比关键的，中国正在从一个古老守旧的大帝国转变成一个追赶世界脚步的半现代化国家，中间的辗转可谓一言难尽，然而蒋先生却能用不到300页的文章的将其描述，而且更令我吃惊的是，作者对治学研究之精细严谨，对历史剖析的独辟蹊径，对历史本身的还原，都是大大超出上世纪40年代的学者的眼光，读完后，亦能让读者沉思
提到清朝，大家脑海里一定会觉得，那无非是一个签条约，割地赔钱的腐败无能的时期，实际上在18世纪并非如此，时人甚至有一种大国崛起的感觉。

虽然之前有西汉著名的“丝绸之路”，明朝的“郑
和下西洋”，但是直至19世纪，我们和西方世界并没有正式的外教关系，而周边的国家多是当时例如高丽，越南等弱国因此，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都是以一种居高者的“天朝上国”的大国姿态嗷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人骄傲自满而不思进取已经足以使其一生得过且过，碌碌无为。

一个国家的心态倘若如此，那便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皇帝带着自上而下的大臣士大夫阶级平民百姓一起坐进观天，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集了天地日月间最发达的科技！而此时西方国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近代化的轨道中。

在广州的十三行，为中外通商的要地。

然而那时的中国处于一种经济自给自足的地位，在与外商通商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

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只不过是为了多卖点商品多获点利益，而中国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市场的状况阻碍里资本的剥削，因此原本的资本主义一跃而起变成了帝国主义。

导火索便是鸦片禁令。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

在这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俊杰终于意识到中国的硬件比不上完成了工业国家的英国。

比如林则徐。

蒋先生在书中指出: “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

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我认为哦）”；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这些是阻止中国近代化的三座大山，而作者眼光无疑是非常尖锐的，在下（中二了一点？）认为这三个问题的巨大影响力至今尚存，需要深思熟虑.首先是守旧性，中国经历了长大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大多接受孔孟之道的儒家精神，中庸之道深入人心，然而变革必然要遭到别人的反对，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变法运动都以失败告终，此后，人们渐渐更多的不思进取，墨守成规。

举例而言，儒家的士大夫精神规定读书只有做官这一条出路，而以八股古文为题科举考试流行千年，似乎成才的路只有一条，恒古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