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研究在中国(1984年

生态文学研究在中国（1984年
摘要：以“中国知网”和互联网为主要资料来源，通过使用文献检索、数理统计等方法，对1984年到2013年的三十年中的生态文学研究情况进行了统计。

各林业部门主办了林业报刊副刊，科学界主办了《大自然》、《绿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等众多生态文学杂志；国内公开发表的生态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文献共有3 372篇；成果书籍129部；著名的大型国内外会议数十次等；整体上讲，我国的生态文学已取得了许多成绩。

但是，我国的生态文学研究仍未系统化、全面化，有待向生态美学和生态人文主义方向拓展。

关键词：生态文学；历史与现状；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67-03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态文学植根于中国土壤开始，至今已有三十余年。

虽与西方生态文学研究历史以及取得的成果相比，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起步晚、成果少，但是在众多热爱文学研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仁人志士的努力下也取得了累累成绩。

一、历史与现状
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1854年，梭罗）的出版标志着生态思想传入中国。

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瑞秋·露易丝·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1907—1964）发表长篇文学性很强的
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1962年）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1]。

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我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

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我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生态文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众多学者对其含义进行了研究，如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诺先生在《欧美生态文学论丛》（2003年）中说：“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
社会根源的文学。

”张皓认为：“生态文艺由来已久，盖因人们处在生态之中，感受到生态的存在或者危机，往往情不自禁地歌咏之，描画之，于是有了生态文艺。

我们可以将那些描写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与自然的对话，展现精神状态的艺术及有关作品称之为生态文艺。

”并且张皓认为古代文艺中体现的生态意识也是生态文学思想的萌芽形式。

鲁枢元在他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一书中提到“从近年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来看，被称作‘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的创作运动已渐渐汇成浪潮，一批优秀的生态文艺作品也已蔚然壮观。

近期以来称作的‘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那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生态文艺。

”他认为狭义的生态文艺是停留在仅限于对自然状态危机关注的文学，而广义的生态文艺是关注精神状态的文学。

但事实上，在中国，生态思想的萌芽古已有之，具有生态意识的
思想家不乏其人。

《论语》中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孔子将人与自然的审美智慧和道德智慧统一于生态智慧的内涵；用带有生态意识的审美视角来审视和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2]。

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后来的庄子提出了以“真”为核心概念的美学和哲学思想，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阐明了万物源于道，源于自然的思想[2]。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到汉代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王充在老子的生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观点，将“气”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本身联系在一起；董仲舒继承孔子的“尽善尽美”思想[2]，提出了“仁与美”一体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道家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思想，发展了“仁之美者在于天”的美学思想，认为“仁”和“美”是源于自然万物，是自然万物内在特质的外在表现。

2002年，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术语被引进中国，因其与我国现实的紧密关系，短短几年就引起我国生态文学学者的重视，得到快速的发展。

2003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被作为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一书问世，以及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撰写的“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这些著作无论是在欧美生态文学思想资源的挖掘，还是对欧美历代文学作品的重审方面对后来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6年，张华的《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及他主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也相继被出版。

2010年，“跨文化视野中的生态批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筹备成立了中国青年
生态批评学会，2012年由时代书局策划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府也不断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稳健发展，并得到政府的鼓励。

都促进了生态批评的蓬勃发展，如各林业部门主办了林业报刊副刊、科学界主办的《大自然》、《绿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等众多生态文学杂志。

此外，一些非生态文学刊物和各级报刊，如《人民日报》开设了“人与自然”栏目，让人们认识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反思对自然的破坏、激发保护自然的热情。

1984年至2013年期间，我国公开发表的生态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文献共有3 372篇①（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生态文学”为条件进行全文检索），其中，仅2012年1月到2013年6月这半年时间内，论文发表有690篇。

此外，在这三十年间，有硕、博士论文151篇——博士论文12篇，硕士论文139篇，报刊文章176篇。

但就文献引用情况（表1）来看，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被引用百余次以上，这足以说明这三位在中国生态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

二、研究成果
自1985年以来，中国文坛上活跃着众多的生态文学作家，在其潜心的研究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涌现了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诗歌等非理论研究类作品、研究需要的专业
类和理论类作品。

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中国，另一种危机》、《绿梦》、《倾听大地》、《守望家园》、《地球传》、《长江传》、《国难》等。

其中，《伐木者，醒来！》棒喝环境破坏行为，警醒了中国人环境保护的思想，其作用可与《寂寞的春天》在美国的威力相比。

沙青的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皇皇都城》、《依稀大地湾》，特写集《平衡木上的跳跃》，小说《个人道德》、《绿色备忘录》等。

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遥远的虎啸》、《秦岭大熊猫》、《蛇胆的诉讼》、《国宝和它的保护者》、《北京古树群》、《告别伐木时代》、《林区与林区人》等，他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野生动物的命运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从而揭示出珍稀动植物遭摧残的现状和生态遭破坏的现实，告诫读者：保护野生动物，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改善人性和人类灵魂的过程。

这些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