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与毕节

红军与毕节

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道回顾红军与毕节这段历史，我感到非常荣幸！让我们一起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再一次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增进大家对毕节试验区的了解。

一、红军长征两次经过毕节地区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历史事件，因为红军长征两次经过毕节地区而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缘于1934年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利。这里，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红军长征之前我党我军发展的历史。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的主要成果有：（一）1924年5月黄埔军校的建立；（二）国民大革命的兴起；（三）东征（1925年5-11月）和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四）1927年汉口和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五）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其中第五条的重大意义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一些武装和宣传了她的主张，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自己的正规武装。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在南京政府“斩尽杀绝”的恐怖政策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对国民党的血腥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决定

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标志。后来又相继发生了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部分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组建了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组建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3月，红二军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改编而成红三军，活动在川、陕、鄂、豫交界地区，（1934年10月，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复称红二军团，就是1936年长征经过我们毕节地区的红二、六军团的一部分。）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规模基本形成。（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的称谓，有一个演变过程，“八一”南昌起义后，部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因为起义是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进行的，故仍以国民党左派旗帜号召革命。秋收起义部队用的是工农革命军的称号。1928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布通告，取消工农革命军名义，正式命名为红军。到1930年10月，红军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自此，“中国工农红军”这一称谓一直沿用到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才正式结束。）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革命可谓命运多舛，据史料记载：1930年11月，蒋介石在取得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胜利后，调集十万大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展开了第一次“围剿”。从1930年12月底到到1931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

反“围剿”中，五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从而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从此形成。

1931年3月，国民党调集二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5月间，中央红军在十五天内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胜，歼敌三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8月至9月间，红军又粉碎了敌人三十万部队的第三次“围剿”。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1930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工作，那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本身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中，周恩来不能及时赴任，由项英先赴中央苏区暂代。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政治局常委又在3月4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4月初到达瑞金。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成立红五军团。

这时，王明“左倾”路线已经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有严重分歧。所以，在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在

临时中央的支持下，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10月26日，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3年3月，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境也取得了很大胜利，发展到八万人左右。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也取得了发展，全国红军约为三十万人。

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组成，并兼任第一方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委兼方面军政委；10月，中革军委组建第七军团和第九军团（其中第九军团是后来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在毕节地区转战时间最长的一支部队）；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兼第一方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九月，中革军委组建第八军团。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部队一百万，飞机二百架，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五十万人，兵分四路：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蒋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根据地消耗红军力量，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

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发展成退却时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留下三万余人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电影《梅岭烽火》）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突围西征。

红军经过艰苦转战，在安远、信丰间，桂东、汝城间，郴县、宜章间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星夜兼程，突临湘江。此时，敌人已利用湘江险要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有广西军，右有湖南军夹击，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尾追。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徒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指示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可见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以至于在湘江两岸付出了牺牲五万多人的代价，才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1934年12 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在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4年12月30日至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并于7日占领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随后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红军进行“四渡赤水”之战，放弃了北渡长江入川和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经云南北渡金沙江，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军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