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家族小说的女性成长主题

第27卷第1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 o.l 27 No. 1

2007年1月Journal of South-CentralUniversity 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Sciences)J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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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家族小说的女性成长主题

白薇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其女性意识的基础是对二元对立的两性观的突破。她既透彻地揭开了女性在家族制度与父权文化压迫中的绝望经验,戳穿了女性独立追寻生命自由的虚妄,以写实与象征的手法证实了她们无法拥有一间绝对属于“自己的房间”的现实;女性在痛苦阅历中或疯狂复仇,或沉淀经验历练生活智慧,使苦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精神成长的资源,但最终却无法以胜利者的强悍姿态宣告自己的未来;她们对人生价值的最终确定是在两性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和人类经验话语中完成的,而这正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获得精神成长的体现。张爱玲是将“性别政治复杂化”与她的历史观、写作观达成统一,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女性主义政治的悖论。

关键词:张爱玲家族小说;痛苦经验;生活智慧;女性成长

中图分类号: I207. 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433X(2007)01-0152-008

张爱玲是“五四”以后文学史上,特别是中国女性作家群中最重要也是极特殊的一位。她不是通过思想和文化精神的主观吸收形成自己新的观念、意识,而是从文化的具体载体——生活现象本身接受自身精神成长的文化因素,从生活本身感受着历史的特征,形成了特有的历史观与时代观。她感受中的历史与时代总是处在“没有完成”的状态,人也往往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因为生活现象中所传递的信息并不是简单的“善与恶”的较量、美与丑的冲突,而是“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东西在滋长”(《流言》)的中间状态、过渡性特征。这种时代观使张爱玲笔下的世界具有了最基本的特征:几乎所有人都站在时代的门槛上,只是性质与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上升到历史哲学和文化态度层面上看,是“现代观”问题,具体化为一种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即“如何以`现代’这样一种尚待实现的、抽象的历史时间价值去创造`中国’的空间形象,如何使一般`未完成’的历史中的中国生活体验作为新的、现代的叙事想象力。”[1]张爱玲的智慧与叙事想象力来自她生活体验的透彻。这个“透彻”主要体现为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突破。这正是我们探讨张爱玲小说性别话语时获得的一个提示,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没有女妖,也没有天使。于是人物关系——主要是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在社会存在中处于对抗但无法对立的关系中,他(她)们的立场与利益经常是尖锐冲突的,但存在方式与最终目的中又总是无法排他(她)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张爱玲笔下的两性世界是一个充满荆棘的草原,让人感到处处可能扎脚,但又充满诱人深入的开阔感与神秘感。对张爱玲的创作来说,文学永恒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两性世界的深层关系。这个关系也正如“老中国”与“现代”的关系一样,新旧间杂,绞缠在一起。张爱玲的“现代观”、也是“时间观”影响下的女性观和两性观,使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不是处于单纯的表现对象位置上,而是处于表现与自我表现、叙述与被叙述的位置上。她的创作从处女作开始,毕生关注的对象是女性群体的命运,作者源于生活与生命体验的经验,通过写实与细雕的文笔,形成了这些人物自我表现的活力与张力。从处女作《不幸的她》①到代表作《金锁记》及被作为女性主义宣言的象征的152⒇收稿日期:2006-07-21作者简介:白薇(1955-),女(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女性文学。

①学界在较长时间里,将张爱玲1940年发表《天才梦》作为其处女作。1995年,陈子善在台北《联合报》副刊(9月10日版)上撰文指出, 1932年张爱玲刊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总第12期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才是其处女作。《姬别霸王》,都表述了女性因压抑而疯狂、进而颠覆现实“存在”的精神话语。但是,她们中没有一个胜利者,她们在自己人生历程中无法作为独行者,因为她们所对抗的又总是她们无法摆脱的。张爱玲通过她们的表现描绘了文化意义上的两性世界必须颠覆又无法颠覆的处境,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人类历史上的沉默阶层,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可能利用什么资源得以成长?张爱玲的小说为我们展开了很有意思的描述。

一、无法成长的苦闷:女性双重身份叙述

女性在现代中国的觉醒,首先的标志是具有了精神痛感,她们感觉到她们是痛苦的一群。但感觉到痛苦并不意味着能够认识痛苦,不一定都能在痛苦的体验中获得精神上的成长,《金锁记》中疯狂的曹七巧,《红鸾禧》中处于家庭边缘的娄太太等形象,虽不能称之为完全的觉醒者,但却是具有痛苦经验并具有挣扎与反击行为者。在她们最终的结局里,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反抗者的精神成长难度,环境与心理压力的限度和后果。我们从这些因畸形且有些“鬼气”的女性的心理历程中,看到是一个性别群体的悲剧现实。张爱玲笔下的这类女性形象通常被称作“畸情”形象,人物性格怪异、心理病态、人性变异是其主要特征。以《金锁记》为代表,这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是随着张爱玲的再度“浮出”而首先被关注到的作品。学界对小说主人公曹七巧的心理畸形、行为怪异的原因做了足够充分的讨论,特别是对其反母性、逆伦理的诡异心理进行了道德评价或女权主义写作策略方面的阐释。但是,对这篇小说中足够复杂的人物关系的深入探究仍嫌不足。张爱玲在出版《传奇》的同年(1944年),有《自己的文章》一文诠释了她对小说人物的理解,认为自己笔下“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除了《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2]就是说,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的少有的极端性人物。这个人物有自己成长的特殊经历——麻油店的卑微出身和缺乏教养,与踏进大宅院后欲望生长又必受限制的处境的矛盾,在她的心理与精神上纠集成神经质的蛮野和疯狂,使得曹七巧比其它小说中女性人物性格更加鲜透,即所谓“彻底”。究其终,曹七巧与其他有机会落入高门大户、伺机抓取人生靠山的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许小寒(《心经》)、娄太太(《红鸾禧》)们并无本质上的两样,只是那些女性在表面蒙着温和面纱的环境中,感受着内心的失落,到最后潜在的心理失常,而曹七巧是在阴森森的旧宅中承受压抑时,自身欲望与环境冲突形式更加外化和尖锐化,表现为由内到外的失常状态。无论娄太太们的潜在失常,还是曹七巧由内到外的疯狂,她们述说的是同一个故事:在充满限定性话语权的环境里,女性生命与精神无法“成长”的怨愤以至愤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命运,都隐含着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成长主题。这里所说的“成长”是指她们对人生——婚姻——生活三者构成一体的女性生存话语的重新审度与感悟,即女性能否获得自由、合理的生存愿望与精神意志的实现,从而获得健全的心智的过程。曹七巧们在人生——婚姻——生活三位一体的女性生存处境(即家庭处境)中,没有获得“成长”空间,在环境的高压下产生心理畸变。正如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女性写作的诠释,“疯狂”是“沉默”与“匮乏”的另一种话语,那些“疯狂”、变形的女性形象本身就构成了文本。曹七巧在阴冷逼人的没落大家庭中求生存,并且是充满欲望的生存,期待通过婚姻关系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然而她获得大家族成员身份的代价是守候一个常年瘫痪在床的废人,忍受寂寞的煎熬。在现代作家笔下,类似曹七巧命运的女人们,在旧时代里大都甘于认命,寂寞一生。只有曹禺剧作《雷雨》中蘩漪不甘寂寞,顶风逆水,在封建大家庭中上演了一出乱伦悲剧,以求生命原欲的释放。而张爱玲笔下充满欲望的曹七巧,其内心世界比蘩漪要复杂得多。她不具有蘩漪形象的精神价值感,欲望本身充满矛盾, 既追求物欲的实现,又期待情欲的满足。在父母指命的婚姻带给她生活有靠的居所后,姜家也就用钱买了她的生命。曹七巧在过去“麻油店”的生活“教育”中虽然极其看中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