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宋朝“官二代

瞧瞧宋朝“官二代

宋朝的官二代被称为“衙内”，这个词带有不言自明的形象暗示：这是一个子凭父贵、倚势欺人的“隐权力”群体。但两宋却是对官二代限制最严的时代，官二代无法为所欲为。

今人说起古时的“官二代”，必先想起高衙内。拜《水浒传》之赐，施耐庵笔下这位欺男霸女，臭名昭著的“高衙内”成为了宋朝官二代的典型符号。从元杂剧开始，那些对贪官污吏满怀愤恨的文人们，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作恶多端的宋朝衙内形象。

如《生金阁》有个庞衙内，出场白即亮明其身份与品质：“小官姓庞名勋，官封衙内之职。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

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一个苍蝇相似。”《陈州粜米》也有个刘衙内，出场也唱了一出：“小官刘衙内是也。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

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对比一下二位爷，连歌词都差不多，真不知道作者谁抄了谁。反正你也写，我也抄，如此这般，宋朝的官二代们便顶着“衙内”这个毁三观的称谓，彻底堕落于“历史”之中了。以至现代人一看到“衙内”二字，

脑海里立马会弹出仗势欺民、不学无术的恶少形象，并以为宋朝是盛产这类恶衙内的时代。符号归符号，说书的毕竟不能还原历史真实，“高衙内”在历史上从没存在过。溯本追源，“衙内”在宋代是个中性词，只因为唐、五代时，藩镇多以子弟充任

“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亲卫官。宋人出于习惯，便将官宦子弟唤作“衙内”，就如称“王孙”、“公子”，并非特指骄横的“官二代”。

宋朝衙内名声有好有坏，但没有出现群体性的“官二代”腐化现象。宋朝官二代作为整体自然有好有坏，好的官二代给整个时代的官场、社会风气带来了积极作用。就拿寇准来说，这位大宋排得上前四的名相，年轻时就是不折不

扣的花花公子。飞鹰走狗，呼朋唤友没少让爹娘操心，但架不住家教严格，母亲天天督促功课，19岁便中了进士。这位爷当了官也不消停，时常组织朋友夜宴，酒

不离口。今日看来是典型的官宦门第出身的昏官，但你能把昏官和寇准联系起来吗？而且寇准也是靠一点一滴功绩做起，不然凭他老爹前朝一个王府记室参军的小

官，如何能让他高居宰相？两宋是儒家兴盛的时期，读书始终成为官二代生活的主题，以上寇准的例子也说明，不管你多么纨绔，归根结底还是要读书。两宋141位宰相，可考为官二代

出身的62人，其中53人正儿八经进士出身，占85%，只有9人纯靠祖荫得官。从这个统计也可以看出，宋代官场官二代所占比例始终不如平民百姓，而且官二

代绝大多数也靠科举晋身。两宋官场如果非进士出身想做大官几乎不可能，因此不少受荫为官的“衙内”，为了出人头地非得再考个进士不可，韩缜、吕公著、韩忠

彦这几位名相莫不如此。

日常生活官二代多围绕文展开，诗词唱和，狎妓同游，这才显得有文化，有品位。官二代出身的柳永、秦观、周邦彦等词坛巨匠无一不是在这样的生活中熏陶出来，成就文坛美名。当然史书中对于作恶的官二代也落笔颇多，如宰相章惇之子强卖田产，假借父亲名义，“逼胁逐人须令供下愿卖文状，并从贱价强买入己”；南宋孝宗时期，大

臣李彦颖之子游手好闲，甚至闹市杀伤人命，最终牵连其父贬官免职。秦桧子孙，则自恃祖上权重，多有不法。其孙女所爱的狮猫亡失后，此女竟令临安府尹查找，

临安府三班六房齐出动，画了猫像，满街张贴，大街小巷，遍处找寻。养猫之家，都得抱猫去都监府前排队，等待登记、查验。但就总体而言，宋朝官二代至少不比其他任何时代差。相比元代的“旧臣勋阀”子弟有世袭官职的特权，“权豪势要之家”甚至可以“打死人不偿命”；清后期的八旗子弟也差不多成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之辈的代名词。群

体性的“官二代”腐化现象，都是宋代所没有的。

家庭教育，士林舆论，儒家自省式的道德约束成为官二代们的紧箍咒。宋人在约束“官二代”方面，即使不说“最可称道”，至少也是内外兼修。其约束机制，简单说，可分为两种，一是道德、风俗的“软约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约束”。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中国家族宗法制，到宋代时出现了显著的繁荣期。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有《义

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赵鼎有《家训笔录》，朱熹有《家训》，陆九韶

有《居家制用》，叶梦得有《石林家训》，等等。宋代士大夫家训不仅数量多，从内容看，很注重对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诫官宦子弟不可骄横。包拯的家训很简单，全文只有一句话：“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宗法时代，“开

除家籍”比要人的命还厉害，所以老包家训的约束力非同小可。包拯的子孙到底也没有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袁采的家训则以细致入微见长，如在“子孙勿得败祖德”条中，他列举了官宦子弟不肖

的种种危害：“富家之子孙不肖，不过耽酒、好色、赌博、近小人，破家

之事而已；贵宦之子孙不止此也。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凌人；侵害善良，则

多致饰词以妄讼”，最后必“误其父祖陷于刑辟也”。简言之，官宦子弟不肖，后果要比富家子弟不肖严重得多，所以袁采告诫说，后世当家之人，要特别注意子孙做出不肖之事，“凡为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关防，更常询访，或庶几焉”。宋代士大夫重家训，并非无因。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汉唐时代的门阀世族到了宋代已经烟消云散，政治不再被世族垄断，而是以科举的方式向全民开放，

“取士不问世家”。虽说宋朝保留甚至扩大了官员子弟的“恩荫”之制，但科考已是取士的主流，绝大多数的官宦子弟必须跟平民子弟竞争。既然没啥千年的世家，就意味着门楣可有跌宕之虞。宋朝的士大夫家族对此有深切的危机感，如果子孙不肖，便会在竞争中被淘汰。黄庭坚曾亲见“衣冠世族金

珠满堂”，不数年间，已呈“废田不耕，空囷不给”的败相；又数年，整个家族完全败落了，子弟招惹官司，流落街头。所以黄庭坚作《家戒》，“以为吾族之

鉴”。另一个历史背景则是，宋朝“以儒立国，而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