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商洛5

红色的商洛

王甲训

商洛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从1927年商洛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商洛的革命活动从未间断，并以卓著功绩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4年商洛被批准为革命老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简要回顾商洛党史，旨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党在商洛的奋斗历程和商洛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以便秉承先烈遗志，增强党性观念，奋力推进科学发展，同心协力为实现富民强市目标而努力奋斗。

光辉的历程

1927年初，中共陕甘区委派6名中共党员到商洛开展党的组织工作，4月底在今商州城区建立中共商县特别支部、5月初在今丹凤城区建立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相继开展了组建农民协会、维护地方治安和倡导新文化、新风尚活动，从此点燃了商洛党组织建设的星星之火。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的唯一武装许权中旅于1927年进入洛南休养生息、扩军整编后，在1928年5月开赴华县参加了由中共陕东特委直接组织领导的渭华万余农民起义，6月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退据洛南保安，转入隐蔽斗争。

为反抗国民党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于1932年11月5日进入商洛，途径商南、山阳、丹凤、商县和柞水等5个县53个乡222个村，在山阳漫川关突破国民党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四十二师和一师的重重包围，于11月27日离开商洛，抵达川陕边界地区。同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于11月21日进入商洛，途经丹凤、商南、山阳、镇安4个县25个乡镇75个村，历时12天，行程400多公里，于12月2日从镇安的草家川离开商洛，前往湘鄂边。1933年5月底，红二十六军离开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南下，6月上旬进入商洛，转战洛南两岔河和商县铁炉子一带，8月下旬离开商洛返回根据地。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2月8日进入商洛境内，将鄂豫皖省委改建为鄂豫陕省委，开始创建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4月根据地基本建成，人口达到50万，面积约3万多平方公里，先后建立有中共商洛、鄂陕、豫陕特委，宁佛工委和镇安、五星县委以及柞水红岩寺区委、山阳西区区委；建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镇安、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山阳县苏维埃筹备处及13个区、70个乡、314个村苏维埃政权；建立的革命武装有陕南抗捐第一军及鄂陕游击司令部所辖的6路游击师、豫陕游击师所辖的4个大队。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前往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并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成为长征中第

一支到达陕北的人民军队。1935年10月6日，鄂豫陕特委将根据地内的游击部队合编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南征北战、坚持斗争。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于1937年1月派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驻扎商县与红七十四师会师，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有力保障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顺利进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于1937年11月回到商洛镇显神庙村，组建中共商洛工委并担任书记，组织商洛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成绩显著，1938年7月25日被国民党地方顽固派暗杀。1940年2月撤销商洛工委，3月成立中共商县县委，王连成任书记，1942年10月，中共商县县委遭到破坏，王连成被捕，1943年惨遭杀害，巩德芳等80余名商洛籍共产党员和抗日救亡青年，奉命进入陕甘宁边区，在马栏镇参加学习整训和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策应陕甘宁边区准备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党组织又派巩德芳和王力等先后由陕甘宁边区返回商洛，于1946年5月13日成立中共商洛工委，6月上旬成立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并建立起以龙驹寨南北二山为中心的“隐蔽根据地”。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向中原部队发动进攻后，李先念等率领中原突围北路部队一路血战，于7月中旬由商南赵川进入商洛境内，8月2日在丹凤县留仙坪与巩德芳指挥的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9月24日，在丹凤县大峪乡封地沟西沟老院由李先念主持召开了豫鄂陕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豫鄂陕区党委、军区成立。豫鄂陕根据地以商洛为中心区域，面积76000平方公里，人口200

万。共辖5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和27个县、59个区政权，游击武装发展到5000余人。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党中央令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二旅、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及陕南独立团于9月中下旬先后进入商洛进行解放斗争。1949年1月中共商洛地委成立，1949年11月商洛全境解放。

血染的风采

在商洛23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既有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王震、徐海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丰功伟绩，更有广大商洛人民宁死不屈、奋起反抗、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而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不朽诗篇。在众多的人民英雄中，约有3000多名商洛优秀儿女血染丹江、魂归商山，为革命英勇献身，至今在商洛人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红色记忆。

1935年4月，国民党警二旅韩子芳团分四路向柞水一带发动攻击，柞水县凤凰咀抗捐军第三营第一连连长倪承周在寻找红军传递消息途中不幸被捕。敌人妄图从他口中逼问红二十五军的主力去向，倪承周不仅不招供，反而鼓励围观群众要坚定不移地跟着红军、誓死与敌人作斗争，残酷的敌人剜去了他的舌头，挖掉了他的双眼，割掉了他的双耳、鼻梁，又剥下他的整个头皮，尽管这样，年轻的战士依然忍受剧痛，宁死不屈，无计可施的敌人又割掉他的生殖器，刨开了他的胸膛，挖出鲜红的心脏……，年仅20岁的倪承周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国民党军集结20余团兵力实施划区“清剿”，各地土豪劣绅也纷纷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叫嚣要把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人民斩尽杀绝。红岩寺区苏维埃干部和群众，为掩护红军和游击师，死伤2826人，逼迫外逃480人。其中100多人被杀，39户被杀绝，一家被杀2人以上的40户。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赤卫大队副大队长李邦正、土地委员贺远柏全家被杀，总土地委员何吉时被剁为三截。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28名干部、群众被杀，125人受酷刑，14户分过地主土地的农民被抄家，141头耕牛被抢走。

1946年8月，李先念率中原突围北路部队与巩德芳游击队胜利会师后，司令部设在今丹凤县留仙坪王沟村张孝仓家中。在这里中原部队首长与在陕北的党中央取得联络，并在根据地内迅速建立了3个分区（后扩展为5个分区）党、政、军组织。但部队离开后，疯狂的敌人不但枪杀了73岁的张孝仓老人和他的儿媳妇，而且还残忍地将老人年仅一岁半、还在吃奶的孙子摔死在一块石头上。1947年3月，陕南游击队领袖、豫鄂陕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巩德芳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后，敌人为了邀功，将其遗体从坟墓中掘出，将头割下挂在商州城示众。

1947年3月，豫鄂陕根据地主力部队到山西晋城休整，敌人纠集万余人对山阳照川、龙山等地进行“清剿”，移民并村、烧杀抢掠。在强敌压境情况下，游击队紧密依靠群众与敌人周旋。3月19日为掩护游击队突出敌人包围圈，2名中原战士和3名山阳籍战士周作杰、苏汉升、周述刚被敌人逼到了螺旋崖山顶。子

弹打完了，他们就用石头砸。石头没有了，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他们摔断枪支，飞身跳下悬崖，2名中原战士当即牺牲。年仅19岁的周述刚被树枝挂了一下昏厥过去，侥幸保住性命，10多天后被敌人发现残害于家中，并将他的头挂在银花街头示众。周作杰、苏汉升想抓住两个近身之敌一同跳崖同归于尽，由于寡不敌众，不幸被捕。国民党山阳县长命刽子手先后灌辣椒水、上压杠、剪背双手吊在空中并在背上压上石磨扇，两人多次晕厥，又被用凉水泼醒，最后刽子手用尖刀将两人的双手和双肩锁骨戳穿，又分别将左手与左肩锁骨、右手与右肩锁骨用铁丝捆扎在一起，2人仍然拒不招供投降，6天后敌人利用中村街逢集的日子用铡刀杀害了22岁的苏汉升。周作杰被剥皮、剖腹壮烈牺牲，时年36岁。

卓越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大革命失败、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和中原突围“四个”紧要关头，商洛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1、渭华起义的屯兵地。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群众基础好、斗争热情高的渭华地区组织武装暴动。1928年5月，在刘志丹等领导人的指挥下，以华县高塘、渭南崇凝塔为中心地的渭华地区爆发了由大规模的农民武装和革命军队配合的渭华起义，其主力部队就是1927年底到1928年5月驻扎在洛南灵口、三要地区的许权中旅。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

全国最具影响的起义之一，它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并将革命的火种引向陕北，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2、红军长征的加油站。长征中，多数红军部队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疯狂“围剿”下，都不同程度受到损失和大幅减员。唯有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特别是商洛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得到发展壮大， 1934年l2月入陕时仅2500多人，到 l935年7月发展壮大到4300多人，并挥师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为改善中央红军经费、装备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使中央红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而且先期到达陕北，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共同粉碎了敌人“围剿”，保卫和巩固扩大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建立西北地区苏维埃创造了良好条件。

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东南屏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机挑起内战，国民党南部的亲日派妄图发动“讨伐”战争。中共中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而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毗邻西安的商洛，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东南屏障。为了抵抗亲日派进攻，1937年1月初，由红七十四师改编的抗日南路军奉命东进灵宝、潼关之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1月中旬，抗日南路军奉命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进驻商州地区，遏制西进国民党部队的行动，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二次合作。

4、中原突围部队的落脚点。1946年7月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等率领中原突围北路部队进入商洛，在商洛党组织、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新斗争。创建的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最北端距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西安仅30公里，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向正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后背，不仅造成了对国民党西北战略要地西安的直接威胁，而且牵敌9个旅于自身周围，迫使国民党军不能轻易出兵陕北，从而为保卫延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共中央部署全局战略赢得了时间。国民党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顾希平、警备司令赵才标豪不掩饰地说：“李先念之企图系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响应陕北，进展神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中共中央在估价这场战争时指出：中原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史称中原突围是“胜利的中原突围”，其胜利的标志是落脚商洛。

5、护送革命干部的交通站。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关中地委为了有效地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党的工作，在向陕南派出干部秘密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将隐蔽斗争和公开的武装斗争相结合，派在马栏参加整训的共产党员李世华回到商县麻街，于1945年7月筹备成立麻街地下交通站，1946年6月成立中共麻街支部。交通站先后接待了从陕北返回商洛的共产党员巩德芳、王力、薛兴军及西北局统战部民运科副科长刘庚、关中地委教导团政委秋宏等同志进入商洛开展工作。1946年7月中原突围北

路部队进入商洛，8月下旬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局代书记、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等人因身体健康状况离队，在麻街休息养病40多天后安全返回延安。9月初交通站接送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经麻街到达今丹凤大峪封地沟与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会面，豫鄂陕边区委员会成立时汪锋担任边区委员会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根据地建成后，李先念、任质斌等中原局领导于9月26日在根据地武装护送下，由庾家河起程，经留仙坪、今商州北宽坪、龙王庙、板桥、腰市、大荆、西荆等地到达蓝田灞龙庙，于10月下旬安全返回陕北。1948年11月12日，国民党陕东南突击大队大队长李世华（中共地下党员）在麻街率400多人起义，麻街交通站活动结束。在此期间，交通站先后共接送和保护党政军重要领导和干部战士200多人次，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过去，感慨万千；展望未来,豪情满怀。勤劳淳朴的商洛人民正在把对党的无比忠诚、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转化为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以矢志不移的坚定意志和难能可贵的老区精神，强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向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突破发展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商洛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