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2012年12月
第4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December 2012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殎
殎殎殎No．4研究述评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雷玉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关键词］东南亚；华人研究；排华问题；身份认同；台湾学者；戴国辉［摘要］论文总结了戴国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解决思路。

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战后的排华运动是将华侨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代罪羔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单一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

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解决思路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建立多民族国家内的“自立与共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4.33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5162（2012）04－0068－08［收稿日期］2012-7-15；［修回日期］2012-10-31［作者简介］雷玉虹（1964—），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历史与政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华侨华人问题等。

*本文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

Tai Kuohui's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EI Yu-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Key words ：Tai Kuohui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dentity ；
Chineseness Abstract ：As a historian who also dabbled in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Dai Kuohui perceived Overseas Chinese issue in Southeast Asia as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Pax Sinica and the formation of Pax Bratinnica．He pointed out that the so-called Overseas Chinese problem in Southeast Asia was actually the vestige of West colonial legacy that used Chinese as a scapegoat to shift people ’s resentment away from the ruling class．This legacy still poisone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s well as their ethnic relationships after they attained independence．While he called for strict defini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who should be distinct in terms of their adopted countries ’citizenship ，he supported their maintenance of their Chineseness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He criticized ultra-nationalism that was once pervasive in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myth of “One Nation and One People ”，and he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 “Paradoxical Dynamic Identity ”，with which all ethnic groups could enjoy “Self-help and Symbiosis ”．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融入世界，华侨华人问题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影响日益显现。

如何厘清华侨华人与其住在国之间的关系从而采取适合时势的侨务政策与对外政策，已经成为关乎我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华侨研究的重量级学者之一，同时也曾是华侨社会之一员的台湾籍历史学家戴国辉教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知性遗产。

戴国辉教授1931年出生于台湾，1955年赴日留学，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作为第一位外国人学者在亚洲经济研究所从事了10年台湾经济与华侨问题相关研究。

1976年，戴国辉转任东京立教大学史学部教授，1996年退休回台，2001年终老故土。

戴国辉的研究视野非常宽广，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学、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台湾问题及台湾近现代史、华侨问题并涉及第三世界、殖民地问题等。

①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戴国辉华侨研究的重点，他认为，东南亚是海外华侨华人最重要的居住地，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经济社会地位既特殊又重要，因此，“欲正确了解今后东南亚政治、经济、社会动向，都不能忽视各国的华侨问题”。

［1］戴国辉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论述内容极为丰富，对我们理解今日东南亚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大陆学界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本文择其要者，简要介绍其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视角及其提示的解决路径，以期能为我们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
戴国辉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尖锐的问题意识，动态、立体的历史观，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和宽广的研究视角，兼具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

他将华侨的形成放在以中华思想及朝贡贸易为基础的亚洲传统的国际秩序（Pax Sinica）的解体与以经济与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英国霸权（Pax Britannica）的形成与成熟的过程这种世界史的宏大视野内来进行思考。

他认为，西欧的近代以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契机而诞生。

此后兴起的西欧巨大产业技术文明将非西欧世界卷进西欧化大潮流之中，将世界变成一个有机体，这种冲击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持续地进行着。

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则是这种世界史、人类史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产物。

他通过将华侨与犹太人、美国黑人、非洲的英国籍亚洲人（即非洲的印侨）、旅外的日裔，乃至日本境内的朝鲜人等进行比较研究，来探讨其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从本质上把握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

（一）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的历史产物
戴国辉认为，虽然明朝已有中国移民自主赴东南亚开发，但今日东南亚华侨华人祖先的主体是在19世纪欧美殖民地开发之后才开始大量移居的。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华南一带因英国资本主义的进入而发生农村经济、社会的解体，出现了不得不外出流浪求生的农民。

清政府1842年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清朝的海禁政策形同虚设，形成了苦力贸易（又称为猪仔买卖），大量的中国劳工被带往世界各地。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首次公开承认本国人民出国到海外的自由。

与此同时，自1833年英国颁布了奴隶废止条例后，其他西欧国家也相继颁布了黑人奴隶禁止条例。

19世纪后期东南亚发生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全面殖民地化，使得对代替黑人的中国劳动者需求变大。

两者在某种连动作用下，渐渐地形成了现在的华侨社会。

所以，东南亚华侨是世界史的产物。

东南亚华侨是因应欧美殖民地开发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而来到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在维持、再编与强化殖民地农村秩序的同时，将农民固定在农村，然后再将印度人或中国人作为殖民地统治中间机构的担当者来使用，而他们自己则尽可能不直接插手管理。

［2］在这种情况下，华侨不属于“主人”或“奴隶”中的任何一方，只不过是殖民统治体制的附属物与帮手，土地所有
①戴国辉去世后，其夫人林彩美倾注10年心血将其遗著翻译成中文，于2011年4月由台北文讯杂志社出版了《戴国辉全集》8卷27册。

参见http：//www．ylib．com/hotsale/DaiGuoHui/introduction．htm。

权几乎不被承认。

他们作为劳动者，不论是在锡矿山还是橡胶园，都未能在居住国拥有主导权。

他们时而被殖民政府排斥，时而被利用。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对殖民统治者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华侨以中间人的身份勤勉地工作，承担起商品的流通过程。

因此，不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荷兰也好，或者是先后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与美国，他们都是容许华侨以这种型态存在的。

”［3］因此，理解东南亚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时，不能忽略殖民地遗留体制的问题。

（二）殖民地遗留体制至今仍影响东南亚政治、经济与社会
战后随着欧美殖民政府及日本军政府的倒台，东南亚国家都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

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在进行新国家的建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如何一边克服殖民地遗留体制，一边恢复民族的尊严，确立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建设自己的新国家。

如何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进行正确的历史定位，这个课题在东南亚各国的建国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没有被留意到。

［4］处于金字塔顶尖的殖民政府倒台后，澎湃而来的围绕着殖民地解放的抗争、对决，撼动了处于中间者的华侨的地位。

开始苏醒的曾经的“奴隶”们，揭举愈来愈高昂的带有浓厚的土著民族主义大旗向前冲时，需要有新的敌人来巩固其内部，“华侨”便无可避免地成为政争工具。

因此，一旦有事，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代罪羔羊的角色强加在华侨身上，其结果是引起流血冲突、经济停滞和社会混乱，但问题依旧存在。

戴国辉指出，把东南亚国家排华看作是华侨掌握了流通经济的说法是枝微末节的，东南亚国家民族产业结构的特殊化，是造成国民所得之民族性差异的近因；而远因则是欧美殖民者对殖民地施行分割统治的结果。

在日本军政统治东南亚三年半期间，日本当局除对以华侨为中心的马来亚抗日人民军及相关的政治团体进行血腥镇压外，还通过倡导从白人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的运动，在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宣传下，试图切断华侨与本地人的联系，挑起马来人对华侨的反感而试图加以利用。

这也导致了东南亚本地居民与华侨之间感情的恶化。

（三）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是世界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戴国辉通过比较研究指出，华侨被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代罪羔羊的遭遇并非个例。

非洲印亚大陆裔的“英籍亚洲人”，也与华侨一样曾被当作殖民统治的代罪羔羊。

他们和华侨一样，以前因为英国统治印亚大陆而被迫迁居非洲大陆，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间商，最后成了流通经济的中坚分子。

1972年乌干达的阿敏（Ldi Amin）总统为了推行经济国有化而将他们赶出国境，这群人又因为英国法律而具有英国国籍，所以全都逃往伦敦，就这样产生了英籍亚洲人问题。

不只是在非洲，在缅甸、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也都有“印侨”问题。

从根源性来说，华侨和印侨有共通点，都是世界史“近代”的产物。

“外来者”被当作代罪羔羊送上祭坛，“被做为民族统一或者是国民统一矛盾缓和政策的藉口来使用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德国统一而导致国民国家登场的过程中，犹太人排斥主义的横行便是典型的史例。

这很快就导致奥斯维辛惨剧的发生”。

［6］因此，戴国辉指出，必须将如何克服殖民地遗留体制问题视为全人类的普遍问题重新思考。

东南亚从殖民地独立到国民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国民的统一成了不可避免的大前提。

随着华侨的华人化，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将曾是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的移民及其子孙后裔国民化的问题。

（四）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独立斗争、中国的国共内战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1948年），使得围绕着华侨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东南亚国家内部出现了经济上的民族化以及政治上民族主义的高涨。

华侨华人住在国政府逐渐开放其入籍的门户，而中国的政情并没有让华侨走上归根之路，反而促其走向“落地生根”之趋势。

在这种状况下，华侨被置于一个大转换的抉择当中，面临着“固守于浮萍般的生活还是舍弃过去的乡愁，踏踏实实地努力追求新的
自我认同”的苦闷与矛盾。

自己的祖国或者是乡土已经变成“遥远思念中的地方，已非回去安身定居之地”，暂时居住的土地或者国家，已经变成往后自己或者自己子孙不得不实实在在生活下去的土地与国家。

华侨不得不重新正视自己的今天与明天生存方式的环境与状况。

［7］华侨社会的生活原理面临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变迁，他们不得不面临新的自我身份认同之选择与探求。

［8］像新加坡建立的以华人为主体的政权意味着华侨已放弃向来视中国为祖国而自己仅是过客的华侨意识，进行追求新的自我认同的探索。

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当初曾一再宣称：“我们不是华侨，我们是新加坡人”，并通过冷落华文学校，强化政府对南洋大学的管理，打压学生运动等措施削弱华人的中国色彩，强化培育新加坡人意识。

戴国辉认为，这是新加坡原有的华侨，为追求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而培养新加坡人的概念，特别是集体的自我认同、国家的自我认同。

［9］华侨转变为华人这条路，与住在美国的日侨蜕变为日裔美国人的过程相似。

面对东南亚华侨的这种变化趋势，戴国辉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华侨问题，已经和战前的华侨问题有根本上的不同，可以说正是华侨在一个全新的时局下具体的蜕变———变身成为华人居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今后，面对华侨问题，我们不得不采取的态度是，不再视华侨为华侨，而应该视华侨为华人系住民，也就是把华人系住民与各国的国民以同样的人看待，对等、同格，即承认作为人的等价以此为前提交往，也只能这样交往”。

［10］
二、解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路径
戴国辉认为，东南亚华侨是世界史的产物；站在华侨形成史的角度来看，那是一部悲惨的迫害史，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应该用具有与人类的普遍意义相关联的视角来寻求解决。

他一直关心被动地进入东南亚的华侨，在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能否作为历史创造者之一真正承担起主动书写历史的主体之角色。

［11］他以人类终极关怀的视角来关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指出东南亚国家应该在建国的过程中将殖民地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华侨”作为少数民族来接纳，使已经归化了的华人系公民与原住民享受同样的公民权。

在此基础上，东南亚国家执政者应该摒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神话，采用开放的民族主义，站在多元共存的立场来建设东南亚的民族国家，建立“自立与共生”的社会。

这才是解决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问题的最终之道。

（一）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
戴国辉认为，东南亚华侨在二战后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各国政府应该改变既往的将东南亚华侨后裔一概称为中国人的做法，对华侨、华人的概念进行严格区分。

“华侨，是指从中国领土内移住到外国领土且保有中国籍的中国人及其子孙。

但是由中国当局或者是其他公私机关派驻外国或是居留的外交官、驻地人员、研修生、留学生及其家属等则不包括在内。

”［12］对于已经归化居住国国籍，变成了居住国公民的这部分人，不应该把他们再看成是华侨，应该用“华人”一词。

华侨与华人虽然具有血缘上的联系，两者在文化认同上有共同点，但在政治、法律层面的身份与认同是截然不同的。

华侨在政治上忠于自己的祖国，华人在政治上则是忠于自己所入籍的国家。

华侨不能介入居住国的政治，华人必须平等参与居住国建国活动。

华人的公民权应该与原住民一样受到尊重，在此前提之下，在居住国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都不容许遭受差别待遇。

针对居住国政府官员及媒体对华人缺乏忠诚心的指责，戴国辉指出：所谓的忠诚心，原本包含了权利与义务，但是多数批判者为了顾虑国内不断高涨的封闭式民族主义，对待华人往往只要求其履行义务，却不问他们的权利。

一个既无法享受权利又无法受到信赖的人，要如何能向“他人”宣示忠诚心呢？他认为华人与华侨的区别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在东南亚是攸关生命的重大问题。

在确立了华侨和华人概念在法律与政治内涵上的区别后，就应该将华侨、华人资本进行正确
的定位。

鉴于华侨和华人概念不清，戴国辉将这种华侨加上引号来叙述。

②他认为“华侨”资本也和普通资本一样，希望追求安全；如果把资本放到华侨的架构内思考的话，华侨资本应该是属于外国资本。

但是，如果从资本积累根源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实际上这些资本、资金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是在其居住地、居住国所积累起来的。

一般认为“华侨”资本不容易落地生根，只有短期性的活动，尚停留于商业资本的阶段。

戴国辉指出，能否落地生根，取决于当地的体制对于“华侨”资本是否采取真正接纳的态度；东南亚国家的当权者及相关新闻媒体应该多加努力，更明确地把“华侨”资本，或者说是拥有居住国国籍的这部分华人资本纳入国内资本体系之中，整顿好投资环境（包括法律环境）、制定出规章制度，矫正社会大众对“华侨”的错误观念等，把华人资本作为纳入所在国建国所需资金的一环来使用。

只有诸如此类的努力才能给华人带来安全感与归属感。

（二）批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神话，主张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开始走向独立建国之路，但这些国家执政者大多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西方近代国家的型态为范本，据此对华侨和华人实施强制同化、排斥与镇压，并对已经加入住在国国籍的华人进行公民权限制。

为此，戴国辉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提出强烈的质疑与批判。

他认为“民族国家”或者民族国家至上主义是欧洲近代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虚构。

民族与国家必然一致的命题不知不觉间被无限上纲，成为金科玉律，导致在政治、文化上若不被优势民族同化、埋没就很难与之对抗，因此出现犹太人及东南亚华侨等悲剧。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也通过磨灭北海道爱奴人、未解放部落、冲绳人等文化特质而试图达成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虚构。

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如同许多史实所呈现的，不只是欧洲，全世界也几乎不曾出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先例。

已有的只是握有政治权力的优势民族统治弱势民族，钳制弱势民族的发言，漠视他们复权的要求，而对外宣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不论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期，还是当下世界各地纷纷出现的少数民族复权的声浪，其声音和运动规模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可能愈来愈大，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神话”来建立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将逐渐降低。

他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将西班牙人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来比拟越南强迫华侨归化，指出硬要利用政治或法律手段从表面去解决灵魂层次的问题当然不会成功，强制性的同化措施不能解决问题。

为此，他提出“当东南亚各国戮力于建立民族国家时，也必须走上多民族国家之路”。

［13］
戴国辉认为东南亚内部孕育了将国家建设为多民族复合国家的可能性。

包含华侨、华人问题，苏门答腊地域主义、菲律宾南部的诸问题，或者泰国关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国境间问题等，都可以归结为以民族为单位语言、为中心的复权和政治参与等问题。

［14］美国越战后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利，加拿大等国透过体制大幅度承认亚裔加拿大人的人权，戴国辉教授从这些征兆看到议会民主主义体制在克服人种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方面提供了条件，提出东南亚国家应该将华侨问题当成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

（三）反对血统论，但强调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
戴国辉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因为拥有中国血统而遭屠杀、排斥，这并不是华侨的个案，也是世界史上具有普遍性的存在。

犹太人因为拥有各个国家的国籍而成为遭受怀疑的对象。

日裔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强制关进收容所。

这些都是因为血缘而遭排斥的世界史实例。

“作
②为了表现从华侨向华人变迁的动态事实，戴国辉所有有关华侨问题的论述中，都将传统意义上的华侨称为华侨，而将正在发生变化或已经发生变化的华侨用加上引号的“华侨”或华人来表述。

为人的每一个个人所拥有的‘血缘’问题，本来是生理上宿命之物，不具有任何政治上属性。

然而，有志于绝对权力的政客及搞政治的人，把人的‘血缘’做为政治上手段进行玩弄的史例不胜枚举”。

［15］“表面上来看，似乎有关华人的认同问题，是通过归化、同化，以及在居住地社会的自我埋没就能够解决问题。

许多人都有此种错觉与幻觉。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实际上并非如此。

”［16］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之前，从犹太人到其同伴及敌人都曾提出许许多多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但因为所有的解决方案几乎都是些否定犹太人作为犹太人存在下去的内容，轻视了犹太人灵魂层面的问题，即“犹太人特质”（关于作为ethnic group的宗教、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犹太人式的固执与自豪，即所谓的犹太人民族性的主张）的保持。

即使是后来以大屠杀为代价，成立了以色列国，却又衍生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出现新的恶性循环。

戴国辉因此提出了Chineseness（即中华性、中华人特质）的概念，主张华侨华人有权保留自己的中华性（Chineseness）。

“中华人特质指的是身为中华人的事实以及中华人式的处世态度。

泛指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体验、客观等层面所形成的中华人诸特性的总体。

”是“华人的日常生活、既有制度以及文化、艺术上的呈现，也就是中华人世界的历史、传统、文化等诸价值的总和”。

［17］Chineseness与非洲解放运动的Negritude（黑人特质）、梅米（Albert Memmi）主张的Judeite（犹太人特质）、美国的Indianness（印第安人特质）以及法国等地所使用的Japonitude（日本人特质）的概念是同位概念。

［18］Chineseness是属于生理上的文化属性，是根据下位文化认同所形成的，并不包含政治属性，并不涵盖作为“虚构”的国家以及政治与法律层面的认同问题。

对于华人的认同危机，应该让他们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祖辈的历史与传统产生归属感，并试着在当中找到自尊心与真正的踏实感。

华人必须先确立自我的中华人特质，有了此体认之后，再试着去摸索、找出对自我的认同，并尝试去确立自己活得像人的行为的一环，如此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

新加坡政府为了培育新加坡人意识，确立华人系住民的新认同，而将华人社会的文化特质改革与清除，开展了抑制华校（以华语为主要教育媒体的学校）、奖励英校（以英语为主要教育媒体的学校）的诱导政策。

但结果并未如愿，晚年李光耀也开始学中文与儒学。

［19］为此，戴国辉提出“应该尝试对以实现国民国家为目标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乡愁，及试图从其同一性中蜕变与升华的新知性行为的努力。

也就是说，是否应该通过对中华人特质概念的构筑，而试图探求与确立作为华人的新认同为目标，不惜积极努力地去解开与居住地社会及其关系者之间的不信任感。

”［20］
（四）提出Paradoxical Dynamic Identity（既矛盾又动态的身份认同）概念，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
面对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在居住国受到歧视与迫害的现状，戴国辉提出应该将认同区分为政治、法律层次与个人层次，即区分政治、法律认同与文化认同，应当将政治认同与社会、文化认同先分开来思考，之后再以个人来进行统合、再构成。

“我们到目前为止过度沉溺在一民族一国家的神话中，过度看重政治与法律，而在处理人的灵魂问题时也过于粗率。

政治、法律上的认同和社会文化上的认同并不是二律背反，我认为两者并存是很自然的。

”［21］为了将国籍与文化、社会当作不同的问题来进行解释，戴国辉尝试着从静态探讨转向动态辩证综合的方法，提出了Paradoxical Dynamic Identity的概念，意即既矛盾又动态的身份认同，或者说是反向式身份认同。

他认为政治、法律是人工的，华侨改籍而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只不过是加上了法律上的手续而已。

政治、法律上的认同显然就是个人与国家的合同关系，最多也不过是个人和国家之间在政治、法律上的一种结合关系而已。

［22］而中华人特质的获得与保持，可以说是与祖国的统一、独立、发展作为最重要的思想、情感，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希求，以及包含这些运动的华侨民族主义是属于不同层次的逻辑与原理。

［23］他希望以此能使华侨华人的认同问题得到宽容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