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风险事件看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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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风险事件看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及其管理作者:王春英???来源:当代金融家?
近年来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表明金融衍生产品可谓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它在制造了无数市场传奇的同时,也酿成过多次骇人听闻的巨额亏损和金融危机事件。从设计初衷和原理上,金融衍生产品首先应该是规避风险的工具,但在实践中取得的效果有时适得其反。
规避风险的工具反而招致更大的风险,是产品本身固有的问题?还是使用不当、操作失误抑或是监管不力的问题?如何认识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如何有效地进行监管,怎样才能做到既能利用它的规避风险和财务杠杆作用、合理地配置金融资源,同时又能有效控制风险,是我们关心并且需要研究的问题。一、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成因
(一)金融衍生产品的内在风险
1.衍生产品价格是基础产品价格变动的函数,因此,金融衍生产品较传统金融工具对价格变动更为敏感,风险系数比传统市场大。
2.衍生产品的交易多采用杠杆交易方式,参与者只须少量、甚至不用资金调拨,即可进行数额巨大的交易,极易产生信用风险。
3.跨期交易使未来的产品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4.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属于银行的表外业务,目前用于衡量资产和负债的金融会计制度还不足以充分记录衍生工具交易合同的当前价值,因此不易及时了解风险头寸数额。
另外现代的金融技术和市场高度的流动性,使得交易头寸随时发生巨大变化,“一些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墨迹未干,常常就已经过时了”(格林斯潘),传统
的监管数据很难真实反映交易头寸的最新情况。
(二)金融衍生产品风险产生的微观主体原因
内部控制薄弱,对交易员缺乏有效的监督,是造成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内部风险管理混乱到了极点是巴林银行覆灭的主要原因。首先,巴林银行内部缺乏基本的风险防范机制,里森一人身兼清算和交易两职,缺乏制衡,很容易通过改写交易记录来掩盖风险或亏损。同时,巴林银行也缺乏一个独立的风险控制检查部门对里森所为进行监控;其次,巴林银行管理层监管不严,风险意识薄弱。在日本关西大地震之后,里森因其衍生合约保证金不足而求助于总部时,总部竟然还将数亿美元调至新加坡分行,为其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再者,巴林银行领导层分裂,内部各业务环节之间关系紧张,令许多知情管理人员忽视市场人士和内部审检小组多次发出的警告,以至最后导致整个巴林集团的覆没。
另外,过度的激励机制激发了交易员的冒险精神,增大了交易过程中的风险系数。
(三)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宏观成因
金融监管不力也是造成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另一主要原因。英国和新加坡的金融监管当局事先监管不力,或未协力合作,是导致巴林银行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监管部门出现的问题是:第一,负责监管巴林等投资银行的部门曾口头上给与宽免,巴林将巨额款项汇出炒卖日经指数时,无需请示英格兰银行。第二,英格兰银行允许巴林集团内部银行给予证券部门无限制资金的支持。新加坡金融监管当局存在的问题是:首先,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促进业务的发展,在持仓量的控制方面过于宽松,没有严格执行持仓上限,允许单一交易账户大量积累日经期指和日债期货仓位,对会员公司
可持有合约数量和缴纳保证金情况没有进行及时监督。其次,里森频繁地从事对倒交易,且交易数额异常庞大,却竟然没有引起交易所的关注。如果英格兰银行、新加坡和大阪交易所之间能够加强交流,共享充分的信息,就会及时发现巴林银行在两个交易所持有的巨额头寸,或许巴林银行不会倒闭。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曾是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却在俄罗斯上演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滑铁卢。监管中存在真空状态是导致其巨额亏损的制度性原因,甚至在LTCM出事后,美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都还不清楚其资产负债情况。由于政府对银行、证券机构监管的放松,使得许多国际商业银行集团和证券机构无限制地为其提供巨额融资,瑞士银行(UBS)和意大利外汇管理部门(UIC)因此分别损失7.1亿美元和2.5亿美元。
另外我国“327国债”期货风波,除当时市场需求不强、发展衍生工具的条件不够以外,过度投机和监管能力不足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正确认识和评价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功能和风险是其与生俱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任何收益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衍生工具交易是一种零和游戏,不能消除风险,只是将风险和收益在不同偏好客户之间重新分配。
(二)从金融风险事件中可以看出,金融衍生产品风险主要来自市场基础不完善以及使用不当和监管失控
正如车祸与汽车密不可分一样,汽车只是一种工具,其本身并没有责任,问题在于驾驶汽车的人及汽车行驶的环境。衍生产品的风险并非衍生产品本身的过错,主要来自人为因素,也就是来自对衍生产品的滥用和监管不力。
在开放经济中,只要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价格存在不均衡现象,就可能被国际游资利用。国际游资往往是洞悉并顺应了市场向均衡方向演变的趋势,才投
机成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果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过度,超过了本国的经济承受能力和金融监管能力,遭受国际游资袭击的可能性就会增高。“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政府的错误”,索罗斯的这句话不无道理。相对而言,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风暴等一系列风险事件都证明了内因是危机产生的直接根源,而国际游资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冲击是外因,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应充分考虑本国的市场基础条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应该经常检查本国经济是否存在不均衡,并主动调节。对于市场炒作行为,我们应该从市场运作规则方面加以限制;对于违法者,则要给予严惩。
(三)金融衍生产品并未增大金融市场的风险
对于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自身风险变化,国际清算银行(BIS)进行了大量研究,以1995年1月至2002年9月为分析区间,BIS分别对美国10年期国债和标准普尔500的期货与期权市场的波动性与交易量月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基本呈现不相关或负相关。由此说明,在剔除季节性因素影响后,该市场波动性急剧上升时,投机者会因风险过大难以把握而主动减少交易,交易量降低会在一定程度上不支持波动性持续走高,反过来有助于分散该市场的整体风险。从国际上出现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时期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表现看,在金融动荡加剧时期,全球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剧增,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较好地发挥了其规避风险的功能,极大缓冲和弱化了全球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6月至12月期间,各个季度末全球场内金融衍生产品未平仓合约名义本金余额和交易量均出现了大幅度上升,例如,前者从危机前的9.9%增至危机期间的14.3%、21.5%和14.8%。在其后爆发的俄罗斯危机、“9?11”事件、安然和世通事件期间,全球场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量均一致地出现大幅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