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管理学中的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在管理学中的现代意义

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无可否认地落后于西方，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从事众多研究时，几乎是言必称“西方”。但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学海中，中华民族的儒家思想却占据着不俗的地位。一九九三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称：若没有一种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人类迟早会面临混乱或专制的威胁，没有全球伦理就不可能有美好的人类未来。大会宣扬了两条伦理金律，其一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是一条人道原则：把人当作人而不是物。杜维明先生认为可翻译成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学思想。《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诞生，无疑是在涉及人类共同幸福的公共事物管理层面上，对儒家思想寄予了美好期盼，这是一份厚重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荣幸。

儒家思想源于华夏文化，兴于春秋战国，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的进程中，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成熟、稳定地支配着中国管理者意识和行为的核心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价值取向。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许多西方现代管理理念不仅十分形似，而且更富有中华文化的神韵。因此，当今中国的管理者们，必须通过对它的解析、扬弃，将其合理成分和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既为我们的精神注入祖先的智慧，又要坚决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一、仁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

儒家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仁学”。“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中轴，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尽管儒家仁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仁学中那些超越时空的合理内容，在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价值观层面，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与儒家仁学似有一脉相承的取向，但儒家仁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和生动，值得我们用心思索。儒家的仁学思想肇始于孔子，对仁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1.仁者爱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而“爱人”又具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为忠；其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为恕。二者结合起来即为忠恕之道，是把他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承认其是人，并且值得爱。“爱人”不是具体的规定，而是一种一般的精神，它是仁的基础。

2.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自周朝之初统治者就开始了纳礼于仁，以礼作为人的道德规范的步伐，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之道就是仁与礼的统一。

“克己复礼为仁”，意即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感情欲念，使之符合于礼的规定。也就是说，实现仁必须首先从自我做起，把自我的道德修养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同时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我道德修养的归宿。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3.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

“五者”即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在此深化了仁的内涵，拓展了仁的意义界域，丰富了仁的内容。在这层含义上，仁几乎包含了孔子推崇的一切优秀道德品质，成为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

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孟子的继承和弘扬。孟子指出：“仁者，人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即“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孟子的仁学思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所表现，在经济上，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在孟子看来，人有恒产，方有恒心，而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僻邪纵。在政治上，孟子的仁政思想首先注重民心的向背，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还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思想。

孟子与孔子论仁的角度不同。孔子重在讲个人的仁德修养，孟子重在讲君主的施行仁政。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提倡的仁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还不是一种政治学说。孟子将仁的思想演绎到国家治理领域，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封建社会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子强调君民之间正确的关系应是这样一种状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关系而非绝对的关系，这正是儒家以人为本的真正内涵。孟子认为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指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以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就必须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轻民众的负担，才能使民众安居乐业。

从仁学的视野看，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儒家重视以德为本的人和关系，但在所谓的工业文明社会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迅速提高，与环境的大面积破坏、物质的丰富和心灵的落寞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机械性渗透到人格关系，造成了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异化。人的价值、自我意识、想象力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原理和技术以及产业秩序而被扭曲，导致现代文化失去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根据而日趋枯竭。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重民、爱人”思想给人的启迪就在于，管理者不能把人看作工具，管理过程中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而应当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一点恰好反映了现代管理的大势所趋——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思想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维护国

家安定，保持人际和谐，提高人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仁者爱人”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本性，而且还是人类一切协作关系中最基础的要素。

当代管理学权威美国的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管理人员承担的就是要使人发挥效用的责任。一个团体只有先解决了人的问题，使其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目标一致、努力工作、荣辱与共，这个团体才有发展的不竭活力。因而，儒家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应有纠偏救弊之功效。以“仁”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则是管理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二、“中庸之道”揭示了管理依循途径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孔孟的中庸观主要论述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但已具有方法论的萌芽，经宋明理学演绎之后，儒家中庸之道便明显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在孔子看来，中庸之德是君子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君子人格的最高道德标准，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即中庸之德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孟子对孔子的“中庸”思想加以发挥，提倡君子“中道而立”。从管理学的视角，孔子总结舜的统治经验是“叩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的“两端”即矛盾的对立双方，“中”即对立双方的统一、协调、均衡的交叉点。故“叩其两端”的方法，是含有两点论，反对片面性的辩证思维方法。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慎独自修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其文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别人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地方也十分谨慎，不说违背道德的话；在别人看不见自己行为的地方，也时刻谨守中庸之道。要做到至诚、至仁、至善、至圣，就必须坚持慎独自修的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其乐无穷，其用无穷，其功无穷。

忠恕宽容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忠恕之道在《大学》里被称作“矩之道”。《大学》记载：“所恶于上，毋（勿）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这谓矩之道。”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不论是忠恕之道还是挈矩之道，其实质都是仁慈博爱，都是要求人们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一思想源于孔子，曾子将其概括以传于世。《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挈矩之道。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