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铸剑》复仇意识

从历史的复仇到现实的复仇
——浅析《铸剑》的复仇意识
摘要：复仇是人类最激烈的行为之一，有冤必申、有仇必报，自古如此。

而鲁迅的《铸剑》中由铸剑引起的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仇恨，眉间尺的父母、眉间尺和宴之敖都是反抗的一族，尽管报仇的目的不同，但在复仇的过程他们每个人所展现出来的反抗精神都是相同的，作品中经过眉间尺的父母——眉间尺——宴之敖，复仇主体的转移来突出复仇精神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从而反映鲁迅对黑暗现实革命的态度。

关键词：鲁迅；《铸剑》；复仇意识
（一）贯穿其中的复仇主题
《铸剑》作于“三•一八”惨案以后约半年多光景。

“三•一八”惨案的血痕，使鲁迅总结出了“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经验，对于历史，鲁迅有着比同时代其他人远为清醒与深刻的认识，也怀着更为强烈与深切的憎恨与否定。

在看待历史与传统时，鲁迅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是从其本质来进行观照的。

《铸剑》的故事本来自于《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中记载的“三王冢”的故事。

原来的故事极为简短，如《列异传》的记载如下：
“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

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

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

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

’及至君觉，杀干将。

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

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

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

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

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

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

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

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

”
这则原始故事承载着厚重的复仇意识，这也是它被选中作为小说素材的原因。

但值得重视的是，鲁迅在展开充分想象的基础上，把这一数百字的记载扩展成了一篇惊心动魄的小说，使其具有了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品格。

为了使人物更加生动、逼真，鲁迅写出了眉间尺性格的变化：他开始的时候优柔寡断，胆小
怕事，对一只落水的鼠，时而痛恨，时而同情，引起了母亲的忧虑。

后来得知父亲的冤情之后，他迅速成熟起束：“眉间尺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就觉得每一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

”[1]于是毅然踏上了复仇之路。

眉间尺的转变，证明复仇并非人之天性，而是现实逼迫的结果。

小说由此体现出了深刻的批判力量。

可以看出，《列异传》中故事的主题是复仇，是讴歌被压迫人民向暴君反抗和复仇的精神，可以反映出阶级社会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

但不论是《列异传》，还是稍丰满一点的《搜神记》，都只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赤”只是单纯报家仇、报父仇；“客”只是个行侠仗义的替人报仇、不惜生命的英姿勃勃的古代勇士。

然而，经过鲁迅再创作的《铸剑》，与这则古代传说的主题思想有些什么区别呢?《铸剑》中融人了怎样的现实内容，被赋予了哪些新的思想意义呢?
几十年来，许多《铸剑》研究者都对它的主题发表了极为正确的意见，认为《铸剑》最重大、最鲜明的主题是复仇，并对这个“仇”阐发出崭新的、深广的含义，这些都完全符合作品的内容及作者的创作思想。

《铸剑》的主题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个人的复仇升华到自觉地为普天下千百万被侮辱、受迫害的人民群众向反动统治阶级反抗战斗的重大主题。

这个重大主题通过黑色人的形象表现得尤为充分。

当眉间尺报仇无门、走投无路，听说黑色人要给他报仇时，说：“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黑色人立即拒绝对其“义士”的称呼，说道：“啊，你不要用这种称呼来冤枉我。

”眉间尺又马上说到：“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黑色人见眉间尺还不能理解他，便全盘道出了自己的思想：“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

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

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你的就是我的”。

我们知道，鲁迅创作《铸剑》是很认真的，揉进的现代生活的细节是很少的，但笔者认为黑色人上述的话是属于现代生活细节的描写，很显然，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是说不出那样的话的。

鲁迅为什么不惜笔墨让黑色人说那么一通话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体现作品为国报仇的主题；其次在这里也随手给那些口讲仁义、心如蛇蝎的封建阶级的伪君子、精神资本家以一击[2]。

表现出主题的广度。

《铸剑》的为国为民复杂的主题还可以从作品中的诗歌表现出来。

鲁迅在
1936年3月28日给日本增田涉的信中说：“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

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

”诗歌的“意思都不明显”并不能说明没有意思；“难以理解”并不是说不能理解，我们只要仔细地体味，是可以咏出诗歌的意义的。

黑色人在走向王城和站在王宫金鼎的沸水旁，各唱了一首歌；眉间尺的“头”在沸水中，“面向王殿”也各唱了一首歌，这四章歌词十分雄壮，贯穿着“爱”和“血”两个字，大有为国为民慷慨捐躯的悲壮气势。

他们充满“爱”和“血”的反复咏唱，可以理解成“爱人民啊，爱祖国啊，我要以我的血去换暴君的血，不让万民再流血啊!”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女师大风潮”到“三·一八”惨案，鲁迅看到了反动派的凶残和狠毒，也亲眼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多少“中国的脊梁”在同反动派斗争时所表现的威武不屈的坚强意志和殒身不恤的英雄气慨。

他们为苦难的中国流血牺牲，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报家仇，而是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自由、幸福，奋不顾身地反抗腐朽反动的统治者。

同时，鲁迅也亲身参加了向封建势力、军阀统治者的斗争。

在长期斗争中，鲁迅树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为国为民向反动统治者复仇的思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的座右铭。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鲁迅创作出《铸剑》，表现为整个劳苦大众复仇的主题是必然的。

《铸剑》不仅对古代传说的主题思想升华到崭新的高度，赋予了深刻的意义，而且结合革命现实表现了更为深广的思想内容和批判意义。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一贯对愚昧、麻木的国民性的厌恶态度，他不断针砭那些如鸭伸长脖子的看客；不断暴露那些动不动则跪下去的“百姓”；时常鞭笞那些对统治者“很忠愤”、“咽着泪”的封建走狗、御用文人以及当时的迷信之风。

更精彩的是《铸剑》第四节的大力“铺排”。

作者根据传说中“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如此简略的记述，描绘成一千余字的一幅漫画，极力绘出了王后、妃子、大臣、武士、太监等的昏庸无能、卑琐可笑，对这帮反动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表示出高度的蔑视和无情的讥讽[3]。

这难道不是对当时统治阶级及其走狗们的无情批判吗?
从鲁迅有意识地表现为国为民反抗和复仇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作品宣传
了反抗必须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武装暴力革命思想；并且特别宣扬了不妥协、不懈怠、锲而不舍、永远进击、彻底革命的战斗精神[4]。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在划时代的小说《狂人日记》中喊出了“救救孩子”的最强音。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思想革命发展成政治革命。

国共合作时期，鲁迅在小说《长明灯》中发出了“放火”的高呼；在北京期间，鲁迅与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展开过短兵相接的激烈斗争，并亲身经历了“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

血的教训使他透彻地认识到：仅靠笔和纸，单凭徒手请愿是不能战胜残暴的“屠伯”们的，刘和珍们的血是不能浇灭敌人的凶焰的[5]。

1926年 10月鲁迅从北京到厦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使他欢欣鼓舞，也更使他感觉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他决心离开“正人君子”们的厦门，到革命的中心广州，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7年 1月，他来到广州，很快便又察觉到，“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和别的地方差不多。

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满街的标语“红中夹白”。

他意识到革命应是相当彻底的，否则“落水狗爬上岸来咬人”的悲剧定会重演，因此，他在《铸剑》中进一步宣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思想，号召人民“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
（二）主要人物的复仇意识
从文本来看，其叙事结构的设置是一种双重嵌合式的结构：一是眉间尺在黑色人的帮助下向暴虐的王的复仇；一是黑色人的复仇。

在文本表现中前者显，后者隐，特别是在眉间尺自刭之后的情节中更是由分而合一体二面式地有机融合了。

从仇恨的源起，复仇的过程和结局来看，眉问尺这一结构所承载的意义无疑是在平民向虐政的反抗，是深藏在“民魂”中值得宝贵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6]。

它虽较之一般的反抗更多诡异的色彩与瑰丽的景观，但依然未能超出“惩恶扬善”的意义值阙，叙事者对其投射的情感评判也是强烈而鲜明的认同与张扬。

可以说，此处审美情感与艺术表现并未呈现出复杂与超越状态。

文章的开头用了大量的篇幅写眉间尺戏弄老鼠的情节，充分展现了眉间尺优柔寡断的性格。

面对着落入水缸的大老鼠，眉间尺想杀又不忍杀，欲放又不甘放，
多次的徘徊犹豫，最后却在无意中一脚将老鼠踏死。

杀了老鼠后，又“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

这样一个缺乏果断的人，要完成杀死国王为自己的父亲复仇的重任，简直是不可能的，难怪眉间尺的母亲要失望了。

毕竟眉间尺身上流淌的是英雄的血，是伟大的坚强的母亲抚养大的。

当他听完父亲的故事后，“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根毛发都仿佛闪出火星来。

他的双拳，在暗中捏的格格地作响”…‘。

但对于一个没有经过生活的磨难，年仅 16岁的少年，他的性格无疑是不稳定不成熟的。

虽然他有勇气，但一到具体的行动，缺陷就马上暴露了出来。

听完母亲的叙述后，他决心要“如无心事一样，倒头便睡……可翻来覆去，总想坐起来”面对着仇人，他顾虑重重，既担心伤了无辜的群众，又害怕踏伤围观的儿童，动手时被“这样的少年”一搅和，便束手无策了。

想走，走不了；决战，没有对手。

万般无奈下，只好眼睁睁看着仇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脱，他的身份也被暴露。

眉间尺的复仇，注定要由另外的人来完成。

黑衣人一出场就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性格，他“黑须黑眼睛，瘦的如铁。

面对着干瘪少年的无理取闹，他只是“举手轻轻地一拨干瘪少年的下巴，并且看定了他的脸”，干瘪少年“向他看了一会儿，不觉慢慢松了手，溜走了”。

黑衣人的形象，让我们想起了《淡淡的血痕中》的叛逆的猛士，他“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未生”，以至造物主在这样的猛士面前“怯弱者，羞惭了”。

眉间尺遇到的，正是这样的猛士，他似乎来自人间，却似乎又不在人间，瘦如铁，黑似鬼，象征着黑衣人坚强的性格。

当眉间尺称呼他义士，问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复仇时，他说：“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你不要再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我的魂灵上有这么多人所加给我的伤，我已经厌恶了我自己，聪明的孩子，告诉你吧，你的就是我的，他 (眉间尺的父亲 )也就是我”。

他要报的不是自己的私仇，而是社会的仇。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认识你一样，但我报仇，却并不为此”。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黑衣人的复仇，与中国传统的侠义文化是有联系的，然而，他决不是古代侠客的翻版，而是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美学内涵。

他不再是中国传统的侠义形象，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指南已不再是劫富救贫、替天行道这种传统的伦理观念，而是带有了西方现代
文明的因子，其中的核心是西方l9世纪以来的个性主义，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它既带有尼采式的超人哲学的思想，又拥有墨子的为民效命的情怀，它是中西文化混合后的产物，是鲁迅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的理想人物，同时也是鲁迅自己精神的写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眉问尺的父亲。

他让儿子复仇的原因在于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所要复的，只是自己个人的私仇，也就是说，他是个人性质的，而非社会性质的。

从这一点来看，只为一己复仇的人，绝不是鲁迅心目中理想之人物，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复仇之人是黑衣人，他便是鲁迅心目中的复仇之神[7]。

可见，黑色人这一“复仇者”，是截然不同于历史的“侠义之士”。

而是“我憎恶我自己”“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的觉醒者，是鲁迅借着((铸剑>)在进行着自我解剖。

这篇小说创作于1926年其自我复仇与自我毁灭的方式从某一程度上正应合着《孤独者》魏连殳的自我毁灭，不过前者重在启蒙者与民众，而后者重在主体与历史。

同时我们也可听到野草中，“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8]的共鸣，更可感到他“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创痛酷烈。

先不论眉间尺的复仇和“黑色人”的复仇，最终都归于无效。

且说这种无效的处理方式，可说是鲁迅式的处理，是一种既能入于内又能出之于外，既非单向认同也非一无批判，而是一种超越性的呈现。

(三)结语
主体对历史的仇恨，并非“只有到死亡才会停止，”“而是在死亡之后犹存：仇恨是针对在自己的存在之中自由地是他曾经是的东西的活人而发的，我是我的过去，如我不是的话，那对我而言，对任何人而言，我的过去将不复存在了，过去也就和现有没有任何关系了，这绝不意味着我的过去可能不存在了。

……但应该正确理解的是，我没有把存在赋予我自己过去，换句话说，我的过去并不是作为我的表现而存在的。

这种对过去与历史的处理方式，在现代文学中可说是独无仅有的，而这也正是他对历史进行观照时最为深刻的所在。

因为中国“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
运命”“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在此，我们不仅又想到了他所说的“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绝望的抗战”……而这是鲁迅人生哲学至为核心的内容，也是他赋予“三王冢”这一历史故事最为现代性的内涵，他也借《铸剑》唱出了蕴藏于灵魂深处沉浊而悲壮的抗争之歌……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汪晖.反抗绝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郑家键.被照亮的世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6]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M] t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郑家建：《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一一 <故事新编 >诗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版，第138页。

[8]鲁迅.鲁迅全集：第 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