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机制

【摘要】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重点发展目标之后的其他产业发展不足，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中国的投资增长主要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房地产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市场经济由于各个经济主体的自担风险和自负盈亏特点，对盲目扩大投资有一定制约作用，但由于经济主体间权利缺少制衡和风险承担的不对称，仍会出现好大喜功的非均衡发展，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明确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责，引导社会转向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整体社会福利。

【关键词】固定资产房地产创新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一种经济形态的产生，源自基本的物质环境，短缺导致需求，习俗形成共识，共识衍生出文化与理论，理论提升并固化为规则和制度，制度则强化改造社会与经济结构，并内在地产生对相应技术的需求，技术从社会的微观层面产生，但会演化为一种强制性变革力量，进一步改造物质与社会环境，建筑、建设与社会建构，遵循的也基本上是这一逻辑。

改革开放后中国投资增长形成新的经济动力

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重点发展目标之后的其他产业发展不足，特别是民生用品的严重短缺，这种情况不光中国存在，苏联及东欧国家，以及当今的朝鲜都存在，这是经济资源严重偏向于某一方面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但与此同时，短缺本身即意味着需求，也即存在一个现成的、广大的、显性市场，从而成为市场化改革后最丰富的利基市场。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仅仅是放开了农民的迁徙自由，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工厂就生产出源源不断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因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感觉即使在严格的计划管制时期也没有被消磨掉，更主要的则是它们有引进技术与设备的地理便利和地方政府的开明思维，当然也因为这些地区多年来处于海防前沿而没有工业基础，只有放开思想和打开国内外市场，才会有迅速发展的机会。

发达地区的官员大多见识较广，特别是毗邻台港澳的东南部地区的官员和民众都清楚中国内地与境外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与引资路径，他们对上要政策，对内营造环境，于是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调整税收，设计并颁布实施有利于招商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所谓筑巢引凤，即为此举，其时饥不择食，多多益善，从而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及产业结构的低值化与重复性也因此泛滥。现在看，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简单地批评指责并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但当后进地区依样学习和跟进，发达地区又迟迟不进行经济调整时，局部的、本可以很快改进的问题就成了全局性的问题了，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则又受到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和有限的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制约，最后则转化为不断加重的产能过剩。

工业化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人口的集中及对服务业需求的提升，并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长期脱离农业转向工商业，这就是城镇化或城市化的演进逻辑，城市化的直接需求是房地产及其相关服务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又形成新的经济推动力量，从政府到普通居民，全都心向往之。

中国的投资增长主要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买的固定资产的工作量和与其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包括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的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三个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三个阶段：1981-198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历史欠账，年均名义增长19.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7%;第二轮增长为1990-1999年，为沿海地区和开发区为重点，年均名义增长21.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2.3%;第三轮为2000-2011年，年均名义增长22.6%，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9.4%。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在第一阶段为11.7%，第二阶段为40.3%，第三阶段为48.8%。①

对于中国投资的成效需要进行经济福利分析。经济学家李稻葵等人通过对两个投资率的

计算验证了中国投资的适度性。一个是境内投资率，用来衡量中国境内的总投资量，采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gdp来计算，另一个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上世纪90年代福利最大化投资率要比平均境内投资率高6%，比国民投资率高4%;2002年后则反过来，境内投资率高于福利最大化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则比其高12%;2006年以后国民投资率则比福利最大化投资率高50%以上。1990-2008年实际投资率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3.8%的gdp。②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热及房地产推动经济增长时期

中国在清王朝结束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长达40年的时间都是外战与内战交替的时期，其中中日之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长达14年。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破坏，新中国成立后的大约30年的时间又是重化工业为重点的经济增长导向，所以中国的居住状况始终是简易和短缺的。

20世纪80年代的变革，首先解决人们吃不饱的问题，这由农村集体经济崩溃后生产效率的明显提升得到解决;然后是用的问题，这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自主决策和市场导向，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不断发育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货币化的过程，经济产出的增长与货币总量的增长是同方向运行的，而且货币增加的速度大大快于产品增加的速度，同时消费也在升级，人们一次性购买的消费品从几十元的日用品如收音机、衣服类，转向几百元的自行车、缝纫机类，再转向几千元的电视机、电脑、电冰箱、空调类，到90年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转向购买几万、几十万元的汽车。汽车的不断普及则使原来较为偏远的远郊城区也成为理想的居民居住区，恰逢其时的城市房改使城市居民拥有产权的住房成为现实，再加上商业银行从生产性信贷向消费性信贷的适度转换，住房的购买力被激活并显性化，中国开始了房地产热并形成以房地产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期。中国的房地产热具有多重推力。首先是城市居民改善住宿条件的强烈需求。中国长期的建设导向是生产导向的，生产的扩大意味着就业的扩大和生活的密集度提升，但同时也意味着生活性建设的不足并形成对人性的制约，人们扩大个人生活空间需要住房，人们放置现代生活用具需要住房，人们保持和提升个人尊严需要住房，人们避免货币化过程中的价值损失需要住房。

其次是地方政府具有发展房地产的积极性。其一，不断增加的出售土地的收入可大大增加地方财力，用于地方发展和建设;其二，房地产投资可锁定投资，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和形象，增加当地经济总量，显示政绩;其三，房地产投资产业链条长，可带动就业及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其四，房地产的发展技术含量低，动员成本低，见效周期短，政府容易参与。当然，房地产投资的利益机制可能产生腐败性动机，但这只涉及较少数人和机构，而且可以通过制度完善加以改进，从而不是根本性因素。

再次是金融机构具有积极性。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消费金融就成为重要形式，房地产由于不动产的保值性、可抵押性、可流动与变现性可以使该类贷款成为安全性很高的贷款类型，风险可控易查，从而成为金融机构最偏好的放款对象。实际上，政府宏观调控时不断提高首付款比例就是对商业银行风险保障的提升，对购买第二套房及以上住房实行利率加成也有利于商业银行提升放贷收益。

最后则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推动。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积累了强烈的进城购房需求。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居民从中小城市向大都市的流动都形成源源不断的强烈需求。

中国深度城镇化将创造新的房地产需求。2014年7月24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全国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分，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中等城市（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人）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100万至300万）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500万以上）人口规模。计划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③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大